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里日報》連載8期的退休領導姜成章關於長輩闖關東的奮鬥史，講述了他們一家長輩闖關東以來的風雨人生、山東鄉情。
闖關東人家的風雨人生
2019年農曆十月十七日是母親90歲壽辰，生日一過父母就雙雙跨過90歲的門檻。2017年農曆臘月十三日，父親過了90歲生日，就在這一年的農曆四月二十四日，二老婚姻牽手喜度70年白金婚。俗話說“堂上二老便是寶”，特別是每當熟悉二老的人向他們投來羨慕和讚賞的目光時，作為兒女，雖然我們都已到了或是過了60歲甚至70歲的年齡，但還會切身感受到有父母的日子真好。
我的父親姜鳳魁生於1928年農曆臘月十三日，生肖屬龍，母親宋玉蘭生於1930年農曆十月十七日，生肖屬馬，祖籍都是山東省乳山縣。1947年農曆四月二十四日，經人介紹二老在達賚湖老四號漁場喜結良緣，一生含辛茹苦養育了我們姐弟五人，風雨滄桑、相濡以沫，幸福邁入了婚姻牽手70年白金婚的殿堂。
1941年，二老跟隨父母闖關東來到滿洲里，除了2003年回過一趟山東老家，剩下的時光可以說一輩子都待在了滿洲里，親身經歷和見證了滿洲里80年的滄桑發展歷程。
一、貧窮苦出身
姜秀官（生卒1901年—1979年）與姜宋氏（生卒1900年—1997年）夫婦
宋欽孟（生卒1906年—1960年）與於秀蘭（生卒1913年—2004年）夫婦
青年時代的姜鳳魁
青年時代的宋玉蘭
1942年，尼基金樓下“美良照相館”徒工崔成波、姜鳳魁合影
姜秀官、姜宋氏夫婦與兒子姜鳳魁、兒媳宋玉蘭一家在扎賚諾爾小站1952年興建的住宅
山東省地處華東沿海，自古就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和人口大省。
從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一場震驚世界人類史上的大遷徙著名的闖關東運動就發生在山東大地。我的父親母親就出生在這古老貧瘠的土地上，祖祖輩輩都是靠出海捕魚和種地為生。
父親出生的村莊叫姜格村，村前臨黃海後依丘山，山上有商周時期所築的烽火臺，村志上明文記載，明朝洪武年間由祖上姜顯成建立。全村300餘戶人家，清一色的姜姓，坐落在村中央的姜氏祠堂記載得清清楚楚。姜格村雖然都姓姜，但分東西南北四大份，我們這一支姜姓到父親這一輩是第二十世，屬北大份，也是宗親淵源最明瞭，且社會影響最大，人數最多的一份。祖父親筆傳下了從16世紀開始順序的家譜：國吉孟秀鳳，成登全永光，雲開方恆宇，達道樂安邦。祖父的太爺姜國慶，爺爺姜仁吉，父親姜孟湖。據祖父講，他的太爺有6個兒子18個孫子。可見祖宗脈絡清晰，由於有家譜，至今我們走遍天下輩份不亂。據史書記載，姜姓是大姓，源於炎帝(神農氏)因曾居陝西省岐山縣之姜水，故以姜為姓。自炎帝已下傳54世至太公(子牙)，至今已傳150餘世，歷經4000餘年，為中華最古老姓氏之一。在這以後眾多中華姓氏中，已考證有60餘個姓氏都是源於姜姓。
小時候常聽祖父講家裡的一些故事，我們姜姓是兩位中華始祖的後裔。也許正是應驗了祖父的傳說，一段至今還讓父親難忘的記憶不得不讓人折服。
19世紀初葉，一場滅頂之災的大瘟疫席捲山東大地，到處哀鴻遍野、屍體縱橫。一個個村莊、一家家相繼滅絕，堪稱空前絕後，尤其是男性壯年居多。祖父姜秀官就是在這場大浩劫中7歲喪父，8歲喪母，孤苦伶仃，硬是和其他三個同樣是孤兒的堂兄弟，一個堂妹，靠年邁的奶奶和僅剩的叔伯二大媽拉扯長大。祖父姜秀官生於1901年9月19日。祖母姜宋氏出生於1900年9月9日。聽父親講，祖父10歲就跟著長5歲的堂兄姜秀文一起擔當起重任，如種地、拉犁的苦差事，兄妹中最小的還不到5歲，吃的苦就可想而知了。直到四兄弟都成家後，奶奶也去世了，才將世代一起生活的大家庭分開。
到了1917年，山東大地接連的災荒和飢餓，又不得不促使17歲的祖父跟上闖關東的人流，硬是靠一雙腳板闖到了哈爾濱，在俄國人開辦的電車公司尋了份售票的差事。那時的哈爾濱由於蘇聯十月革命剛剛勝利，大批的俄國地主、資本家和白匪軍在大清洗的浪潮中蜂擁而至，街道上混亂不堪，搶劫、強姦、暴亂事件頻頻發生，每天都有人不明不白無辜死去。為了躲避這戰亂的局面，祖父不得不離開戰亂的哈爾濱一路向北，先是在大興安嶺跟隨同是闖關東的同鄉姜家大櫃（現在稱包工頭）修過隧道，時常還要趕著馬車到現俄羅斯境內的外興安嶺拉木頭，後來又輾轉到海拉爾開荒種地，最後還是跟隨姜家大櫃到了遠離戰亂的達賚湖打魚。就這樣，在那場老家史無前例的瘟疫中倖存下來的四個堂兄弟姜秀文、姜秀官、姜秀福、姜秀武齊聚遠離家鄉的達賚湖，開始了四個堂兄弟的捕魚人生。
冬天的達賚湖千里冰封，狂風肆虐，零下40多度的冰上捕魚生活讓這些從小在海濱氣候條件下長大的大男孩兒如同下地獄般吃不消，每天天不亮就上冰，晚上月亮升起後才帶著一身冰冷的臭汗收工，忍飢挨餓不說，就連生命都沒有保障。大哥姜秀文就是在那場史稱“塌達賚”事件中喪生的。母親的二爺宋立幾也在這場惡運中被凍掉了十個腳趾，成為終身殘疾。祖父能幸運地躲過一劫，是因他靠自學識點字，擔任網房記賬並幫助做飯而沒有上冰。祖父的好學是出了名的，他不僅寫一手好毛筆字，到了晚年還自費訂了一份《呼倫貝爾報》，在上世紀60年代能自費訂閱報紙的老年人是實屬罕見的。這次“塌達賚”事件給冬捕的漁工留下了陰影，互聯網上也可查到詳細記載。
這場“塌達賚”事件影響很大，據《朔謨前塵》一書記載，1927年11月22日上午，各漁號的業主為了多捕魚沒有實地查看冰面是否凍實，就命令漁工鑿冰下網，當時在湖面上作業的漁工多達一千多人。下午三點多鐘，突然颳起了大風，約有十級以上，人在冰面上都站不住。這時，湖西北岸冰由於凍得不實，被大風颳裂開了長長的大縫，湖水湧出不斷衝擊著岸邊。因為當時各漁號的住房都在湖西北方向，漁工們看到冰裂了，為了逃避危險便紛紛向西北岸邊奔去，想逃離湖面。由於毫無組織地亂跑，跑在前面的人踩到冰塊邊緣薄冰上時，被後面的人擁擠紛紛掉入冰水中，後面的人一看也不敢擠了，便在湖面的冰上站住，不再亂動。風越刮越猛烈，很快夜幕吞沒了一千名多漁工。黑燈瞎火，人們束手無策，毫無救援辦法。湖面上又沒有任何遮擋，任憑寒風撕咬著空腹的漁工，氈疙瘩、皮襖凍得與皮肉都粘在了一起。
冰上的人被困了兩晝夜，當湖冰再度凍實後，被困的漁工才陸續回到各漁號。這次災難史稱“塌達賚”，共凍死、淹死126人，凍傷截肢者154人。這起特大墜冰事件教訓慘痛，令人警醒。
正是由於當時捕魚工人的不斷增加，上千號人的吃飯吃菜問題擺在了老闆的案頭。老闆看中了祖父姜秀官厚道老實的秉性，就選中了祖父和他四兄弟中的老三姜秀福及另一位闖關東的老鄉宋臣平三人，在達賚湖的西岸邊離老四號漁場一公里外的一處凹地開荒種菜，並將菜園子用老闆公司的商號“吉盛德”命名。從此，三個闖關東的硬漢終於擺脫了冰上捕魚的艱辛和危險，把“吉盛德”菜園子侍弄得很討老闆喜歡和漁工們的讚揚，就連周邊的蒙古族牧民老鄉也經常用羊肉來換蔬菜特別是大蔥。
姜秀官7歲時喪父、8歲時喪母，從小在其二大媽拉扯下，與三個同為孤兒的堂兄弟一起耕種
1942年秋天，15歲的姜鳳魁來到尼基金樓下美良照相館當學徒。
姜秀官、姜秀福、宋臣平三個光棍漢因陋就簡蓋起了地窨子，從此有了家。
天有不測風雲，本來為了躲避戰亂千里闖到達賚湖尋求太平環境，哪成想剛剛安穩的日子竟又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攪得四下逃竄。1929年7月，中蘇之間由於中東鐵路路權歸屬問題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中東路事件，戰鬥主要在中國的滿洲里和扎賚諾爾地區展開。雙方動用的一線兵力超過20萬，使用重炮、坦克、飛機等重型裝備，從7月至11月大小戰鬥數十次，最終張學良的東北軍慘敗，12月20日簽訂《伯力協定》，12月26日中東路事件被迫以中方接受蘇方提出的恢復中東鐵路中蘇共籤的原狀，雙方釋放被俘人員而宣告結束。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中，為了逃生三個硬漢趕著馬車跟著車流一夜狂奔，越過興安嶺，一直跑到扎蘭屯，直到戰爭結束才又開始了往日的生活。
有了安穩的生活，漸漸地家的概念油然而生，三個光棍漢說幹就幹，就地將草皮子犁成一尺見方的草坯，再在地下挖個半米來深的坑，用一塊塊草坯子乾打壘砌成牆，再用柳條編成條笆和蘆葦蓋棚上，很快三間簡陋的地窨子房就建成了。為了節省成本，我們家的廚房和宋臣平家共用，父親回憶說，房子矮的橫樑都能碰頭。房子雖然小而簡陋，但它卻是祖父在關東的第一個家。再後來，父母新婚的洞房和叔父、姐姐的出生地都在這裡。
二、生死尋親路
1943年，尼基金樓下美良照相館徒工趙桂珍、姜鳳魁、崔成波合影。
1956年，兒時的姜成章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前留影。
1952年，於秀蘭老人與女兒宋玉蘭、女婿姜鳳魁，兒子宋路廷、宋壽廷，外孫女姜成雲 等
1953年，王玉英、姜鳳魁、張德茂、王其悅4名德昌照相館股東合影。
1954年，姜鳳魁、宋玉蘭夫婦與女兒姜成雲，兒子姜成起、姜成章留影。
1955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婦與兒子姜鳳魁、姜鳳元，孫輩姜成雲、姜成起、姜成章在小站
領頭的線人給大家買了船票，開始進入嚴密的登船檢查。
山東省乳山縣姜格村的族人向來重視教育，上世紀初葉就在洪興寺建起了遠近聞名的“養正小學”，姜鳳魁兒時就在這所學校讀書。
尋親路上，騾子受驚翻車，3歲姜鳳信因為驚嚇而後喪命。
父親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貧苦勤勞的漁民家庭裡。祖父一生沒上過學，但硬是練就了一手好毛筆字。在他一生精心保管的小櫥櫃裡，一本老式黃紙線裝記事本寫滿了漂亮的蠅頭毛筆小字，記載的內容全是某年某月某日，哪頭牛下犢，是公是母，什麼顏色，哪隻雞下蛋了，什麼時間開始下的，更為詳細的是每天家中支出的花銷和所購買的物品，再詳細不過了，真可謂是一份精打細算的家庭翔實檔案。
為了讓父親從小能多讀書識字，祖父在關東拼命幹活寄錢回家，供父親在老家讀了小學。貧困的家庭生活環境，讓父親過早地承擔起上山割柴草、下地做農活的勞動，每天放學回家不用祖母叮囑就會主動完成。
山東老家的日子也不太平。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不久，日本就對山東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父親回憶，日本人雖然沒有直接進入姜格村，但飛機幾乎每天都在村子上空盤旋，有時還投下炸彈或用機槍掃射。父親清楚記得，一天他在上學的路上，剛一出村，從東方飛來兩架日本飛機，飛機飛得很低，機上的日本國旗標誌都看得很清楚，緊接著飛機一個俯衝就是一陣掃射，父親急中生智見旁邊有個草垛，就趴在裡面不敢動，飛機毫無目的地掃射一陣子，朝著乳山口方向飛走了。父親學也不敢上了，撒腿往家跑，跑著跑著迎頭碰上跑出去又回村的老百姓，祖母也在其中。事後，村長帶領全村族人到家廟上香感恩。後來聽說村子的西邊有八路軍，這樣動盪的日子時有發生，更為令人生厭的還不止日本鬼子，三天兩頭還要應酬上門討債交糧的國民黨軍。當時叫中央軍，還有26旅，據說是汪精衛的兵，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
終於有一天，祖父捎信說關東有了自己的家時，祖母一刻也不願留在老家忍飢挨餓了，全然不顧裹足小腳的不便，懷抱著只有3歲的小叔，手牽著14歲的父親，於1941年3月在東北還冰寒料峭的季節就踏上了千里迢迢的關東尋親之路。
母親出生的村莊叫南泓村，同樣是個有著600多年曆史的老村。全村清一色的宋姓，我的祖母也是宋姓，同屬這個老村。據父親回憶，南泓村的家廟規模比姜格村還氣派，每年的豬駝羊廟會規模也比姜格村廟會更有特色。在乳山縣這個地方，姜姓、宋姓、于姓是遠近聞名的三大姓。我的外祖母就是于姓，出生在名叫水頭的村莊，全村同樣清一色于姓。外祖父宋欽孟兄弟四人，同樣因生活窘迫，兄弟四人兵分兩路闖關東，一路向東闖到了安東，一路向北闖到了滿洲里達賚湖。外祖父在家排行老二，最初和老三一道闖蕩安東，做起了往來朝鮮的邊境貿易。後來老三在朝鮮成了家，乾脆留在了朝鮮。剩下外祖父一人輾轉向北和四弟一起，在達賚湖做了賣苦力的捕魚工人。後來，中東鐵路運輸需要大批裝卸工人，經人介紹外祖父報名參加了鐵路招工，從此便成了一名鐵路工人。 外祖父、外祖母都沒讀過書，但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卻很是根深蒂固。母親在老家沒上過學，因外祖父闖關東在外，家中最大的母親過早地擔負起家庭重擔，摟草、拾柴、下農田幹活全靠母親幫助支撐。母親12歲就跟隨外祖母來到滿洲里。剛來滿洲里那陣子，為了要面子，外祖母同意母親跟著同院的鄰居孩子一起上學，可二年級剛上了一個學期，就被嚴厲的外祖母勒令其退學了，理由是一個女兒家上什麼學。從此，撿煤、拾馬糞蛋、料理家務就成了母親替代學習的營生。望著鄰居天天上學，母親只能把淚水往肚子裡咽。
1941年中華大地正是日寇鐵蹄肆意踐踏、到處燒殺搶掠的瘋狂年代。陽春3月，在膠東乳山縣通往煙臺港的山間土路上，幾匹高頭騾子拉著坐滿了尋親小腳女人和孩子們的大板車，像是在和這遲來的春天賽跑，恨不能插上翅膀立馬飛到那令人嚮往的關東大地。
膠東的春天，山坡的雪已經融化。土坡上、山坳裡和那路邊的泥土與石縫間都露出了初生的綠色，遠處的大海暖洋洋而涼爽，真可謂一路鳥語花香、多彩多豔。正當這些從未走出過山村海邊的小腳女人和孩子們好奇地欣賞著從未見過的迷人景色時，突然打頭的大公騾子四蹄騰空，不知為何而受驚狂奔起來，緊接著一輛、兩輛，繼而全部騾子都驚了起來，剎那間哭叫聲、呼喊聲和騾子的嘶鳴聲混雜一片。不好，頭車的大公騾子翻車了，有人被砸在車下。乘坐第二輛車的祖母一隻手緊緊抱住只有3歲的小叔，另一隻手緊緊抓住父親，生怕兩個孩子有點閃失。脫韁的騾子哪管這些人的死活，一門心思四處狂奔，一個下坡騾倒車翻，將車上人全部甩了出去。
一場驚心動魄的“廝殺”結束了。回頭看看摔傷的女人和孩子們，個個驚魂未定、心驚膽戰，我的小叔則不停哭喊“翻車啦、翻車啦”，好像是嚇破了膽似的。再看看頭輛車，被大公騾子和板車壓在車下的姜秀元因砸傷了腰再也站不起來了，不得已又回到了老家，這一待可就是一輩子。就這樣一隊尋親的小腳女人和孩子們，跌跌撞撞、翻山越嶺，天黑前終於到達了煙臺港。
煙臺古時為登洲府所在地，是歷代軍事要塞和重要通商口岸，是離日本最近的港口。祖母一行一路顛簸，領著的、抱著的，大包小裹，手提肩扛，一點不亞於逃難的災民。到了煙臺港才知道世界之大，各路尋親的隊伍都齊聚這裡，到處是熙熙攘攘的人流，都是為了奔赴同一個理想的目的地——關東。
整個煙臺港陰雲密佈，伴著夜晚昏暗的燈光，一面豎在碼頭上的青天白日膏藥旗泛出了灰白的色彩。領頭的線人給大家買了船票，開始進入嚴密的登船檢查。一艘由煙臺開往大連的客貨混雜輪船就要起航了。女人們全部順利通過了良民證審查後，登上了由持槍日本兵嚴密把守的輪船。順利登船後，被領頭的線人帶進了輪船的最底層三等艙。艙內燈光昏暗，只見黑壓壓擠滿了人，人們全都席地而坐，根本別想還有個座位或床鋪了，只是船艙底部鋪了點草簾子。
輪船的汽笛終於鳴響，搖搖晃晃駛出了碼頭。船艙內什麼也看不見，但是祖母和這些小腳女人們的心裡還是美滋滋的。因她們的心裡都揣著一個美麗的夢。船艙裡的人橫七豎八躺得很不規則，隨著波浪搖晃人們逐漸進入夢鄉。
過了午夜，貨輪駛進深海區，海面颳起了七八級大風，船身搖晃得越來越厲害，像一頭怒吼的野獸，一會兒將船拋向巔峰，一會兒又將船跌入深谷，翻騰的海浪發瘋般地敲打著船艙，不時發出巨響，整條船輾軋著、呻吟著、顛簸著、咆哮著。艙內的嘔吐聲、哭鬧聲、叫罵聲此起彼伏，一片狼藉。白天受過翻車驚嚇的小叔經過這一折騰，則更是狂喊“翻了，翻了，又要翻了”，孩子真是嚇破了膽。經過這一夜狂風巨浪的折騰，本來一夜的航程卻在第二天的傍晚才到達大連港。
輪船到港後，線人又組織小腳女人和孩子們坐火車先到哈爾濱，再轉火車經過兩天兩夜的煎熬才到達滿洲里。祖父從達賚湖專程趕著馬車到滿洲里火車站迎接。當祖母抱著小叔、領著父親一走出站臺，祖父急忙跑上前去準備親一親從未見過面的小叔，卻被一同前來接站的叔伯弟弟搶了先，一把將小叔摟在了身穿翻毛皮襖的懷中。從小就怕皮毛的小叔頓時嚇得哇哇大哭，又不停地嘶喊“翻了，翻了”，繼而就開始驚厥抽搐，發起了高燒，不得不送醫院搶救。由於醫療條件所限，可憐的小叔三天後還沒到達達賚湖的新家就離開了人世，埋在了滿洲里小北山。聽父親講，小叔名叫姜鳳信，因他出生那天，祖母收到了祖父寄回家的錢和平安信，便起名鳳信。
可惜小叔來到世上僅三年，連那個夢中的新家都沒見過，就死在了這千里之遙的關東大地。
多年後，當一家人談起這段闖關東生死尋親的往事時，才偶然得知原來父親和母親這對素昧平生的男女，竟是在這同年同月同日乘同一艘船，千里渡海，奔赴同一目的地的，最終又喜結良緣，共組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這真是應驗了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千古名言。後來母親說，她在老家12歲前是沒有名字的，就是在這次尋親前，為了能通過日本憲兵的良民證審查，領路的線人才幫母親起了個好聽而美麗的名字“宋玉蘭”。從此，這個代碼就成了母親一生的護身符和名字。
三、求生辛酸淚
1955年，孫華昭、張德茂、姜鳳魁在“德昌照相館”後院合影。
1956年，姜鳳魁在當年“德昌照相館”門前留影。
上世紀50年代，扎區服務公司職工在呼倫湖旅遊，後排右一為姜鳳魁。
1956年，姜宋氏老人與兒媳宋玉蘭、次孫姜成章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前留影。
1956年，宋玉蘭懷抱次子姜成章在扎賚諾爾小站留影，遠景為乳品廠。
1956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婦與長媳宋玉蘭、次子姜鳳元，孫輩姜成雲、姜成起、姜成章在小站住宅院內留影。
四個堂兄弟姜秀文、姜秀官、姜秀福、姜秀武歷盡千辛萬苦來到呼倫湖捕魚為生。
面對人去樓空的嚴酷事實，姜鳳魁重新回到呼倫湖，操起了其父親姜秀官打魚賣苦力的舊業
1945年8月，姜鳳魁在哈爾濱住院治療，因戰爭被困，經呼倫湖漁場駐在員王岐山介紹，在哈爾濱萬香酒廠找了一份刷酒瓶的工作。
達賚湖，北方第一大湖，以盛產20多種淡水魚蝦而聞名中外，從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它就敞開胸懷迎接著一批又一批闖關東的人們。
初來乍到，望著這一望無際海一樣的大湖，祖母和父親都沒感覺到和膠東的大海有什麼兩樣。但父親怎麼也沒想到，還有如此寬廣遼闊的天空和草原，自由飛翔的小鳥及路旁自由“歌唱”的蟈蟈，父親真被這鳥語花香的景色陶醉了。
經過一整天的顛簸，馬車終於載著千里尋親的祖母和父親到達了離滿洲里80多公里外的達賚湖西岸老四號漁場後身——“吉盛德”菜園子，一個只有三間簡陋地窨子草坯房的家。看到這個新家，父親失望了，難道這就是天天夢想的新家嗎？連個玩耍的小夥伴都沒有，特別是到了夜晚整宿都有蚊子和小咬光顧，讓這初來乍到的小主人渾身被叮咬得傷痕累累。這裡沒有學校，也遠離行人，就是最近的老四號漁場也只有20餘戶人家。在這裡，每天放牛、餵豬、拾牛糞、打草成了父親主要的營生。不過祖母和父親的到來，讓祖父常年打光棍的日子開始變得滋潤起來，轉年1942年初冬叔父姜鳳元在此出生。
父親一天天長大，為了不讓父親再做這種賣苦力的營生，祖父千方百計託人想給父親找個學手藝的技術活兒。功夫不負有心人，1942年秋天，經滿洲里“太來”商號老闆於學運介紹，祖父在滿洲里“尼基金”大樓下的“美良”照相館給父親謀到了個學徒的工作。從此，15歲的父親就開始學習照相。雖然工作風不吹雨不淋，但老闆只管吃住，沒有任何報酬，儘管這樣，父親還是滿足地認為這是天下最好的工作了。為了改變一家不再受窮的命運，也不辜負祖父的希望，父親一開始就勤學苦練，深得老闆王濟清的喜愛，老闆便讓父親跟隨技術最精湛的虞正倫師傅一對一地學。由於老闆精心呵護和師傅的言傳身教，很快父親就能獨立施展技能了。
在學徒近三年的時間裡，由於路遠交通又不便且又全是山路，父親很少回家，一次在返城時半夜遭遇狼的事件，讓父親至今想起來都毛骨悚然。為了早上不耽誤上班，父親決定連夜一個人趕著馬車走80公里的山路。夜深人靜的荒山溝裡，微弱的月光灑在寂靜的原野上，遠處和路兩邊顯得陰森森，似乎藏著無邊的黑暗，一個人趕著馬車獨自走在這黑漆漆的山路上怎麼能不害怕呢。突然在馬車的前方竄出一條大如牛犢的黑影，馬兒驚慌地豎起耳朵，發出一聲聲嘶鳴，不好，是一隻碩大無比的草原狼。在這突如其來的關鍵時刻，父親果斷地決定放慢車速，並揮了一下馬鞭，馬兒像聽懂了主人的信號，昂首闊步繼續向前。
說來也怪，草原狼竟被這莫名其妙的一鞭子驚著了，乾脆離奇地席地坐在路邊，用它那貪婪的目光好奇地、兇狠地端詳著這個敢在它面前坦然走過的人。此時的父親想起祖父的告誡，在草原上遇到狼千萬別慌，你怕它更怕，要沉著應對，隨機應變。面對這隻狡猾的草原狼，父親緊握手中的馬鞭，還不時地在地上甩幾下，發出叭叭的響聲，不緊不慢地就把馬車趕到了狼的前頭，狼一見這架勢更是摸不著頭腦，在馬車的後面跟著，彷彿是在尋找戰機。但父親始終陣腳不亂，再加上天漸漸放亮，狼終於失去了耐性，垂頭喪氣地向草原深處悄然走去。望著狼遠去的背影，父親一顆忐忑的心終於放下，人卻一頭栽倒在馬車上，好久才緩過神來。
與狼的遭遇是躲過去了，可一股毒火卻攻在了他的臉上，右腮鼓起了一個不封口的大膿包，由於在滿洲里治療不見效，不得不轉院到哈爾濱。在哈爾濱協和醫院一個日本大夫給診斷為“尋常性狼瘡”，不得不住院做手術治療。3月份去的哈爾濱直到8月份光復前才基本痊癒，可見“尋常性狼瘡”的頑固性，此時的醫院已非常混亂。一天父親在街上溜達，突然間他看到滿街的人都朝著一個方向狂奔，其中還參雜一些日本人，嗚哩哇啦地亂成一團。父親也隨著人流跑起來，跑著跑著就看到身後轟隆隆滿大街的坦克，一點也不比汽車慢，嚇懵了的父親根本分不清東南西北，突然覺得眼前好面熟，猛一抬頭看見牌匾才知道到住地了，後來才知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由於事變中東鐵路全線癱瘓，病是治好了，可父親又成了難民。眼看著身上的盤纏即將用盡，還是達賚湖漁業公司駐在員王岐山在哈爾濱一個叫萬香的酒廠幫父親找了一份刷酒瓶的工作，雖然工作很低賤，但必定可解燃眉之急。萬香酒廠是當時哈爾濱一家較大的酒廠，生產當時很出名的白玉露牌白酒，老闆生意做得很大，產品供不應求。
說起在酒廠的經歷，父親還差一點惹下大禍。由於酒廠過於追求產量，管理和維修都跟不上，致使跑冒滴漏和酒瓶破損現象都很嚴重，車間水泥地面上到處都是酒，工人只好穿水靴子幹活。父親剛來酒廠時什麼都感到好奇，特別是當聽說酒能點燃時，絲豪不懂化學知識的父親出於好奇心劃了根火柴試試，結果沒點著，當第二根火柴划著後，藍色的火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在腳下蔓延。車間有人發出尖叫聲，父親拼盡全力左踢蹚右撲摟，在大家的幫助下，由於酒不純，加之地上較涼，火很快被撲滅了。事後好心的工友並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老闆，父親才算躲過一劫，而且還在酒廠安下身來，一干就是一年多。直到1946年中東鐵路恢復通車，父親才得以回到滿洲里。
回到滿洲里後，家都沒來得及回就直接跑到了“尼基金”大樓下，只見往日熟悉的“美良”照相館招牌不見了，一打聽才得知東北事變後，師傅虞正倫被查出是喬裝打扮的日本特務，被槍斃了，老闆王濟清也不得不回山東青島發展去了。沮喪的父親面對著人去樓空的嚴酷事實，不得不重新回到達賚湖，操起了祖父打魚賣苦力的舊業。冬天打冬網，夏天打蝦網，任勞任怨的父親無論幹什麼都能贏得老闆和工友們的讚揚。於是老闆便把全網上最重但又是整趟網掌舵（俗稱走杆）的差事交給了父親。
冰下捕魚技術最早是在19世紀末由俄羅斯商人引入中國的，因而很多工作用語(俄語)還一直延用至今。走杆就是將一根長約35米、寬約10公分的長木杆，從漁工事先鑿好的長2米、寬1.8米的冰窟窿（俗稱下網眼）對角穿進去，杆子根部像穿針引線一樣拴上大拖網的網綱，網綱的兩端一邊由一根長杆牽引，呈倒八字形方向向兩側分開，漁工們每間隔3米用18公斤重的鐵釺鑿一個約30公分的園形冰窟窿（俗稱打冰眼），走杆的人俗稱麻仙（俄語技術工匠），在每個冰眼裡用特製的U字形口朝下的鋼叉用力撥動長杆帶著網綱前行並保持前進方向。每隔3個冰眼（9米）將長杆後的網綱從冰眼裡掏出來一次，由下一工種擼繩的工人負責將網綱纏繞在木製的絞盤上（俗稱馬神），再由一名漁工趕著馬像驢拉磨一樣牽引網綱帶著大拖網前行。當網綱在馬神(絞盤)的帶動下行駛到下一個9米的網眼時，就將馬神(絞盤)移到這個新的網眼上，如此一個進度稱為一馬神。從下網眼開始，兩側長杆是呈倒八字形運行，大約在22.5米處，兩邊的長杆同時開始向正前方行進，此處的網眼被稱為拐點，即正式放場子開始。兩側的冰眼數是齊頭並進的，這樣才能保證魚網在冰面下同時前行。
兩側馬神中間的距離約500米，也就是說有一個約500米寬的大拖網在冰面下齊頭並進前行。遇到魚群時各工長都會競爭風頭，多時竟能一網打100多噸鮮魚，這就意味著工人要連軸轉了，因為老闆是隻要產量，不管勞動時間，更不允許將網凍到湖裡的。每趟網走杆的人就像是魚船掌舵的輪機長，要拼盡全力撥動冰面下長達35米的長杆，即使在零下40多度的嚴寒條件下（冰的厚度最深達到1.5米），也是常常累得滿頭大汗，可見冰下攪動長杆的難度和其勞動強度了。
場子放的大小是由工長決定的。工人早晚兩頭不見太陽的工作時間，大約都在16至17馬神，遇到魚群工長常常會將場子放到21至22馬神。當達到工長規定的距離時，工長會在兩側的拐點插上小紅旗，要到達出網眼時，同樣從拐點處呈正八字形向三角形出網眼運行，兩根長杆先出水面，繼而兩臺馬神齊聚出網眼，最終將大拖網和裝魚的網兜拽出水面，這就是冰下捕魚的全過程。雖然現在改用機器鑽冰眼，拖拉機帶絞盤，減輕了工人的勞動強度，但是走杆的工序還如同當初，必須由掌舵人來人工操縱。
苦日子在一天天熬過，祖父也在不停地為父親學有所用的前途而四處奔波。機會終於來了，滿洲里博士大街上的德昌照相館老闆王其悛因準備去北京發展，有意將德昌照相館出兌。因老闆知道父親學過徒，就託人捎信給父親，最終由王其悅、張德茂、王玉英和父親四個人每人出資500元，於1953年11月1日正式兌下了德昌照相館，王玉英為法人代表。
每當提起這集資的500元，都會讓父親念念不忘當時那些肯借錢給他的親戚們。為了能讓父親如願，外祖母東拼西湊地挨家借錢才總算湊夠數。可就在四人經手不到三年的時候，由於國營商業的興起，私營企業在政策的打壓下，生存越來越困難，無奈只好到政府報停業。正在此時聽說新成立的國營印刷廠招用技術工人，父親便前去應聘，由於父親技術好，廠長阿拉坦欣然同意。好心的父親此時又想到了其他三位弟兄，想把大家一起帶過來，但阿拉坦廠長不同意並說“你來我同意，其他人不行”。父親心想，我走了他們怎麼辦？因此善良忠厚的父親就放棄了這個千載難逢改變命運的機會。但四人中的另一位卻沒管這些，如願到了國營企業工作，由此也擺脫了在這以後資本家罪名的牽連，從這件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父親是多麼可敬可愛的人。就在他們餘下三位苦等政府批准企業報黃的時候，一個公私合營的政策將他們苦心經營的照相館收歸國有，雖然從此有了固定的工資收入，但一個一輩子讓他抬不起頭的罪名也從此壓在了他的身上。
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因為500元的股份而戴上了資本家的帽子，受到了不公正的批鬥和紅衛兵的抄家。現在回想起來，父母在當時是承受了多麼大的精神壓力啊！
1957年北方照相館技師與扎區服務公司領導等合影，前排：唐淑珍、關主任、馮會計，後排：王其茂、高吉文、姜鳳魁、張德茂。
1958年，北方照相館技師合影，前排：王玉亭、王其悅、唐淑珍，後排：張秀聰、高吉文、姜鳳魁。
1958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婦與老人（姜宋氏母親）、長子姜鳳魁、長媳宋玉蘭、次子姜鳳元、孫女姜成雲、孫子姜成起和姜成章留影。
1964年，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院內合影。
1956年，姜鳳元與侄女姜成雲，侄子姜成起、姜成章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前留影。
1957年，姜成雲與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合影。
四、戰爭的幸運兒
1942年春天，12歲的宋玉蘭來到滿洲里，將家庭生活的重擔挑在肩上。
當一輛拉煤的斗子車經過鐵路道口時，趕車老闆快速用馬鞭捅下兩塊大煤，沒成想招來了發瘋般的鬼子軍官。
15歲時的宋玉蘭被迫到日本憲兵隊長中川家裡當保姆看孩子。
母親12歲就來到了滿洲里，因母親是家中的頭大，從小就把家中的生活重擔挑在肩上。由於外祖父常年在達賚湖打魚，加上滿洲里氣候寒冷，撿煤、拾馬糞蛋就成了母親少年時代的主要營生。全家冬天的取暖用材和燃料，幾乎全靠母親的一雙小手來實現。有時撿的東西太多了，拿不動就只好回家找外祖母幫忙抬回來，至今有一件事讓母親想起來還後怕。
一天母親看到很多孩子都到鐵路東道口那兒撿煤，因那兒離煤場近，再加上馬車過鐵路時因車輪顛簸煤塊容易跌落，母親也想來此佔點便宜。當一輛拉煤的斗子車過鐵路道口時，母親立馬緊隨其後，儘管車輛顛簸但煤塊就是不往下掉。母親挎著小鐵桶一路小跑，心想總會有煤塊掉下來的機會。這一切被趕車的老闆看在眼裡，見是一個小姑娘一路窮追不捨，臉被凍得通紅，瞅準四下無人，快速用馬鞭捅下兩塊大煤。還沒等母親緩過神來，突然從路邊的特務機關裡跑出一個鬼子軍官，“八嘎、八嘎”，二話不說就給了車老闆兩巴掌，然後就來追母親。母親被這突如其來的場景嚇得發瘋般地狂跑，就連天天撿煤用的小鐵桶也扔了。當快臨近家門時鄰居大嬸急忙問：“姑娘你跑什麼？”母親說：“鬼子追我！”大嬸說：“哪有鬼子啊？”母親這才敢回頭，其實鬼子早已無影無蹤。母親為什麼這麼害怕日本鬼子，因為她知道，凡是被抓進三道街憲兵隊的中國人，幾乎都沒有活著出來的。
外祖母家當時就住在市政街與二道街交匯處的魚菜鋪後院，隔一道石頭牆就是日本鬼子的憲兵隊。大院裡住著十幾戶人家，好一點的俄式房屋都被日本軍官霸佔了。有一個名叫中川的憲兵隊長，開始就住在這個院子裡。中川的女人平日就觀察到母親不上學，於是就動了心思，相中了文靜、乾淨利落的母親，準備讓母親給她看孩子。開始託鄰居說，外祖母未同意。儘管外祖母不同意母親上學，但她也絕捨不得讓自己的孩子去給日本人看孩子。於是翻譯官又親自上門，外祖母還是不同意，翻譯官一聽瞪起他那本就睜不太開的小眼睛，惡狠狠地說：“太太相中你家姑娘是抬舉你，你怎麼那麼不識抬舉，別敬酒不吃吃罰酒。”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都勸外祖母同意吧。
於是15歲的母親被迫到了中川家看孩子。中川家有一個3歲的女兒和一對剛1歲的雙胞胎男孩兒，那時給日本人看孩子，只管飯沒有任何報酬，能填飽肚子也算幸事了。因日本統治時期每人每月只供應18斤糧，全部是帶殼的高粱米，外祖母買到供應口糧都要在石碾子上碾碎去殼才能吃。大米滿洲人（不能叫中國人，只能稱滿洲人）不能吃，吃了犯法。一晃三個月過去了，一天母親聽說中川家要搬家了，搬到三道街臨街的一棟漂亮的木刻楞房，想讓母親跟著走。此次翻譯官又登門威脅，最後日本女人看外祖母實在不願意，就答應和以前一樣，白天去晚上可以回家。話說到此，外祖母再沒有拒絕的理由。
剛開始的幾天，外祖母每當女兒離家時都要偷偷落淚，生怕女兒在日本人家中有個閃失。轉眼間，母親去了一年多了，日子一久，外祖母自然也就習慣了。可誰知有一天，憲兵隊長中川騎著高頭大洋馬，腰挎戰刀，在持槍衛兵的護衛下，親自來到外祖母家，這可把外祖母嚇壞了。翻譯官說：“你不要怕，中川隊長有話和你說。”中川終於開口了：“我要去前線打仗了，太太一個人在家睡覺害怕，就讓姑娘和太太做伴照看孩子吧。”外祖母一看這架勢，不字還沒說出口，望望中川那陰森森的臉，再看看身後那日本兵寒光閃閃的刺刀，心裡暗自琢磨著，男人走了給女人做伴也無妨，就點頭答應了。就這樣，母親成了中川家的全職保姆。
母親到了中川家後發現，往日那個擺設奢華的家已經將貴重物品全部打起了箱包。幾天後，也就是1945年的8月9日凌晨3點，窗外的夜空突然響起隆隆的爆炸聲。母親知道木刻楞房後院有個洋鐵鋪，怎麼洋鐵匠半夜三更還敲打呀？仔細一聽，是爆炸聲而且越來越密集，母親急忙趴在窗戶上向外眺望，只見一道道火光劃破城市夜空，直指東大營方向（日本兵營後為鐵路中學），發出陣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
此時，日本女人也焦急呼喊：“妮桑、妮桑，要打仗了！”正當母親不知所措時，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幾個日本兵進入屋內，原來他們是奉命前來轉移中川女人和孩子的。就這樣母親與中川女人揹著小的、領著大的和這隊日本兵一齊走出了木刻楞房。剛走不遠，藉著微弱的月光，發現前面有一隊人，仔細一看竟是外祖母領著7歲的大舅和街坊鄰居。原來外祖母她們也是因為魚菜鋪後院離憲兵隊太近，而要逃到五道街親戚家避難。此時，城市的東方已漸漸開始露出魚肚白，蘇聯紅軍的戰鬥機不停地在城市上空呼嘯掠過，發出一陣陣刺耳的尖叫聲。母親和外祖母雖近在咫尺卻不能同行，鄰居大嬸尖叫道：“姑娘都什麼時候了，你還跟著她？”聽到呼喊，母親只能用含淚的目光望望外祖母，但又不敢忽視身後那寒光閃閃的刺刀，一句話也沒說眼含熱淚地與外祖母擦肩而過。這時，遠處傳來了隆隆的坦克車進城的聲音，再回頭望望，憲兵隊大院和東大營都響起了激烈的槍聲。清晨5點，蘇聯紅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佔領了滿洲里。駐守滿洲里的日本侵略軍除一部分事先撤回海拉爾要塞外，其餘全部被殲滅。8月9日早晨滿洲里全線解放，全城老百姓房屋無一損壞，可見當時指揮官的指揮有多麼得當。
再說母親隨著這隊日本軍官太太和孩子，被幾個奉命轉移的日本兵，趁著天沒亮被帶到了一個高大空曠的大房子裡，在幾盞昏暗燈光的影射下，只見黑壓壓擠滿了日本女人和孩子。稍待安靜後，中川女人從腰間包袱裡取出水果罐頭，給她的三個孩子吃，昏暗的大屋子裡，女人們都席地而坐，雖然人很多但這裡的空氣似乎凝固了，靜得出奇，連吃奶的孩子好像也知道日本人的末日要來了，全都變得鴉雀無聲，室外的戰況更是一點不知。
大約上午10點左右，黑屋子的門終於打開了，一道刺眼的光透了進來，真有在漫漫黑夜裡突然迎來黎明的感覺。一個頭戴紅星帽的黃眼睛、大鼻子的蘇聯紅軍軍官用鐵桶式擴音器高聲喊話，翻譯用日語、漢語同聲傳話：“請大家不要害怕，戰爭已經結束了，現在給大家發飯糰！”話音剛落，蘇聯紅軍士兵把事先準備好的大米飯糰發給大屋子裡的每一個人。
用完餐後，那個頭戴紅星帽的大鼻子軍官又高聲喊話：“你們當中有沒有中國人？請站出來。”母親一聽嚇呆了，以為蘇聯人要把給日本人做事的中國人統統拉出去槍斃。中川女人從母親手中接過孩子，又從腰間掏出了50元滿洲幣給了母親，這可是母親一年多勞動的報酬啊，而且還是在這種驚心動魄的恐怖環境下獲得的。隨後，中川女人又想把她隨身攜帶的手提包交給母親，母親雖然知道里面全都是貴重的金銀手飾，但還是沒敢擔這個風險。至今母親還清楚記得，當她離開中川女人和三個孩子時，只見她們母子的眼中都噙滿了淚水，戀戀不捨地留下絕望的表情。母親走出大門時，蘇聯紅軍士兵讓母親伸手檢查，看到50元錢但並未說什麼，就放母親出了大門。
一出大門，母親才醒悟，這不是二道街劇院嗎？平時那麼熟悉，今天卻如此陌生。於是，就像一匹脫韁野馬一路狂奔，跑著跑著，只聽鄰居大嬸喊：“姑娘，你上哪兒去了？你媽都找瘋了，都以為你死了，快回家看看吧。”一到大門口，就看到四處尋找的外祖母還領著大舅，母女相見，緊緊摟在一起抱頭痛哭，稍一安定，外祖母說：“家也不能回了，家裡有一個日本兵死屍，可能是受傷後從憲兵隊翻牆過來砸碎玻璃進的屋，弄得滿地是血，死在屋裡了。”聽外祖母這麼一說，母親這才發現，大院門口躺著好幾具日本兵屍體，其中大門口還有一個趴在機關槍上死的，到處一片悽慘景象。正在這時，一位鄰居高喊：“日本鬼子被打敗了，日本人的東西都被搶光了，你們怎麼還在這傻站著？”這一提醒，母親拉上外祖母和大舅快步趕到了她熟悉的中川家，可進屋一看，早被瘋狂的人們搶得精光，唯獨牆上那個平時掛軍帽和軍刀的馬鹿角還紋絲不動地鑲在牆上，母女倆總算沒白來，得了唯一一件日本人留下的物品。後來，聽木刻楞後院的王婆講，中川女人和孩子隨後也都被釋放了。可當中川女人領著大的抱著小的回到這空空蕩蕩的木刻楞房時，她絕望了，這個剛毅的女人用棉絮先捂死了三個無知的孩子，然後自己上吊自盡了。臨死前還找到王婆，想託王婆的兒子把她那個心愛的手提包轉交給母親，但手提包最後的歸宿只有天知道。
和外祖母同院居住的其他日本女人臨死前不是將孩子捂死，就是扔水缸裡淹死。特別是那些受過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洗禮的日本男人，臨上戰場前或是戰爭間隙，他們都要跑回家先把女人和孩子殺掉，然後無牽掛地上戰場。聽祖父說，當年達賚湖居住的一個日本軍官臨撤離前，將妻兒全部槍殺埋在一棵樹下，戰爭後他被遣送回國時還專程到樹下取走妻兒遺骸帶回國。倖存下來的孤兒都被中國人領養，體現了中華民族善良的本性，至今在滿洲里還有我熟悉的當年的日本遺孤。
戰爭是殘酷的，這場震驚世界人類史上滅絕人寰的侵華戰爭留給母親太多的記憶，她是這場殘酷戰爭的幸運兒。
五、無知釀苦果
1962年，姜鳳魁為扎賚諾爾飲食服務公司打草。
1964年，姜鳳魁、宋玉蘭夫婦與子女姜成雲、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合影。
1966年，扎賚諾爾“北方照相館”技師合影。前排：王玉廷、唐淑珍、姜鳳魁，中排：趙麗榮、張秀聰、欒國華，後排：王世孟、王其茂、張仁政。
1967年，姜成起（右側）與同學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前留影。
1967年，姜成雲與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前合影。
四人接手的德昌照相館，經營不到三年就公私合營了，從此姜鳳魁因為500元入股資金而背上了資本家的罪名。
1958年，姜秀官懷著滿腔激情，將家裡牛、馬、羊、馬車、打草機等全部入社。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了大食堂，但只吃了三天就散夥
俗話說，有一份耕耘就會有一份收穫。但對忠厚善良、辛勞一生的祖父和父親來說，就是因為無知而吞下了一顆與勞動付出相悖的苦果，讓他們一生都無法啟齒挽救。祖父1920年隨同闖關東的隊伍到了千里冰封的達賚湖，先後經歷了沙俄資本家、舊中國資本家、日本漁業株式會社和解放後的國營達賚湖漁場，直至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祖父僅憑著一腔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激情，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放棄了有著四十多年老漁工工齡的資歷，以一個農民的身份，把家裡僅有的牛馬羊、車輛，還有當時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德國產馬拉割草機、馬拉爬子等一股腦全部入了社。聽說公社要成立集體食堂，認為有些東西留在家裡也沒有用了，就連母親結婚的嫁妝銅洗臉盆、炒菜的大勺等也全部拿了去，結果公社集體食堂只吃了三天就散了夥。
本來滿腔熱情愛社如家的善心，卻被殘酷的現實開了一個大玩笑。已經58歲的祖父再過三年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國家的退休待遇了，千辛萬苦闖關東，四十多年的老漁工生涯就因為成立了人民公社，稀裡糊塗地變成了一個亳無社會保障的農民，又辛辛苦苦地在紅旗公社三隊工作了十餘個年頭，直到79歲辭世，祖父沒有享受到一分錢退休金待遇。公社的土地性質歸現在承包者所有。
近些年，由於開礦造成的農田沉陷、國家徵用土地等政策的實施，國家和企業施重金予以補償，這本來是一次最好的安撫機會，但執行起來卻因土地性質國有，只補償現租賃者，而對當初農民入社的勞動生產資料卻完全沒做考慮，造成了創造公社原始積累的老社員的後輩多次赴區、進京上訪事件，據說至今也沒有妥善解決。
據查證有關資料，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早在1950年3月15日就發佈了《關於退休人員處理辦法的通知》，但當時是建國初期，只在機關、鐵路、海關、郵電等部門實施。繼而，1951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5年12月29日，國務院又頒佈了《關於國家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並明文規定這個辦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同時執行。從此，我國普遍實行了退休制度。而我的祖父是在這之後的1958年因加入人民公社才離開達賚湖漁場的，雖然是時過境遷的事，但不能不讓人覺得命運的不公，就是因為當時國家的政策在執行的時候出現了偏差，才人為造成了祖父命運中的苦果。
和祖父相比，父親的命運也飽受折磨。本來早在1942年就參加了照相學徒工作，後因1946年東北事變照相館關閉，轉而到達賚湖漁場打魚直到1953年。就憑這兩個參加工作的時間，無論哪一個都屬於解放前參加工作，理所當然地可以享受國家的工人離休待遇。哪成想忠厚老實的父親總是認為解放前都是給私人幹，真正參加工作的時間應該是1953年11月4日個人集資兌下照相館開始。由此，一張最初的個人履歷表成了他一生因無知自釀苦果的印證。
當年四個熱血青年每人出資500元錢兌下了德昌照相館，也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給他和家庭帶來了噩運。沒完沒了的批鬥，紅衛兵抄家，上高中的大姐紅衛兵資格被撤銷，母親擔當多年的街道居委會主任被罷免，更不可思議的是，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露天放映的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電影也被勒令退場，母親也不得不強忍淚水拉著哭鬧不止的小弟弟回家。一時間，一向老實厚道受人尊敬的父親被突如其來的“資本家”帽子壓得喘不過氣來，他怎麼也想不明白，自己清清白白一生，憑手藝掙錢，怎麼一夜之間就成了“資本家”了，為此他暗自流過淚，但他始終相信，黨會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
文革中有一件事至今令他倍感欣慰，文革開始的一段時間裡，批鬥會幾乎天天都有，後來發展到批鬥時要給被批鬥者戴上帶有汙辱性的白布條。可是輪到要給父親戴時，主持者讓誰去誰都不去，直到文革結束，只有父親從沒有戴過這種白布條，這是一種何等的人格魅力啊！
文革過後，在糾正冤假錯案的過程中，黨按政策給了他一定的文革期間的傷殘補助，而且還給了他一個工商業者的稱謂，當年入股的500元錢也按照政策進行了贖買。父親從那以後更加堅信黨、理解黨，也更加熱愛黨。他曾懷著對黨無限的忠誠寫過多封入黨申請書，都由於組織上沒有辦法對他講的原因最終沒有批准，成了他一生的憾事。但在服務公司和照相館的光榮榜上，幾乎年年都能看到父親的名字，他的黑白攝影作品也多次在全國、省、自治區評選中獲獎。1965年一幅黑白藝術人像攝影作品入選“全國人像攝影藝術展”，1975年和1984年兩次由欒國華攝影，父親暗房製作的藝術人像攝影作品分別入選“東三省人像攝影藝術展”和“第四屆全國人像攝影展”，他也被評為國家一級攝影修整技師。懂得攝影藝術的人都知道，一部好的作品不僅要拍攝得好，更關鍵的是後期暗房製作(當時暗房是不能見陽光的)。父親為了保證照相館的整體質量，工作期間大部分時間都是無怨無悔地為他人做嫁衣，做著別人不願做的暗房工作。同時，照相館是輪休制，不管誰有事，打個招呼父親都會主動替班。父親就是這樣一個對黨的事業無比忠誠的人，雖然自己入不了黨，但看到我們姐弟五人先後都入了黨，他感到由衷的高興，看到我們的每一個進步，他就會對我們說：“你們進步就好！”
更令我們敬畏的是父親那種幾十年如一日的敬業精神。1952年為了叔叔、姐姐和哥哥上學，祖父和父親決定把家從達賚湖老二號搬到扎賚諾爾小站。1956年公私合營後，父親又從滿洲里調到了扎賚諾爾北方照相館。從此，他每天都騎著那輛青島牌的臥把老式自行車風雨無阻，單程10多里地，以從未有過的遲到紀錄直到1988年退休。期間只有1983年5月17日特大暴風雪，因媽媽說什麼也不讓父親去，而使照相館領導不得不打電話給當時小站唯一的一部電話，請郵電局的老李師傅務必到家看看父親是否在家，這也是父親一生中唯一一次“曠工”。熟悉父親的人都記得他那輛褪了色的青島牌自行車。為了保證第二天能準時上班，每天不管多晚父親都要把自行車修理好。為了省錢，內胎是補丁摞補丁，外胎實在不行了就截一段墊皮把漏的地方包住，騎起來雖是一路顛簸，卻從未影響上下班，直到外胎實在不行了才換條新胎。父親硬是騎著這輛車每天往返於小站到街裡的上下班路上，一騎就是32年。如果按每天往返10公里計算，那可差不多是繞地球兩圈半的路程，可見父親的敬業精神是多麼高尚。
1968年，姜秀官、姜宋氏夫婦與兒子姜鳳魁、姜鳳元，兒媳宋玉蘭、宋淑華，孫輩姜成雲、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姜成波、姜成濤在小站住宅前合影。
1969年，姜成雲與小弟姜成立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前留影。
1969年，姜成章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前留影。
1970年，姜成雲與弟弟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賚諾爾小站住宅庭院內合影。
1979年，姜鳳魁、宋玉蘭夫婦與女兒姜成雲，長子姜成起、許嬌琴夫婦，次子姜成章、榮輝夫婦，孫輩姜順英、孫廣廷、孫崇廷在西大營住宅前合影。
每當父親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時候都非常滿足。他經常說：“我這一生不欠別人的，別人也不欠我的，這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好啊！感謝共產黨，我都90歲了，待在家裡還給開資。”雖然父親年事已高，但他身板硬朗，精神依然矍鑠，每天關心海內外大事是他唯一的愛好。
若干年後，服務公司曾經的一位老領導從外地回來看到父親時，不無愧疚地對父親說：“我當年有些事做得對不起你，連個房子也沒給你。”父親還是那句話：“都過去了，還提它幹什麼。”借用這位領導的提示，何嘗是房子啊，父親一輩子在扎區飲食服務公司不單沒享受過福利房，直到退休前工資也從未漲過，也許有人會說不可能，可殘酷的事實就是如此。這事說起來也挺蹊蹺，父親的工資是1956年公私合營時按手工業技術等級評定的，當時是93.60元，轉入國營走入正軌後，照相館歸屬到飲食服務公司，公司的領導工資也就60元至70元，再則那些年國家從未普漲過工資，直到退休前，只要一漲工資，領導就把父親和徒弟放在一起考評，每次父親掛在嘴邊的話是“我比你們工資高，你們漲吧”。甚至有一次單位只有一個漲工資的指標，時任領導問父親：“你漲還是我漲？”（按當時條件只有父親和這位領導有資格），純厚善良的父親毫不猶豫地說：“你漲吧。”直到1988年退休，93.60元的工資就成了父親一生永恆的記憶。
這就是我的父親，一位從舊中國走來，一生只知道默默奉獻，從不知道索取，純樸的不能再純樸的一名老工人。正是這種為人師表的崇高境界時時都在教育和影響著我們幾代人成長。
六、62年回鄉夢
二老從1941年闖關東離開山東老家就再也沒有回去過。2003年10月，為了圓他們二老這個多年的夢想，我和姐姐專程陪同父母乘飛機回了趟山東老家。那一年父親76歲、母親74歲，這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飛機。考慮父母年紀大了，專門安排頭等艙。當飛機起飛的一剎那，二老懷揣愉快的心情眺望著舷窗外，“看到了，怎麼那麼高啊。”母親驚訝地說，“你看水杯放這都這麼穩，比火車都穩啊！”父親也驚訝地說：“你看房子變得那麼小了！”從哈爾濱到威海的航程僅需一個多小時，還沒等二老欣賞夠，飛機就開始下降了，二老感慨地說：“這麼快，我們當年可要三四天呢，光坐船就得一宿啊！” 汽車載著闖關東62年後回故鄉的老夫妻，在寬廣的高速公路上飛速行駛，一個多小時就到了乳山市所在地——夏村。一下汽車，極目遠眺，兩座恰似母乳的山峰躍入這對背井離鄉62年老夫妻的眼簾。父親在停車的市政廣場上驚訝地幾乎跳起來：“我是真的到老家了嗎？不是做夢吧！”這時我和姐姐都發現父親的眼圈已經含滿了淚水，足可見思鄉圓夢的心情。
汽車載著我們繼續向海陽所鎮——姜格村的方向行駛。望著路兩旁綠油油的玉米、高粱，父親讓司機打開車窗，一股家鄉田間特有的清香味撲鼻而來，父親深深地吸了一口，一邊聞著一邊說，真是甜到了心底。再往前行，蔚藍色的大海漸漸呈現在眼前。海是那麼的藍、那麼的遼闊，好像在敞開懷抱迎接這對離別太久太久的兒女，而大海的兒女見了大海更是格外的親切。駛過著名的銀灘旅遊區，二老不由自主地張望車窗外，海邊匯聚了各種中國古典傳統建築和歐洲古典式、巴洛式等的藝術別墅群。“這哪是從前的海陽所啊！”這時司機說：“彆著急，你們想見的老海陽所就在前面。”車輛越前行越能勾起二老的回憶，這不是趕集的老街嗎？這不是那時常擺攤的大石頭房子嗎？記憶中的這條街好寬啊，怎麼變得這麼窄了？
不知不覺汽車已到了姜格村，老遠就看到矗立在村口的黑色老石碑。父親迫不及待地下了車，三步兩步爬上土坡，摟住老石碑，摸啊、看啊、笑啊，真是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這麼激動和高興。
2003年9月18日，姜鳳魁在山東省乳山縣姜格村村碑前留影。
進了村，不用嚮導，父親就徑直朝著62年前的老祖居快步急行。一趟房一趟房地準確定位後，父親望著那熟悉的、中國傳統勾沿式門樓和那雖已褪了色露出木頭白茬但依舊可以看出是黑色的古色古香的兩扇木門。一推，門竟開著，一幅建於明朝時期、壯美的大福字罩壁石牆赫然映入眼簾，父親驚詫道：“這不就是我的老祖居嗎？”屋內的主人聽到聲音後急忙跑出來，一打聽才知道是父親叔伯堂兄家的兒子在此居住。老祖居坐北朝南，茅草屋頂有一尺多厚，主房三間，面積大約10米×4米，東西側是臥室，中間是廚房，居住面積也就四五十平方米，院中有一東西走向的倉房，小院兒不足三十平方米。全村300餘戶人家像是一張圖紙整齊劃一，全部用青石砌成。據坐落在村中的姜氏祠堂記載，村中的老祖居大都是明朝洪武年間建成的，至今已歷經600多年的風雨洗禮，但依然那麼堅固。
2003年9月18日，姜鳳魁與宋玉蘭夫婦在山東省乳山縣姜格村祖宅前留影，左為女兒姜成雲、右為次子姜成章。
2003年9月18日，姜鳳魁攜妻子宋玉蘭在山東省乳山縣姜格村自己出生的老屋前留影。
不得不羨慕我們的祖先在建造老祖居時是多麼智慧和匠心。由於老祖居現在的主人注意保護，父親記憶中的老祖居和他離開前沒什麼兩樣，仍保持著古色古香的模樣，就連院中一塊當年蓋豬圈的大石板還依然在。而我2013年再次回鄉探訪時，老祖居和村裡的老宅都變了樣，由於村裡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影響，老祖居的茅草屋頂都被掀掉換成了新瓦蓋，唯有那堅固的青色石牆還依然如歷經風雨的城堡般威嚴聳立，好在一進門的大福字罩壁石牆依然保持原樣，還在繼續發揮著古人不露財的功能。
如果說古老的姜格村還有更老的歷史，那就是在村西北坐落的建於北魏時期的千年古寺——洪興寺。據父親回憶，洪興寺建築輝煌雄偉，是膠東地區第一名寺，每年的3月16日是指定的“山廟會”，整個膠東方圓幾十裡甚至上百里的村莊的人都來趕廟會。藝人演出、雜耍、捏麵人和糖人的，風味小吃，挑擔的貨郎，真是五花八門、人頭攢動，更少不了的是善男信女們燒香拜佛祈求平安、風調雨順、討來年好彩頭的。更讓父親記憶猶新的是在寺廟的中心院子裡有一尊石龜馱碑，由於年代久遠，石龜已沉到泥土裡，只能看到龜背和石碑，石碑上的文字已經無法辨認。據史料介紹，石龜的名叫“贔屓”（bixi），是龍的第九子，它力大無窮，能馱三山五嶽，常在海里興風作浪，大禹治水時常讓它推山挖溝，為治水作出了貢獻。洪水治後，大禹怕“贔屓”惡習不改，便用一塊特大的石塊壓在它的背上，石碑上刻有治水的功績，這樣使它永遠不能亂動。由於“贔屓”這種傳說中的神獸擅長負重，頗受中國曆代帝王的器重，讓這位龍的兒子來負“天子”之碑。寺院內的一口古井深達九丈，井口由整塊玉石雕琢而成，經井繩千年磨礪，井口形成十餘道勻稱的十多釐米深痕，是難得一見的古蹟奇觀。
寺院內特別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原有銀杏樹兩株，大的六人合抱不過來，樹洞又生一皂角樹，小的亦有四抱之圍，只可惜寺和樹皆毀於上世紀四十年代，真是令人痛惜。至今父親還清楚記得小時候在樹下讀書的情景。村上的族人向來注重教育，上世紀初就在洪興寺旁建起了聞名全地區的養正小學。父親就是在這所小學唸的書。
相隔62年的故地重遊，老人還能一字不落地背誦校訓：“興學育才，國之棟樑，盈門桃李，遍於四方。”可見校訓是銘刻在父親的心裡，受益終生。文革時期擴建學校時又出土一石碑，上記有唐貞觀十二年洪興寺重修過程。
村裡給父親留下最深記憶的是：老祖居南側的那眼古井，古井的井口和井旁的大石碾都依然存在，而古井卻已經乾涸，只留下了父親經常在石碾上玩耍的記憶。海邊長大的孩子一般都會游泳，而小時候一次淹水的經歷讓父親這個在海邊長大的漁民後代一生再不敢涉水。那是一次跟隨祖母到臨村杜家島的經歷，父親無意間看到那些似乎和他同齡的孩子都在海中的一塊礁石上光腚玩耍，看著這些小孩子一會兒在水裡一會兒在礁石上，水也很淺也就齊腰深，此時他並不知道那些小孩都是在踩水。他心想，反正祖母一時也辦不完事，莫不如也上去玩一會兒。可當他剛一下水，還沒走幾步就摸不著底了，一陣撲騰，好在海浪是向岸邊湧動，沒費多少力氣就上了岸，只不過喝了幾口海水。原來，因為祖父不在家，祖母對父親的管教是非常嚴格的，絕不允許下海玩耍。有了這次嗆海水的教訓，父親終生不會游泳。
一天的回鄉尋訪就要結束了，二老在較短的時間裡儘可能多的再看看當年那些兒時的夥伴、熟悉的山水、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出生地南泓村，以及凡是能勾起記憶與之回鄉尋訪有關的親人都要登門拜訪，敘敘這62年來的舊情新事。特別是當看到有的老人、親人依然過著清貧的生活時，二老不僅謝絕了他們挽留吃飯的盛情，還慷慨解囊相助，直到天黑我們才回到乳山市政府所在地——夏村。我的好朋友在海邊漁港為我們準備了一桌豐盛的海鮮盛宴，一個個碗口大小的螃蟹、紅的油裡透亮的對蝦、新鮮的蜆子和蟶子，還有那活蹦亂跳的大個皮皮蝦，真是樣數齊全，讓人看了直流口水。
看著二老那個開心勁兒，這可是他們62年後又一次喝到了家鄉的水、品嚐到了家鄉海鮮的味道啊。
2003年9月18日，姜鳳魁、宋玉蘭夫婦在山東省乳山縣姜格村老宅院內肇壁前留影。
2003年9月18日，姜鳳魁、宋玉蘭夫婦與女兒姜成雲在山東省乳山縣姜格村口老石碾旁懷舊
2003年9月18日，姜鳳魁、宋玉蘭夫婦看望舅舅家表嫂，後排右側為其表嫂的兒媳。
2003年9月18日，姜鳳魁與兒時夥伴姜鳳崢留影。
夜幕降臨了，我們乘車又返回了威海。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卻圓了二老62年的思鄉夢。唯有一事讓我至今感到遺憾，那就是應該讓二老在老祖居的土炕上舒舒服服地睡一宿，哪怕是躺在土炕上休息一會兒。但每當提起此事時二老總是說用不著。我也曾提起再陪同二老回故鄉看看，但都被婉言謝絕。
2013年9月，當我聽說老家要編撰出版《姜氏族譜》乳山分冊時，我專程回故鄉代表父親將我們家斷續的族譜續上，並代表父親捐贈了一萬元錢，成功將我們二十一、二十二世的族譜續在祖宗傳下來的族譜上，也算圓了二老一生的夢。
七、白金婚70年
1947年的春天，東北解放後的達賚湖畔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一望無際的湖面碧波盪漾。湖的西岸老四號漁場“吉盛德”菜園子，僅有三戶人家的小院裡搭起了綵棚，貼上了大紅喜字顯得格外喜慶。
一對素昧平生從山東老家闖關東來達賚湖的有緣新人，經人介紹終於在農曆4月24日這個吉慶的日子裡喜結良緣，洞房就是這荒野湖畔的草坯地窨子房。聽說這荒郊湖畔要辦喜事，老四號漁場方圓十幾裡地的二十幾戶人家幾乎傾巢出動，全都趕來看熱鬧，就連周邊的蒙古族牧民老鄉也騎著馬趕來了。
1947年春天，新郎姜鳳魁迎娶新娘宋玉蘭。乘著一輛破舊的馬車臨時紮上幾朵花就當是花轎。
沒有送親的花轎，沒有豪華的迎親車隊，而前來看熱鬧的人們看到的是一輛破舊的馬車，被臨時紮上個遮陽避雨的棚，就當是花轎。新房還是對門老鄉宋臣平聽說要結婚而主動讓出來的，（他家搬到老四號後面的房子），收拾收拾就成了簡陋的婚房。進門一鋪土炕、兩床鋪蓋、一對四腿八叉板凳，一張桌子還是從老四號老鄉趙學亭借的。就連新郎的帽子、服裝也全是跟趙學亭借的。要不是新娘陪送的嫁妝一對杌子（大方凳），一對四角凳、一個箱子、一個座鐘、一對帽筒、一面大鏡子和兩床鋪蓋，婚房裡的擺設還真顯得有些尷尬。
姜鳳魁與宋玉蘭結婚的新房，還是宋臣平主動騰出搬走才解決的。
剛從城裡落腳這荒郊湖畔的新娘，一進門第二天，紅色的新婚衣服都未換，就穿著繡花鞋就承擔起繁重的家務勞動。白天要洗衣做飯、餵豬、學擠牛奶（原來從未乾過），還要抽時間上山撿牛糞、割豬菜。
宋玉蘭出嫁的第二天，還未脫下新婚衣裝、繡花鞋就承擔了繁重的家務勞動。
夜晚經受蚊蟲叮咬不算，還時常在半夜被恐怖的狼嚎聲驚醒，一個個漫長的夜晚常常都是伴著淚水熬過的，好在第二年的7月大姐在這草坯地窨子房降生了。祖父看到孫女降生，雖沒能如願生個孫子，還是給大姐起名成雲，其寓意可能是盼望孫女能像雲朵一樣自由自在地飄出這荒野湖畔吧。<
居住在這荒野湖畔，沒病沒災還無妨，最怕的就是生病。那是叔父姜風元6歲那年，因拉肚子治療不及時而延誤成痢疾，祖父不得不連夜趕著馬車行程80多公里的山路前往滿洲里，途中叔父幾次抽搐險些喪命，好在天亮前總算趕到了醫院，保住了性命。
時間一天天飛逝，轉眼間大姐已經蹣跚學步了。這一年，達賚湖突然漲水，將老四號漁場整個淹沒，漁場被迫遷移到老二號漁場後身（現五一隊西南）。這個由祖父開始興建一直在此住了八年只有三戶人家的小山村，也隨之搬到了離滿洲里更近的老二號漁場。由於沒有經濟能力蓋新房，祖父就選擇了蘇聯人回國後遺棄的舊房子暫時棲身。聽說這戶房子的主人叫別吉克，是白俄資本家。當年為了逃避十月革命的大清洗，背井離鄉逃到這荒無人煙的達賚湖安營紮寨。四十年代末期，蘇聯局勢穩定了，二戰也結束了，又重新回國發展了。拋下的舊房子長久沒人居住已破爛不堪，經祖父和父親一番修繕，一個漂亮的俄式新宅就成了一家人的新家。
轉年8月，大哥在這俄式住宅裡降生了。孫子一降生，祖父歡天喜地地奔走相告，並欣然起名成起，其寓意可能是想讓長子長孫承擔起祖宗大業吧。同時，在房前的山坡上親手栽下一棵榆樹，祝福長孫像小樹一樣經得起草原上酷暑嚴寒的摔打，茁壯成長。如今，這棵與大哥同齡的老榆樹孤零零地聳立在山坡上，但它依然枝繁葉茂。快70年了，沒有人為它澆水施肥，坡下的別吉克老宅也早已成了廢墟，但老榆樹卻以頑強的生命力不畏風雪嚴寒，昂首挺立。
搬到老二號後，雖說南北都有鄰居，不再那麼偏僻了，但細數也就那麼幾戶人家，由於距離相對較遠，祖母還走丟過一次。那是在1950年的11月，祖父和父親都去打冬網了，祖母獨自一人上山去看牛。因頭天下了一場小雪，到了山頂就分不清東南西北了，直到天黑也沒回來，這可把媽媽急壞了。那時，叔叔八歲、姐姐兩歲、哥哥才幾個月，等祖父和父親回來後天已大黑。大家順著腳印追到一片碎石坡就再也看不見腳印了，此時已過半夜，離家也有十幾華里了。祖父當機決定不能這麼盲目地找下去，只好先回家。其實祖母上山時是往北走，準備往回走時就亂了方向。她只有一個信念不能停下來，停下來就會被凍死，為此一直走了一天一夜。天空漸漸放亮後，她看清了是在達賚湖的岸邊。她相信，只要沿著湖邊走，就一定有希望。忽然聽到了狗叫聲，祖母心裡一下敞亮了。由於她一刻也沒有停歇，不時用手套不停地揉搓手和臉，一點凍傷也沒有。經過一天一夜的奔波，一個小腳女人能在寒冷的冬季創造如此奇蹟，真讓在場的人不敢相信。2013年10月20日，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八十多歲的父母帶上我們姐弟五人和兩個孫女，憑著他們當年的記憶專程到老四號漁場“吉盛德”菜園子老宅和老二號漁場別吉克老宅故地重遊。面對著荒無人煙的老四號漁場，“吉盛德”菜園子早已塌陷的枯井和依然能分辨出的殘垣斷壁，我幼稚的女兒新奇地問奶奶：“我爺爺當年是怎麼把你騙到這來的？”引起了一陣鬨堂大笑。
1994年7月21日，姜鳳魁、宋玉蘭夫婦在呼倫湖老二號別吉克老宅旁的大榆樹前留影。
時間到了1952年，祖父為解決叔叔上學問題在扎賚諾爾小站蓋了四間土坯房，完成了第三次搬家，祖父也因而被調到了達賚湖漁場設在小站的供銷科。當時漁場沒有汽車，只能用馬車到各分場往供銷科拉凍魚。祖父每天早出晚歸，行程幾十公里，兩頭不見太陽，其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次祖父拉凍魚回來在廚房吃飯，裡屋的祖母聽到呼嚕聲，就喊母親說：“你爹睡著了。”母親到廚房一看，祖父手裡還拿著筷子，飯也沒吃完，卻睡得正香呢。
1954年農曆11月4日，我就在這個小站的新家出生。正是在這個家，我們姐弟五人度過了難忘的童年、勞動的少年和自立自強的青年時代。我和兩個弟弟的名字也都是祖父起的，成章、成玉、成立，其含意不用解釋也自然會理解其寓意。熟悉我的人開玩笑地說，正是由於你祖父給你起的名字，才賦予你寫文章、作詩繪畫的才能。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寄望，我們姐弟五人憑著自己的努力，從社會的最基層，甚至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幹起，先後都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政府幹部和企業的管理人員。
1989年，由於工作原因，父母從小站搬進了扎賚諾爾西大營自建的新房，家是越搬越好，房子是越住越大。倔強的父親當年就是因為幾次向單位申請福利房而沒有實現，才賭氣自建了這寬敞明亮的磚瓦房。如今，二老又住上了新建的、帶暖氣的二層小樓，樓前還有個小院，每年都要在院子裡種果樹和各種鮮花，插空還要種點小菜。
父親自學了果樹修剪和嫁接技術，一棵果樹能結出幾種果實；爭奇鬥豔的鮮花時常引來路人的駐足觀賞；門前天天打掃得乾乾淨淨、寸草不生。
老兩口到了晚年，生活十分有規律，每天早睡早起，互敬互愛。在我們的記憶中，父母一生沒吵過架，生活的無比幸福。母親由於年輕時勞累過度，晚年腿腳行走不方便，每當陽光明媚的日子，父親都會用輪椅推著母親逛市場、遊廣場。尤其讓我們感動的是，父親每天晚間都要給母親做全身按摩，每天早晨都要把熬好的中藥端到床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老兩口就是這樣相濡以沫地走進70年白金婚的殿堂。
每當街坊鄰居誇獎我們是和睦美滿的大家庭時，父親掛在嘴邊的話是，坐在家裡也開支，這都是託共產黨的福！母親更是滿足地說：“我一輩子也沒個工作，老了老了還有了勞保，現在的時代多好啊！你爺爺一輩子也沒有個勞保，連電視都沒看到，可要記住共產黨的恩情啊！”
八、和睦大家庭
2017年，在姜鳳魁與宋玉蘭兩位老人白金婚70年之際，家族四代同堂合影。
1980年，宋玉蘭與孫輩們在扎賚諾爾小站新宅前留影。
1980年，宋喜廷與外甥姜成起、姜成章、姜成玉、姜成立在扎賚諾爾小站新宅大門前合影。
1983年，姜宋氏老人與兒子姜鳳魁、兒媳宋玉蘭及孫輩、重孫輩合影。
1983年，於秀蘭老人與女兒宋玉蘭、女婿姜鳳魁及孫輩、重孫輩合影。
1984年，姜鳳魁攜孫輩們在扎賚諾爾西大營住宅前合影。
2001年，姜鳳魁與宋玉蘭夫婦在兒子姜成章、兒媳榮輝陪伴下，重回扎賚諾爾小站老宅懷舊
如今我們家是一個擁有30口人的大家庭，祖孫四輩其樂融融。
我們姐弟5人都沒有遠離父母，至今都居住在同一座城市，而下一輩四個孫女、一個孫子，一個孫女在身邊，孫子在南京，其餘三個孫女都在深圳發展。每年春節，不管多遠，孫子、孫女都要回到爺爺奶奶身邊，每逢重要節日或二老生日，能參加的幾代人都要歡聚在一起，不能回來的也會主動打個電話，這時也是二老最高興的時候。有句古話說得好，媽在家就在，家在親情就在。也可以說，正是這個緣故，家對於我們姐弟5人來說顯得格外不可割捨。雖然我們都已奔六奔七的年齡了，但在父母面前，在那個熟悉的家裡，我們還依然覺得恍如當年，還依然停留在那個困惑、難忘但又讓我們開心的童年時代。
從我記事起，父親和母親就是個既慈祥又嚴厲的人，他們愛我們勝過愛自己。每當夜晚，大通炕上躺著一溜熟悉的小腦袋，父母總是摸摸這個的頭，掖掖那個的被。常常是我們一覺醒來上廁所，仍見母親還在那盞只有15W的燈下為我們縫補衣裳。一件衣服常常是兄弟四個一件件接力，正所謂老大穿新、老二穿舊、老三穿個破花子頭。話雖這樣說，但每天早晨起來，昨天穿破了或是弄髒了的衣服都被母親縫補一新，洗得乾乾淨淨，疊得整整齊齊，放在各自的床頭。每年的春節，不管經濟有多麼的拮据，我們每人都能換一件新衣服。
父親則是每天晚上躲在廚房裡，縫補敲打我們穿破的鞋（生怕吵醒我們），有時還讓我們跟他學。修鞋的工具有的都是他自制的，補鞋幫、釘鞋掌的活一點也不比修鞋師傅差。後來，一些簡單的活兒，我們也都能學著做。
到了冬天， 我們有時忘記了烤鞋墊，早上起來鞋墊卻都是乾乾的。在我的記憶中，童年、少年時期我們姐弟5 人從未穿過買的衣服和鞋。鞋底、鞋幫都是自制的，棉鞋底有時則是用穿廢的氈疙瘩做的。冬天的帽子也是父母親手製作的。
那時家裡生活確實艱苦，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每月每人只供應21斤糧，其中僅有8斤白麵、半斤大米、半斤豆油。正處於成長階段的我們，肚子裡是越沒油水越能吃，母親怕我們吃不飽，特別是早晨，總是讓父親和我們先吃好上班、上學，而她自己則常常是靠野菜、土豆、倭瓜、醬渣、豆腐渣充飢。
1960年的冬天是自然災害最困難時期，父親帶我們到紅旗公社收穫過的地裡去刨大頭菜根，回來後取出中間的瓤，放在爐子上焙乾，研碎後摻在玉米麵裡吃。我的外祖父就是在這一年元月的一天早上，吃了麥麩子摻醬渣子（釀造醬油剩的殘渣）做的窩窩頭後去做繁重的鐵路搬運裝卸工作，造成腸梗阻搶救不及時，在疼痛中去世的，那年他才56歲。
為解決溫飽，父親不得不帶領我們開荒種地。一次父親在地裡勞動實在是太餓了，讓大哥回家找吃的，家中哪有糧食，取回來的是麥麩子做的窩窩頭。至今，當年父親連累帶餓躺在地頭的場景還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由於受傳統世俗的影響，不管家裡多窮都需要蒸供品（也就是大饅頭）。由於白麵供應有限，為了在世人面前撐個臉面，母親想了個辦法，用發好的白麵做皮，把野菜、豆腐渣等包在裡面，還別說，外表還真是看不出來。在我們姐弟5人的記憶中，每年的臘月廿六是我們最盼望的日子，因為這天是三弟成玉的生日，也不知是從哪一年開始定的“規矩”，每到這個日子，母親都會用羊油炸大果子“犒勞”我們，再做上一鍋自己家殺的豬肉燉粉條子，讓我們吃得那個開心過癮。現在過年吃得再好也很難讓人記得，可羊油炸大果子、豬肉燉粉條子卻讓我們刻骨銘心。
在那樣的年代裡，雖然只靠父親一人的工資，但母親卻從未讓我們吃了上頓沒下頓，也從未欠下過任何外債。兒時的記憶是最天真無瑕的，每到端午、中秋等節日，為了讓我們能和其他人家孩子享受同樣待遇，不管經濟多困難，母親都要給我們準備一塊（一個）能吃的紀念品，好讓我們在同學面前有尊嚴。我們都捨不得吃，常常比看誰能留的時間長，在這方面我常常能拿冠軍。
父母的言行深深地影響和教育著我們。正如魯迅先生說過的那樣：“如果我的父親是個當官的或是個商人，我就不會過早地懂得那麼多革命的道理。”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姐弟5人從小都很懂事，懂得自尊和謙讓，從來沒有因為和人打架或是學習上的事讓老師找父母，更沒因瑣事而使姐弟之間鬧矛盾。為了幫父母減輕家庭經濟負擔，我們從小就參加勞動。那時的課程不緊，我們又都努力好學，在學校完成作業後，每天下午就是我們在廣闊天地裡勞動的時間，父親專門給我們做了一輛兩輪人力車，撿煤、撿牛糞、打草、打條子、打葦子、割豬菜，直拉得車輪胎壞了一個又一個，車輻條斷了一根又一根。一天天、一年年，小車不倒只管拉，拉著小車踏遍了小站周邊的山山水水、溝溝沿沿，不僅解決了家裡的取暖、做飯和牲畜的草料等運輸問題，而且我們還從小鍛鍊了體魄，養成了愛勞動的好習慣，甚至影響了我們的一生。姐姐退休前是滿洲里市教育界連續多年的優秀教師，我們兄弟四人也都憑實幹和自身能力得到了組織上的信任，分別走上了領導和企業管理崗位。
父母在愛護我們的同時，對我們的教育也是嚴厲的。每天晚飯後，父親都要將學過的生字考一遍，從小就使我們養成了不敢馬虎的好習慣。除了學習之外，父母對我們日常的言談舉止也格外留心，生怕我們不注意有什麼閃失。我們兄弟四人，只有老三會游泳，一次就因為老四無意間把這個秘密洩露出去而捱了打。我挨母親打是因為揹著母親帶兩個弟弟去釣魚。如今想起來，可能是因為父親小時候那次嗆水的教訓吧。一件事至今想起來還讓我後怕，那是一個炎炎的夏日午後，我們割豬草累得滿身是汗，一看不遠處有一個因雨水滯留而形成的水泡子，哥幾個一商量反正沒人看見，何不下去涼快涼快。這一下去不要緊，不知是日光太足，水泡子水有毒，還是浸水時間太久，每個人上岸後腦袋浮腫，都變成貓頭鷹模樣，腦袋用手指一按一個坑。回家後不得不如實訴說，也可能是父母可憐我們，才躲過一頓揍。
挨父親打就更帶有戲劇性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已經參加工作，一次在家吃飯時大家議論毛主席最新指示“綱舉目張”，我說像漁網，網綱一提網就張開，現在解釋就是牽一動百的意思。大哥說可別亂解釋，我說這是廣播裡說的，由此父親一巴掌搧過來，當時鼻子就出血了。父親為什麼這樣謹言慎行，現在想來就是“文化大革命”對他的打擊太重了，生怕哪句話說得不對再惹上事。雖然當時對父親這種愛的方式有些難以接受，但細細想來畢竟是對我們的愛。
如今我們姐弟5人都已為人父母，且已兒孫滿堂，但面對90歲仍獨自生活的父母，我們都感到十分的慚愧。雖然我們平時都很孝順，特別是四個兒媳，親戚朋友都羨慕地說“好媳婦都到了你們家”。但細想想，我們的內心還是慚愧的。二老雖然和我們都居住在同一個城市，平時也都能經常回家，可到了夜晚卻沒有一家和父母住在一起，一旦有個什麼閃失，我們將追悔莫及，於是我們姐弟5人作出決定並徵得二老同意：採取輪崗的方式，從2016年10月1日起，每月有一家跟隨父母同吃同住，有事時互替，確保每天都有兒女陪同身旁，讓二老盡享晚年天倫之樂。
雖然二老有時會反對，但還是堅持下來了。如今，每逢週六，大家都把好吃的拿來，共同動手烹飪出一桌或兩桌美味佳餚。父母更是把親朋好友看望他們時送的山珍海味留著，等兒孫都齊了再品嚐，哪位沒來、沒吃著都要給留著或是捎回去，哪怕是在南京或深圳。
俗話說，兒女的臍帶一生都連著母親，母親無時無刻不在輸送著無法割捨的真情牽掛。一生操心的二老，見不到哪個總是念叨，所以我們有個習慣，幾天不見面都幹啥了、出門到哪兒了，都會在第一時間向二老報告，尤其是接到孫子、孫女的電話或看到重孫子手機視頻時，二老都會露出發自內心的笑，給我們這個大家庭帶來了無限的幸福和歡樂。
二老一生沒出過遠門，好在早年的時候大姐和大哥安排二老去了趟北京和古城西安，也算是無比榮幸了。晚年回了趟山東老家算是最遠的行程了，別說是周遊世界，就是國內的名山大川也沒光顧過。回想起來，正如一首詩中寫到，苦日子過完的時候，兒女們都忙於工作，好日子來了的時候，兒女們也退休了，有了大把大把的時間，二老卻走不動了。而在二老的視野裡，扎賚諾爾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地方。乍一聽來，誰都會感到驚愕乍舌，可細細品味，卻能反映出他們那一代從黑暗舊中國走來的人，其理想目標是何等的容易滿足，也更能折射出他們那一代人忍辱負重、自強不息和愛黨、愛國的民族精神。從二老點點滴滴的日常生活瑣事中也能看到，他們那一代人勤儉持家的傳統美德。室內的燈不能太亮，電熱水器不能總插著，洗臉洗手的水必須留著沖洗廁所，剩菜剩飯絕不允許倒掉，哪怕是帶油水的盤子也要用饅頭擦一擦，各種包裝紙盒、礦泉水瓶必須攢起來，哪個兒媳、孫女給買了件衣裳還要按照老傳統等到過年時再穿。為了省電、省液化氣，除數九寒冬外必須在倉房裡用爐火熱飯，兒女們給準備的劈柴捨不得燒，而把撿來的柴草樹葉等當燃料，還美其名曰在淨化環境。
這是何等純樸的老人，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我們的父母親雖然只是從舊中國走來的千千萬萬勞苦大眾中極其普通的一員，一生也沒有做出過什麼驚天動地的業績，但他們平凡而偉大的一生卻無時無刻不在弘揚和傳遞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深深地影響著我們幾代人。（完）
姜成章，男，漢族，1954年11月生，中共黨員，編輯職稱，一級警督警銜，中央民族大學在職研究生學歷，1969年11月參加工作，先後在達賚湖漁場、市建材廠、黑龍江省水利第六工程處做過工人，在滿洲里市廣播電視臺做過記者、編輯，新聞宣傳中心主任，市委宣傳部幹事，組織部科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農牧林業水利局局長，市森林公安局政委，中共扎賚諾爾區委副書記、政府區長，滿洲里市政協黨組副書記兼敖爾金牧場接收工作組組長（敖爾金籌建辦主任），2014年改任滿洲里市政府調研員，同年11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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