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带来的伤害，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老百姓。即便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得到了不少的赔偿，实际上还有不少的老百姓在经受战火的侵袭之后，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在此期间，不少人为了当初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讨一个说法，童增就是其中一位代表。童增于1956年出生于重庆，毕业于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出版有《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等。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童增被评为中国民间对日本索赔第一人，其原因还是因为童增发表的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首次将“战争赔偿”和“民间赔偿”区别开来，并首创性的提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奠定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理基础。
之前也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亚洲的主要战场，不少的军民受伤、死亡，这多是战争带来的伤害。但还有部分人并非死于战争，而是死于劳累、暴打，这些中国民众都是被日军政府、企业强行胁迫去劳动的劳苦大众。日本作为岛国，人口并不多，在太平洋战线的延展，使得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先后从中国强行征召了4万余名劳工，为日本企业工作。根据史料记载和幸存者的口述，这些劳工被带到日本之后，每天从事的劳动时间多达16个小时，而去的4万多人，有五分之一是因为劳累而死。这份报告，让多数人再一次审视战争背后的意义，这些劳工究竟该不该得到赔偿？究竟该怎么赔偿？
即便童增前前后后向各方反应，却始终无疾而终，直到1991年，事情才有了转机，这一年，童增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向日本索赔1800亿美元。在经过多方的协调之后，这场跨年代的劳工赔偿案正式打响。从1994年开始，童增先后收集证据、听取事实，使得这场看起来不可能打赢的赔偿案变得有可能。经过最终的协调，当初奴役劳工最多的三菱财阀率先作出表率，71年之后，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中被奴役过的中国劳工低头道歉。一笔血泪债终于得到了偿还。
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之后，三菱公司向当初的劳役幸存者、后人赔偿每人10万元的经济补偿。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让很多人亢奋，这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要知道这件赔偿案的跨越年线实在太长，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人在意。就连当年的涉案公司都变换了几个名字、或者消亡，就是这么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被童增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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