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正如曹操被稱作“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一樣，他所實施的屯田制度在亂世之中也是充滿梟雄氣味的。
在亂世中，想要強大，離不開軍隊的力量，而養軍又需要大量的糧食，曹操為了緩解軍糧供給問題，採取韓浩等人的建議實施了屯田制度。
歷史上對此制度褒貶不一，貶的原因主要是屯田制過於霸權主義了：屯田的百姓和軍士只能內部婚配並且世世代代要堅守在這分給你的土地上生活勞作，他們的社會地位上也比那些不屯田的人民要低很多，比重農抑商社會下的商人階級地位還要低下。
但是不管怎麼說，曹魏屯田制依然對那個時代影響深遠。
推動北方經濟恢復以及提供軍資
眾所周知，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之後，接著的是州郡牧守、豪強武裝的長期無休止的混戰。
當時在北方的地方勢力，河北一帶有袁紹、公孫瓚，徐州先後有陶謙、劉備和呂布，南陽有張繡，山東、河南有曹操，湖北有劉表，蘇北皖北有袁術，甘肅有韓遂、馬騰等等;除上述割據豪雄外。
地方上還遍佈著屯兵自守、築壁相保的豪強武裝，如譙人許褚，三國志有記載他聚集了數千青壯子弟來抵禦賊寇。揚州有俠義之士，有鄭寶、張多、許乾等人，他們各擁部曲。在豫西南一帶，則有袁紹的門生賓客建立的壁壘，數目竟達二十個以上。
這些遍佈北方各地的地方勢力：
“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
他們連年混戰，互相吞併，使：
“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農業生產組織也被破壞，導致土地因為沒有長期的主人而被荒耕，人民沒有長期定居的地方。整個北方的農業生產遭到了史無前例的嚴重摧殘。
長期的混戰使曹操體會到：要想戰勝敵人，統一全國，不只得兵精，並且還得軍糧充足 ——所謂：
“定國之術，在於疆兵足食”
但是在“百里無煙，城邑空虛”的情況下，要想徵糧是辦不到的。因此，為了解決軍糧問題，曹操便不得不親自來組織農業生產了。
建安元年曹操採用了棗祇、韓浩的建議，開始在許昌興建屯田，第一年的成績就很好，“得谷百萬斛”。於是他就把這在制度逐漸推行到各地，使`州郡例置田官”。屯田範圍，西起甘肅，東迄山東，北起河北、山西、南達江蘇及安徽的北部，在這廣袤的區域裡，到處開墾荒蕪，施行屯墾。
曹魏政府在推行屯田的過程中，還執行了和屯田政策相聯繫的下面的兩種措施。
第一種是對冶鐵業的控制。由於豪強混戰的破壞，使耕牛、農具和鐵都很缺乏。曹操既然要招募大量流民，把他們束縛在屯田的土地上，便必需供給他們一些必要的生產工具。只有如此，才能使那些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保持的流民，不致於倒向地方大族的懷抱，而迅速的真正變為曹操的子民。
對鐵的控制，曹魏政府更加註意。它曾設置司金中郎將、司金都尉、監冶者等官，來管理鐵的生產;他們的具體任務和蜀漢的司金中郎將相同：專生產農具。由於政府的密切注意，因此促使冶鐵技術有了發展，產量增多，使曹魏政府農具充實，保證了屯田的農具需要。
第二種是興修水利。為了配合大規模屯田事業的需要，曹魏政府也開始注意到水利灌溉事業起來，他時常督促各地的牧守、典農修建水利工程。當時西到關陝，北至幽冀，到處都有引河溉田的水利設施。水利事業的普遍興建，保證了農業收成，促使曹魏地區的國力加強。
屯田政策的廣泛推行不僅使受戰亂破壞的北方經濟逐漸恢復，使曹魏政府和人民都有了積蓄，還為曹操與吳蜀兩國對抗提供了大量的物資。當曹操的軍士們征戰四方都沒有缺糧的煩惱時，其他勢力出現了“乏糧谷”的問題：
袁紹在河北，軍士們沒糧只能吃樹上的野果子；袁術在江淮的軍士需要靠蒲草為食，百姓們甚至有人吃人的現象發生；劉備在廣陵手下的吏士自相啖食……這些地方勢力，由於糧食缺乏，有些無外敵便不攻自破了。
到了三國鼎立時期，曹氏每年可以從屯田土地上剝削數千萬斛的糧食，以充軍需；而蜀漢的軍費卻只有依靠對蜀錦的蒐括，東吳也是：
“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
這種絕對的經濟優勢，是曹操能夠克定天下和司馬氏父子能夠滅蜀吞吳的主要原因。
緩解了流民問題並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勢力
春秋戰國以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一方面使擁有大量財富的商人、高利貸者以及掌握政治特權的貴族官僚，吞併了了大量土地，形成田畝連在一起和方國一樣的豪門大族。
另一方面卻使廣大的小生產者，由於經濟的壓制、戰爭、天災和沉重的捐稅負擔，被迫失去土地而逃離所居住的地區，變成流民。
西漢中葉以後，社會上便不斷出現谷貴民流的現象，到東漢末年，隨著社會動亂的加劇，流民問題更達到空前嚴重的地步。
曹魏政府既然要執行大規模的屯田政策，首先便必須有為數眾多的勞動力。但是，誠如上文所述，北方地區割據勢力眾多，各方勢力相互攻伐、民不聊生，大多數人民都流亡逃散了，三國志有記載，萬戶城邑，實際居住的不足數百戶。屬於國家的州郡鎮民，為數已甚稀薄。
因此，曹魏政府要解決屯田土地上的勞動人手的問題，便不得不同地方大族展開爭奪流民的鬥爭。通過強制、引誘、招募、搜刮，總算把社會上為數甚多的流民，大部分都束縛在國家莊園下進行耕作了。這樣，便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決了兩漢以來的流民問題。
流民問題的解決有如下幾點意義：
第一，大批喪失生產資料的勞動者，重新與土地相結合，從事創造物質財富的生產勞動，毫無疑問，屯田制度是進步的舉措。
同時，由於社會上無業遊民的減少，因而“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雖然辭有溢美，但可以看出，曹魏境內的社會秩序是比較安定的。安定的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生產進一步向前發展。
第二，經過兩漢以來長期的孕育、培養，世家大族地方豪強的勢力到三國時已達到成熟的階段，尤其在鎮壓黃巾起義中他們都獲得了強大的武裝，在戰亂中又吞噬了大量自耕小農，這便更助長了他們的氣焰。
大族勢力的強大，既加深了階級矛盾，也增強了割據勢力。屯田制度把大量流民吸引到屯田土地上，使他們成為曹魏政權能夠切實控制的力量——曹氏不僅能夠佔有他們的剩餘價值，並且在任何必要時候也能夠把他們武裝起來，用以攻打反對自己的內部敵人。
這樣一來，便加強了以曹氏為首的中央集權力量，相對削弱了大族的勢力，使他們不敢輕易造反作亂。並且由於大量貧民耕種國家的屯田土地，他們便不再淪為受到豪族壓榨的私家農奴，這樣便直接抑制了大族勢力的發展。
有利於安撫民心穩固統治
大家知道，曹魏政權是在黃巾大起義之後建立起來的，它的統治者曾親眼目擊到由於東漢統治階級的苛重剝削而引起了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從而徹底摧毀東漢帝國這一事實。
因此他們知道，要鞏固自己的政權，便必須向人民讓步，以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避免可怕的農民起義。
屯田制度推行後，使曹魏政府掌握了雄厚的物資財富，基本上已能滿足它的軍事和行政開支，因此雖處於干戈紛擾之際，曹魏政府還能夠執行一些向人民讓步的措施。
以農業為例，頒佈減輕自耕農負擔的戶調令。這道命令是在建安九年曹操攻佔袁紹的河北根據地時下的，從其中規定的田租和戶調來看：
“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棉二斤”
自耕小農的負擔是較為減輕了。我們知道，曹魏時由於只耕肥沃良田，加以水利設施的興建，因此農業的收成量甚為可觀，最高的農業收穫量可達數十斛，而平均收穫量也不下三斛。
曹操的“交田租畝四升”，只相當於平均產量的七十五分之一，而對那些高產量的地來說則更少，可見這較之於漢代對自耕農的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田畝稅是減輕了不少。
並且由於曹操明令規定，豪強大族嚴禁吞併自耕農的土地，這也保障了自耕小農不致因豪強的“兼併”“擅恣”而導致：
“下民貧弱，代出租賦”
至於“戶出絹二匹、棉二斤”，自然不算很少，但由曹操免去了使人民最感頭疼的苛捐雜稅，所以實際上人民的負擔還是減輕了很多。除了農業方面，曹操在流民、災民的撫卹方面也給予了很大的關懷，對於不足十二歲的年弱孩童也有專門的物資補給。
由於上述政策的執行，多少改善了一些北方地區人民的生活，促使人口增多，生產力持續高漲。同時也使尖銳的階級矛盾暫趨緩和，於曹魏之世沒有爆發大的農民起義。
結 語
統一的東漢帝國瓦解後，中國開始陷於割據混戰、分崩離析的局面。當時北方地區的情況是：州郡牧守和地方豪強遍佈各地，擁兵自重；大量人口變成流民——他們正在與日俱增的淪為豪強的佃客和部曲；農業經濟因長期的兵革變亂而遭到徹底的摧毀。
但是，後來曹操能夠削平為數甚多的地方割據勢力，統一北方；安定流民，使他們重新回到生產事業上；並實行一些向人民讓步的政策，多少改善了一點人民的生活；從而使殘破不堪的北方經濟逐漸復甦。
最後，曹氏的繼承者司馬氏，最終能結束三分局面，重新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為此後中國文化經濟的長足發展提供了可能。這些功勞的很大部分，應當歸於屯田制度以及屯田軍民上。
參考文獻
《三國志》
《中國屯墾史》
《三國史研究》
《中國曆代土地制度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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