也許，在這個黨派林立的選舉年，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再次提醒人們，是什麼讓我們這個國家分裂。COVID-19危機來了，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這種病毒正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著每一個人，但就實際的疾病和死亡而言，有色人種受到的影響更大。至少到目前為止，它主要折磨的是居住在大都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核心地帶的有色人種。
美國衛生局局長傑羅姆·亞當斯博士在白宮新聞發佈會上說:“有色人種更有可能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和多代同堂的住房環境中，這增加了covid19等高傳染性疾病傳播的風險。”
亞當斯還指出，少數族裔並不是更容易受到“生理或基因上的”感染，而是更容易受到“社會上的”感染。
紐約市官員上週說，黑人和拉美裔居民的死亡率是白人的兩倍。在芝加哥，超過70%的與病毒相關的死亡發生在非洲裔美國人身上，這一比例是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的兩倍多。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縣的黑人居民。同樣不成比例的比例。
特朗普總統在週二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到了死亡率的差異，他說，“這沒有道理，我不喜歡這樣”。第二天，他稱這種差距是“可怕的”，並補充說，“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應對這一挑戰。”
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長期以來，弱勢群體一直生活在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和社區，一方面是經濟原因，另一方面是企業和政府刻意制定的政策。
最危險的人往往住在擁擠的地方，乘坐公共交通去做那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或者是不可能在家完成的工作。預先存在的健康問題，也常常與生活條件有關，可能使病毒更有可能致命。
但就在政府官員上週譴責種族差異及其與社會狀況的聯繫時，這個問題的出現也產生了負面影響。這顯然讓一些住得較遠的人更容易把病毒視為其他人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死亡率的種族差異問題突出了美國在經歷COVID-19時的整體差異。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遵循了美國城市和農村的分界線。
至少到目前為止，這種疾病正在襲擊我們生活的地方，而且主要是在大城市。對於那些不在主要人口中心的人來說，影響不是那麼直接，要求他們做出的犧牲往往顯得不成比例。
這一信息也可以從總統的簡報中聽到，當他拒絕關閉50個州的建議時，他說，“我們國家的部分地區受到的影響非常輕微”，並提到內布拉斯加州、愛達荷州和愛荷華州。
總統堅持這一觀點，儘管他自己的醫療顧問，如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安東尼·福奇博士對這種方法持開放態度。根據民意調查，在這次危機中，他是美國人最信任的人。
最近的數據還顯示，雖然農村地區的病例目前可能沒有那麼多，但它們正在增加，人們擔心這些地區將無法應對其衛生保健系統的壓力。
儘管所有美國人都面臨威脅，儘管危機導致許多人犧牲和服役，但“我們在一起”的觀點並沒有在我們國家的所有地方得到認同。這對任何關注國家態度和投票行為日益兩極分化的人來說都不奇怪。
這種分歧的種族方面，在當前的病毒危機中得到了證明，是美國更大的不團結趨勢中的一個突出因素。我們通常用“紅州”和“藍州”來談論兩極分化，共和黨和民主黨，右派和左派，你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和我的有線電視新聞頻道。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與人口密度有關。
華盛頓智庫尼斯卡寧中心負責研究的副總裁威爾•威爾金森說，鄰居的親密程度可以高度預測你可能的政治傾向。尼斯卡寧中心是以自由派卡託研究所前所長的名字命名的。威爾金森寫了一本名為《密度分界》的專著。
“城市化的吸引力把我們分隔開來……徹底地，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民主黨的選票份額上升，共和黨的選票份額下降，以一種非常線性的方式。”
換句話說，一個人住得離中心城區越近，他投票給民主黨的機會就越大。當然，同樣可靠的是，遠離震中會極大地增加一個人投票給共和黨的機會。威爾金森的地圖顯示出這些傾向是如此常規，如此明顯，幾乎是喜劇。
這種動態不僅適用於超級大都市，也適用於中小城市。那些選擇“搬到城裡”或“走向光明”的人通常是在尋求更高的教育或更大的經濟機會，威爾金森說，或者他們是自我分類的個體，被城市所能提供的東西所吸引——包括多樣性。
那些留在更多農村地區的人構成了“一個較低密度的群體，主要是白人，他們在社會保守派人格、厭惡多樣性、相對不願移民和尋求高等教育，以及對共和黨的忠誠等方面越來越趨同。”
在2016年的初選和大選中，接觸這些選民是特朗普競選策略的一個關鍵因素。從他最早的集會開始，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非都市美國人身上，後來他在就職演說中向他們致敬——“被遺忘的男人，被遺忘的女人。”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一直注意到，在美國大城市以外的地區，人們對共和黨越來越忠誠。19世紀的民主黨是一個鄉村政黨，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馬斯·傑斐遜和安德魯·傑克遜，這種聯繫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中得到延續。但近幾十年來，傑斐遜和傑克遜的政黨一直在努力擴大其在城市中不斷擴大的基礎。
在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NPR的農村問題專家霍華德·貝爾克斯報道了共和黨是如何在都市區以外的地區獲得絕大多數選票的，而這些地區正是喬治·w·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贏得總統大選的原因。人口較少地區的居民通常反對環境監管、槍支管制、墮胎、同性婚姻和世俗主義。
人口密度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憲法的特點是低密度傾向，賦予人口較少的州不成比例的權力。國父們通過談判達成了一項協議，將國會一分為二，其中一個議院以人口為基礎(眾議院)，另一個則不以人口為基礎(參議院)。在參議院，擁有所有特殊權力的人口較少的州，其影響力總是與其面積不成比例。
儘管這種安排已經持續了230年，但隨著人口眾多的州和人口較少的州之間的差距擴大，這種安排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19年的估計，目前大多數美國人只居住在9個州，因此只有18名參議員的資格(不到總數的五分之一)。與此同時，約18%的人口分佈在人口最少的27個州。因此，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在參議院擁有54個多數席位。
據預測，隨著美國大都市地區變得更加人口稠密和多樣化，美國人口將更加集中在少數幾個州。
這種多樣性意味著單純的數量問題會因為種族問題而變得複雜。種族分裂成為我們自建國以來一直存在的城鄉差距的象徵。
原憲法的捍衛者及其對各州權利的觀點認為，非比例參議院仍然有意義，或者可以通過常規程序進行修改。但是憲法修正案需要四分之三的州同意，這意味著只要13個州就可以阻止它。
這意味著，往往帶有種族成分的城鄉衝突，將越來越多地以一種方式出現在眾議院，而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現在參議院。我們已經看到，在處理當前危機中的救濟法案時，這種情況正在上演。
人口眾多的州和人口較少的州在COVID-19上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歷——以及聯邦政府對此的反應——讓我們得以一窺我們的政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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