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一世與基督教

君士坦丁大帝,又稱君士坦丁一世。他是羅馬歷史上第一位具有雙重身份的帝王。他既是基督教中的大祭司, 又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他一生政績頗豐,遷都君 士坦丁堡,延續了東羅馬帝國的繁榮; 頒佈《米蘭敕令》,召開信經大會等對基督教的改革,在基督教的 發展歷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 的古羅馬皇帝大都對基督徒實行逼迫,為什麼到君 士坦丁時代轉而大力扶持基督教,君士坦丁大帝皈依 基督教的動機何在? 長久以來,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性質備受爭議。君士坦丁是第一位有基督徒 身份的皇帝,也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筆者試圖分析 公元 4 世紀前基督教的發展,以及從政治動機與信仰動機兩方面分析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原因。

君士坦丁一世與基督教


一、公元 4 世紀前羅馬帝國的基督教

基督教發源於巴勒斯坦地區,隨即眾使徒向各地傳播福音。公元前 27 年,羅馬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的稱號,開啟了羅馬帝國時代。到君士坦丁大帝統治之前,羅馬帝國經歷了“和平”,出現 “三世紀危機”以及帝國內部的激烈爭鬥。

公元 64 年“羅馬大火”之前,羅馬帝國與基督教的關係基本處於一種和平的狀態。此時,基督教的教會組織和教義開始逐漸形成,隨著基督徒人數的增加,教會內部出現了執事,即後來的“主教”; 在傳教的過程中,形成了以“愛”為核心的律法。同時,相比較猶太教強烈的排他性,基督教開始突破猶太教民族性的限制,向普世性宗教的發展,更利於在羅馬的傳播。當公元 64 年,“羅馬大火”發生之時,羅馬帝國對基督教開始了長達 200 多年的迫害。直到公元313年年君士坦丁大帝頒佈《米蘭敕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被確立之後才結束其迫害史。在此階段,雖然基督徒遭到數次迫害,但基督教人數還在不斷地擴展。據統計,“到公元 4 世紀初,帝國境內信奉基

督教的人數就已經達到 600 萬,教會的數目也由公元 98 年的 42 個增加到 325 年的 550 個。美國社會學家斯達克( Rodney Stark) 對早期基督徒人數的增長。學界一般認為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基督徒的人數較多,而帝國的西部地區基督徒佔社會人員的比例較低。學界一般認為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基督徒的人數較多,而帝國的西部地區基督徒佔社會人員 的比例較低。威爾·杜蘭記載有: “到公元 300 年, 在東方大約有 1 /4 的人是基督徒,而在西方只有 1 / 20” 。通過羅馬東西帝國基督徒人數的對比,也 可窺探出東羅馬帝國的政治相對安穩,從而利於基 督教的發展。但是羅馬帝國為何要大肆迫害基督 教? 究其原因,表面是基督徒的“一神論”與羅馬民眾的“多神論”之間的衝突,實則是由於兩者文化不 同的碰撞。那麼君士坦丁大帝是如何化解這種矛 盾,甚至使基督教走上國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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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之“動因之爭”

君士坦丁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位有基督徒身份的皇帝。一直以來,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性質備受爭議。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公元 3 世紀,羅馬帝國出現危機,經濟蕭條,社會道德下滑,民眾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鑑於德西烏斯與戴克裡先試圖借用異教來實現古羅馬繁榮的失敗,君士坦丁大帝把復興古羅馬的目標寄希望於基督教。這時的基督教給予他們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條中找不到的希望,基督教允諾人死後可以復生,還保證給予真誠懺悔的罪人也能獲得永久的喜悅。基督教不但盛傳於羅馬下層群眾,而且羅馬軍隊中也存在一定的基督徒。

一些學者認為君士坦丁大帝是一位野心的政治 家,其中,雅各布·布克哈特認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 教實為其政治目的,他認為“君士坦丁是一位工於 心計的政客,為了在不完全依賴任何一方的情況下 維護自己的統治,他會動用一切物質資源和精神力量來達到目的。”持政治動機的觀點還有愛德 華·吉本,他認為君士坦丁要為羅馬帝國的衰亡負 責,羅馬衰亡的原因之一就是“野蠻文化和宗教獲得勝利”,此處的宗教勝利指的是基督教會的勝 利,可見吉本對基督教甚至是對君士坦丁持有偏見。同意此觀點的國內學者如陳志強教授認為君士坦丁 大帝所實行的宗教政策是為其政治目標而服務。他 指出“為了減少政治威脅,穩定政治地位,他寬容基 督教”、“為緩解各種矛盾,強化精神統治,他控制基 70督教”,由此成為其專制統治的工具。另外,還有一些學者重點從《米蘭敕令》、“尼西亞信經”分析君士坦丁大帝的政治動因,這理由嫌似單薄。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君士坦丁的皈依是對基督 教的真正信仰。著名羅馬史專家瓊斯認為君士坦丁大力扶持基督教是出於對基督教虔誠的信仰。而漢斯· A· 桑德波德爾也認為君士坦丁信奉基督教“是因為宗教信念,而非出於政治上的權宜考慮。君士坦丁並不是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家,而是一個信徒; 他顯然內心渴望得到某個最高神祗的保護。宣佈信奉基督教並不能多給他帶來什麼好處,畢竟他只要容忍基督徒就可以得到好處,何況基督徒還只是少數,尤其是在西方。”

持此觀點的國內學者如張堯娉從“夢的啟示”角 度解釋了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又有學者把政治動因與信仰動因相結合來分析,其中郭蘇星認 為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既不是單純的政治動因,也 不是單純的信仰動因,但又忽略了一些潛在的因素, 比如當時基督教的發展趨勢以及其母親對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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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動因“結合論”

在羅馬人經歷了公元 3 世紀的危機,加之基督教勢如破竹的傳播,衝擊著羅馬人的多神教的觀念。公元 306 年君士坦丁當政,他將帶領羅馬人走向何方? 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直到臨終前才接受洗禮。

政敵加勒裡烏的下場對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加勒裡烏患上了不可治癒的疾 病,基督徒稱那是上帝對他的懲罰,他可能相信了基 督徒的話,從而決定改變逼迫基督徒的政策。根據 優西比烏記載的史料,加勒裡烏宣佈: “我們為國家的利益所頒佈的一切法律,都是為了恢復羅馬人的 古老法律和傳統紀律。我們尤其希望帶領已經放棄 祖先信仰的基督徒迴歸真理。在我們頒佈法令,命 令所有基督徒迴歸到古代的習俗後,許多基督徒出 於恐懼而遵行了,我們不得已才懲罰其他基督徒。可是,仍有許多基督徒堅持己意,我們知道,他們既 不會崇拜與服侍神祗,甚至也不會崇拜和服侍他們 自己的上帝。因此,在對所有人的仁慈的驅使下,這 樣做似乎是公義的: 寬恕他們,允許他們再次成為基督徒,再次在他們的聚會所中聚會,只要他們不妨礙 公共秩序。作為對我們寬容的回報,我們將要求基督 徒為我們的國家和他們自己向他們的上帝獻上祈禱, 以便國家可以繁榮昌盛,他們可以安居樂業。”

這項法令頒佈五天後加勒裡烏就去世了,有的基督教史學家認為逼迫基督徒的人都不會有好結果,雖然加勒裡烏停止了逼迫,但是他的懺悔來的太遲。此外還有“暴君”馬克西敏的描述: “暴君突然被上帝鞭笞擊打,並陷入極度的疼痛,暴君向上帝懺悔,但其罪惡深重,上帝不接受暴君的懺悔。基督徒認為暴君所遭受的痛苦比他本應遭受的要少的多。”君士坦丁轉而利用基督教來反對他的政敵,師出須有名,君士坦丁宣佈對逼迫基督徒的暴君發動戰爭。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戰勝了他的敵人,這可看出君士坦丁的政治動機。

關於君士坦丁何時開始信奉基督教的,我們不得而知,學者一般認為開始於公元 312 年。據基督教編年史家記載,君士坦丁在與馬克森提烏斯的戰 爭中,在夢中得到一個啟示,“要他將一個基督教的 象徵物放到他士兵的盾牌上,之後他命令他的士兵 在盾牌和軍旗或拉伯蘭旗上使用一個看似希臘字母 Chi - Rho 疊置在一起的標誌。這兩個希臘字母是“基督”的前兩個字母。”君士坦丁隨即命令在 自己和士兵的頭盔盾牌上烙印這個標記。據說士兵 們戴上此標記後備受鼓舞、士氣高漲,最後君士坦丁 大帝攻克大敵,順利進入羅馬城。從此,他相信“基 督徒的上帝”所擁有的力量,並把戰爭的勝利歸功 於上帝保佑。一個“夢的啟示”竟改變了君士坦丁 的命運,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正如溫斯頓·丘 吉爾說: “歷史是由一個又一個活見鬼事件組成的。”細細想來,竟與中國古代的“託夢之說”如出一 轍,再者也為君士坦丁大帝披上了濃厚的神秘色彩, 這裡面不僅包含其政治動機,也暗含著信仰動機。君士坦丁作為帝國之王,故不能丟棄大眾所信奉的 多神教,借“夢的啟示”來提高基督教的地位,這也 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精明之處。

基督教是連接歐洲古代文明與中世紀文明的橋樑,而君士坦丁就是構築這“橋樑”的關鍵人物。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共同頒佈的《米蘭敕令》被認為是基督教的重要轉折點。事實上這是一封信,是李錫尼寫給曾經受馬克西米努斯·戴亞管轄的各個省督。《米蘭敕令》的主要內容是: “要他們終止一切迫害基督徒的舉措,沒收的教產,無論是來自個體還是團體,都必須迅速歸還,而且所有公民,尤 其是基督徒———但是也包括所有其他的 人———都可以自由信奉他們選擇的宗教。”

《米蘭敕令》給予基督徒前所未有的宗教寬容, 也標誌著羅馬正式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君士坦丁開始轉向支持基督教。學者們一般認為君士坦丁頒佈《米蘭敕令》固然有一定的信仰因素,但其中的政治動因顯而易見,主要是為了控制教會,加強皇權。君士坦丁是以宗教信仰為政治戰爭服務。

君士坦丁為調解教會內部矛盾,積極參與教會 事物,為此給各省總督寫信並主持召開了一系列的 會議。君士坦丁下令在羅馬召開旨在促進教會團結 與和諧的主教會議的中提到給羅馬主教的信: “……正如細心勤勉的閣下所知,我尊重合法的大公教會,不願意大公教會在任何地方出現任何一種 分離或分裂。最尊敬的閣下,願偉大上帝的神聖大能常年保守你們的平安! ” 君士坦丁下令舉行 彌合主教間分歧的第二次主教會議中給敘拉古主教的信: “……憑著堅毅的閣下阿德權威,以及其他到場主教統一一致的智慧,這可恥可嘆、拖延至今的爭 吵也許能被真宗教、信仰與兄弟般的和睦取而代之, 儘管這來得太遲,願全能的上帝常年保守你的健康! ” 君士坦丁作為皇帝,手握重權,並沒有用 命令式的口吻要求教會做出改觀,而是以平和性的 語言與各主教商討。從以上兩則信件的內容看出君 士坦丁對各主教態度的謙遜,這種謙遜也是作為一 名基督徒所應有的,同時體現出他對上帝的虔誠。此外還有君士坦丁給予教會金錢以及教會領袖免於 所有公共責任的信件。

君士坦丁還調停了關於阿里烏之爭。阿里烏認為基督是一個受造物,基督在出生或被創造前並不存在,基督可有可無。他否認聖父、聖子和聖靈為一體。這引起了教會內部的爭論,特別是主教亞歷山大極力反對阿里烏派主張。君士坦丁扶持基督教就是為帝國能有統一的思想,沒料到教會內部出現紛爭。因此,君士坦丁主持召開尼西亞會議,會議上通過了尼西亞信條:

“我們信仰唯一的上帝,天父,萬能的神,天 地的創造者,一切肉眼可見和不可見事物的創造 者。我們信仰唯一的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子, 在一切時間之前他來自聖父,光來自光,真神來 自真神,來自而非造自聖父同質,一切事物經由 他而存在,為了我們人類,為了拯救我們,他下 凡,從聖靈和聖母瑪利亞化為肉身,成為人,為了 我們被本丟·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釘上十字架,承受痛苦,埋葬,並且依據《聖經》在第三日 復活,昇天,坐在聖父的右手邊,並且會在榮耀中 回來審判有生命的和已過世的,他的王國不會有 終點。我們信仰聖靈,主和生命的賜予者,他來自聖父,他和聖父聖子一起接受崇拜和榮耀,他經由先知傳達聖意。我們信仰唯一神聖的天主和使徒教會我們承認洗禮赦免罪惡。我們期待死者復活和下一個年代的生活。阿門。”

緣於信仰之爭的尼西亞會議實則是一場各宗教教派之間的政治搏殺。尼西亞信條確立了聖父聖子和聖靈三位一體,這符合君士坦丁想要統一各種信念,加強了教會信仰的統一性。君士坦丁還告誡其他皇帝不要迫害基督徒,在他時代建造的君士坦丁堡是為了獻給“殉教者的上帝”。他認為那是上帝的旨意。巴恩斯( Timothy D. Barnes) 概括了君士坦丁的一生: “312 年後,君士坦丁認為,他作為皇帝的主要責任在於,諄諄教導臣民追求美德,並且說服他們敬拜上帝……,他儘管有各種缺點,對個人權力充滿強烈野心,但仍然真誠相信,上帝把一項特殊使命賦予他,即讓羅馬帝國皈依基督教。”。無論從《米蘭敕令》,還是從召開的歷次會議上看,作為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他努力保持帝國的穩定; 作為一名基督徒,他也盡力維護教會內部的統一。身兼這兩種身份也使得他皈依基督教的動機不能夠純粹,因此,他皈依基督教是政治與信仰動機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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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餘論

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基督教遭受迫害已達十多次,但是通過基督教信徒人數的數據分析,基督教反 而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到公元 4 世紀初,隨著基督教內部的改革,教會組織及教義逐步形成,這時的基 督徒已佔帝國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又鑑於羅馬民 眾經歷“三世紀危機”之後的恐慌,基督教信奉的一 神教與羅馬民眾信奉的“多神教”的衝突,君士坦丁 大帝作出選擇,利用基督教以維護帝國的統治。從 “夢的啟示”開始,逐漸相信基督教,到後來頒佈《米蘭敕令》以及召開公會會議,這種親力親為的做法逐步把基督教引向國教的地位。

君士坦丁一世與基督教


此外,君士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是一名基督 徒,且他非常敬愛其母親,這也可成為他皈依基督教 的原因之一。當然,有些學者認為君士坦丁臨終前才 接受洗禮,這似乎是對君士坦丁的虔誠提出質疑,但 臨終前受洗並不是君士坦丁一個人的特例,且他作為 帝國皇帝,臨終前受洗又可減少一些束縛。愛德華· 吉本認為“無意中誇大的頌揚有時能激發真正的美 德,君士坦丁一開始所表現的虔誠或許是故作姿態, 經由讚揚、習慣和典範影響,逐漸變成嚴肅信仰和熱誠皈依。” 優西比烏對君士坦丁大帝大加讚揚,稱其“為上帝所愛的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 信仰動因與政治動因互相交融、不可分割。無論他是 出於政治還是信仰動因,最終達到了名利雙收的結 果。君士坦丁開始信奉基督教源於他得到上帝的啟 示後戰勝馬克森提烏斯,他相信上帝的力量,這可歸 於信仰動因,但同時他又希望利用上帝戰勝敵人,這 顯現出他的政治動因。再者,君士坦丁既扶持基督 教,又擔任羅馬多神的大祭司; 他皈依基督教後,羅馬貨幣的圖案仍為“不可征服的太陽”。羅馬帝國規定, 每週的第一天被用來崇拜———顯然,這既是崇拜基督,也是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陽”。這可能顯現出君士坦丁模稜兩可的立場,甚至有人譴責君士坦丁對 基督教的不虔誠。其實君士坦丁明白,他的臣民尤其 是羅馬元老院的貴族大都是異教徒,他不想與異教徒 發生衝突; 就他所處的境遇,宗教與政治不可分離,他能做到的就是頒佈更多傾向於基督教的政策。誠如 羅賓·萊恩·福克斯評價君士坦丁: “自從聖保羅以來,為統一基督教最努力不懈的人。”就尼西亞信 條而言,它既促進了教會的統一,也加強了皇帝對教 會的控制,而且皇權要高於教權。此後皇權與教權不 斷博弈,由此奠定了中世紀西歐的政教之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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