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人物在討論後漢時，總會惋惜“桓靈時代”。例如，蜀漢丞相諸葛亮就在《出師表》中寫過，“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老實說，漢桓帝完全跟昏庸沾不上邊，畢竟拿下當時權傾朝野的梁冀一黨背後怎麼可能沒有點實力呢。另外，即使是宦官專權時代，劉志依舊對朝政有著十足的把握。
與之相反的是，漢靈帝的一生則完全沒有看出有什麼才能，雖然黃巾起義是在他在位期間被消滅掉的，但更多應該歸功於地方的將領，也就是那批之後將會活躍於三國時代的一批人。
漢靈帝的昏庸最主要體現在其對宦官的態度上。同樣是重用宦官，漢靈帝與漢桓帝之間卻有著天壤之別。漢桓帝可以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畢竟梁冀執掌朝政多年，漢桓帝在剷除梁冀之後，必然對其餘黨懷有戒心，所能依賴的當然是身邊的宦官了。漢靈帝則恰恰相反，雖然自己是被外戚勢力所立，但當時外戚勢力明顯不及宦官勢力，他需要做的是平抑宦官實力，讓外戚與宦官處於均衡的態勢上。
對於統治王朝來說，宦官勢力的最大問題是容易造成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脫節。另兩個宦官勢力嚴重的朝代唐朝和明朝，後期都出現了較為強勢的地方勢力。畢竟，無論是外戚勢力還是文官集團都有更好的延展性，可以將嫡系人員派往其他地方來控制地方的權力，而宦官則很難做到這一點。
傾向於宦官的策略使得漢靈帝在位期間朝廷勢力更為失衡，宦官集權程度也超過了漢桓帝時期。同時，漢靈帝採取的一系列賣官鬻爵行為，以及對消滅黃巾軍起義功臣的處理為後來埋下了禍根。
總結來說，漢靈帝的所作所為直接導致了後來的三分天下。前一代外戚所立的身份背景讓漢靈帝無法完全倚重外戚，同時可能倚重的外戚又由於錯誤的估計了當時的形式而過早被清除出場。過於倚重宦官勢力以及北方叛亂迭起，導致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進一步下降，地方割據勢力開始抬頭，其中最典型的當然就是位於涼州虎視眈眈的董卓。
當然，從更高的角度來看，從後漢開始就一直沒有得到遏制的土地兼併是推動後漢走向三國的最根本力量，這也是漢靈帝無法掌握的。
閱讀更多 小崔說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