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正如曹操被称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一样，他所实施的屯田制度在乱世之中也是充满枭雄气味的。
在乱世中，想要强大，离不开军队的力量，而养军又需要大量的粮食，曹操为了缓解军粮供给问题，采取韩浩等人的建议实施了屯田制度。
历史上对此制度褒贬不一，贬的原因主要是屯田制过于霸权主义了：屯田的百姓和军士只能内部婚配并且世世代代要坚守在这分给你的土地上生活劳作，他们的社会地位上也比那些不屯田的人民要低很多，比重农抑商社会下的商人阶级地位还要低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曹魏屯田制依然对那个时代影响深远。
推动北方经济恢复以及提供军资
众所周知，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之后，接着的是州郡牧守、豪强武装的长期无休止的混战。
当时在北方的地方势力，河北一带有袁绍、公孙瓒，徐州先后有陶谦、刘备和吕布，南阳有张绣，山东、河南有曹操，湖北有刘表，苏北皖北有袁术，甘肃有韩遂、马腾等等;除上述割据豪雄外。
地方上还遍布着屯兵自守、筑壁相保的豪强武装，如谯人许褚，三国志有记载他聚集了数千青壮子弟来抵御贼寇。扬州有侠义之士，有郑宝、张多、许乾等人，他们各拥部曲。在豫西南一带，则有袁绍的门生宾客建立的壁垒，数目竟达二十个以上。
这些遍布北方各地的地方势力：
“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
他们连年混战，互相吞并，使：
“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农业生产组织也被破坏，导致土地因为没有长期的主人而被荒耕，人民没有长期定居的地方。整个北方的农业生产遭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摧残。
长期的混战使曹操体会到：要想战胜敌人，统一全国，不只得兵精，并且还得军粮充足 ——所谓：
“定国之术，在于疆兵足食”
但是在“百里无烟，城邑空虚”的情况下，要想征粮是办不到的。因此，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曹操便不得不亲自来组织农业生产了。
建安元年曹操采用了枣祇、韩浩的建议，开始在许昌兴建屯田，第一年的成绩就很好，“得谷百万斛”。于是他就把这在制度逐渐推行到各地，使`州郡例置田官”。屯田范围，西起甘肃，东迄山东，北起河北、山西、南达江苏及安徽的北部，在这广袤的区域里，到处开垦荒芜，施行屯垦。
曹魏政府在推行屯田的过程中，还执行了和屯田政策相联系的下面的两种措施。
第一种是对冶铁业的控制。由于豪强混战的破坏，使耕牛、农具和铁都很缺乏。曹操既然要招募大量流民，把他们束缚在屯田的土地上，便必需供给他们一些必要的生产工具。只有如此，才能使那些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保持的流民，不致于倒向地方大族的怀抱，而迅速的真正变为曹操的子民。
对铁的控制，曹魏政府更加注意。它曾设置司金中郎将、司金都尉、监冶者等官，来管理铁的生产;他们的具体任务和蜀汉的司金中郎将相同：专生产农具。由于政府的密切注意，因此促使冶铁技术有了发展，产量增多，使曹魏政府农具充实，保证了屯田的农具需要。
第二种是兴修水利。为了配合大规模屯田事业的需要，曹魏政府也开始注意到水利灌溉事业起来，他时常督促各地的牧守、典农修建水利工程。当时西到关陕，北至幽冀，到处都有引河溉田的水利设施。水利事业的普遍兴建，保证了农业收成，促使曹魏地区的国力加强。
屯田政策的广泛推行不仅使受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使曹魏政府和人民都有了积蓄，还为曹操与吴蜀两国对抗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当曹操的军士们征战四方都没有缺粮的烦恼时，其他势力出现了“乏粮谷”的问题：
袁绍在河北，军士们没粮只能吃树上的野果子；袁术在江淮的军士需要靠蒲草为食，百姓们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刘备在广陵手下的吏士自相啖食……这些地方势力，由于粮食缺乏，有些无外敌便不攻自破了。
到了三国鼎立时期，曹氏每年可以从屯田土地上剥削数千万斛的粮食，以充军需；而蜀汉的军费却只有依靠对蜀锦的搜括，东吴也是：
“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
这种绝对的经济优势，是曹操能够克定天下和司马氏父子能够灭蜀吞吴的主要原因。
缓解了流民问题并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势力
春秋战国以来，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一方面使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高利贷者以及掌握政治特权的贵族官僚，吞并了了大量土地，形成田亩连在一起和方国一样的豪门大族。
另一方面却使广大的小生产者，由于经济的压制、战争、天灾和沉重的捐税负担，被迫失去土地而逃离所居住的地区，变成流民。
西汉中叶以后，社会上便不断出现谷贵民流的现象，到东汉末年，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流民问题更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曹魏政府既然要执行大规模的屯田政策，首先便必须有为数众多的劳动力。但是，诚如上文所述，北方地区割据势力众多，各方势力相互攻伐、民不聊生，大多数人民都流亡逃散了，三国志有记载，万户城邑，实际居住的不足数百户。属于国家的州郡镇民，为数已甚稀薄。
因此，曹魏政府要解决屯田土地上的劳动人手的问题，便不得不同地方大族展开争夺流民的斗争。通过强制、引诱、招募、搜刮，总算把社会上为数甚多的流民，大部分都束缚在国家庄园下进行耕作了。这样，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两汉以来的流民问题。
流民问题的解决有如下几点意义：
第一，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重新与土地相结合，从事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毫无疑问，屯田制度是进步的举措。
同时，由于社会上无业游民的减少，因而“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虽然辞有溢美，但可以看出，曹魏境内的社会秩序是比较安定的。安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生产进一步向前发展。
第二，经过两汉以来长期的孕育、培养，世家大族地方豪强的势力到三国时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尤其在镇压黄巾起义中他们都获得了强大的武装，在战乱中又吞噬了大量自耕小农，这便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大族势力的强大，既加深了阶级矛盾，也增强了割据势力。屯田制度把大量流民吸引到屯田土地上，使他们成为曹魏政权能够切实控制的力量——曹氏不仅能够占有他们的剩余价值，并且在任何必要时候也能够把他们武装起来，用以攻打反对自己的内部敌人。
这样一来，便加强了以曹氏为首的中央集权力量，相对削弱了大族的势力，使他们不敢轻易造反作乱。并且由于大量贫民耕种国家的屯田土地，他们便不再沦为受到豪族压榨的私家农奴，这样便直接抑制了大族势力的发展。
有利于安抚民心稳固统治
大家知道，曹魏政权是在黄巾大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它的统治者曾亲眼目击到由于东汉统治阶级的苛重剥削而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从而彻底摧毁东汉帝国这一事实。
因此他们知道，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便必须向人民让步，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避免可怕的农民起义。
屯田制度推行后，使曹魏政府掌握了雄厚的物资财富，基本上已能满足它的军事和行政开支，因此虽处于干戈纷扰之际，曹魏政府还能够执行一些向人民让步的措施。
以农业为例，颁布减轻自耕农负担的户调令。这道命令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占袁绍的河北根据地时下的，从其中规定的田租和户调来看：
“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棉二斤”
自耕小农的负担是较为减轻了。我们知道，曹魏时由于只耕肥沃良田，加以水利设施的兴建，因此农业的收成量甚为可观，最高的农业收获量可达数十斛，而平均收获量也不下三斛。
曹操的“交田租亩四升”，只相当于平均产量的七十五分之一，而对那些高产量的地来说则更少，可见这较之于汉代对自耕农的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田亩税是减轻了不少。
并且由于曹操明令规定，豪强大族严禁吞并自耕农的土地，这也保障了自耕小农不致因豪强的“兼并”“擅恣”而导致：
“下民贫弱，代出租赋”
至于“户出绢二匹、棉二斤”，自然不算很少，但由曹操免去了使人民最感头疼的苛捐杂税，所以实际上人民的负担还是减轻了很多。除了农业方面，曹操在流民、灾民的抚恤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对于不足十二岁的年弱孩童也有专门的物资补给。
由于上述政策的执行，多少改善了一些北方地区人民的生活，促使人口增多，生产力持续高涨。同时也使尖锐的阶级矛盾暂趋缓和，于曹魏之世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
结 语
统一的东汉帝国瓦解后，中国开始陷于割据混战、分崩离析的局面。当时北方地区的情况是：州郡牧守和地方豪强遍布各地，拥兵自重；大量人口变成流民——他们正在与日俱增的沦为豪强的佃客和部曲；农业经济因长期的兵革变乱而遭到彻底的摧毁。
但是，后来曹操能够削平为数甚多的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北方；安定流民，使他们重新回到生产事业上；并实行一些向人民让步的政策，多少改善了一点人民的生活；从而使残破不堪的北方经济逐渐复苏。
最后，曹氏的继承者司马氏，最终能结束三分局面，重新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此后中国文化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些功劳的很大部分，应当归于屯田制度以及屯田军民上。
参考文献
《三国志》
《中国屯垦史》
《三国史研究》
《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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