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一地，自春秋戰國開始就是中原王朝衛戍體系內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明初建國之後，這裡也一直都是明朝與北元爭奪的重要地帶，隨著高麗對北元戰爭的開始，遼東逐步被明朝收復，《讀史方輿紀要》載，明太祖於“

洪武四年置定遼都衛；洪武八年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可見，從洪武朝開始，明朝就在逐步強化對遼東的掌控。

在這之後，九邊總兵制首先在遼東一地實行，而遼東地區的軍事實力也隨著制度的建立而不斷強化，遼東邊軍開始成為有明一朝防禦東北地區邊患的重要軍事力量。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朝國力開始日漸衰弱，雖然在對待遼東問題上，明代統治者似乎從未放鬆對當地的監管和對邊軍的重視，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遼東邊軍的戰鬥力還是在逐漸衰退。邊臣失和、士兵逃亡、裝備缺失，這一系列問題成為影響遼東邊軍戰鬥力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果站在明代邊軍的角度來看，以上的因素與其說是影響邊軍戰鬥力的原因，不如說是種種大勢陳陳相因後最終釀成的苦果。在這些結果的背後，真正使得遼東邊軍陷入衰弱的，則是多方面的合力。今天，我們就從經濟、軍事以及政治的角度重新梳理邊軍衰落的根本原因。

一、明朝早期遼東邊軍的戰鬥力

遼東作為明代重要的邊疆要衝，當地軍民的生活狀況與中原地區並不相同。早在邊軍制度設立之前，遼東邊民就承擔著阻擊蒙古和女真部落侵襲的軍事任務。值得一提的是，以三司為基礎建立的明代軍政體系，在遼東一地並沒有設立主管行政的“布政使司”，而僅有“都指揮使司”這一軍事機構。

這意味著，明代遼東一地的所有百姓，在理論上皆是衛所軍戶，負有守土安民之責。這種軍事化管理的手段自然不可能鑄造所謂的“全民皆兵”，但是由於制度的原因，遼東一地軍民的軍事素養，的確遠遠高於內地。

早期遼東邊軍的戰鬥力之強，在史書中也有不少記載，比如明太祖討伐北元殘部納哈出時，就曾經以遼東邊軍為先鋒，設伏於遼河一代，《明史》稱“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納哈出……悉陷與穽，遂大潰”。在天寒地凍之時，遼東軍將領尚且能勒令自己的士兵埋伏於雪域之中，可見士兵素質之高。

保定之戰

這樣的軍事實力在成祖朝也得到了有效的維持，《明太宗實錄》中，關於遼東軍的記載可以為證：

“守保定，敵兵數萬奄至城下，城中卒才數千，儲偫空匱。外無聲援，善固守，敵攻之急。善率士卒晝夜立碑間與敵拒，左右矢石交下。了無懼色，誓以死守。敵不能攻城，賴以完事

以數千士兵據守孤城，遼東邊軍晝夜與數萬攻城士兵交戰，最終得以保全保定城，這樣的士氣和戰力，也是明代遼東邊軍作戰勇猛的最佳證明。

而這還只是明朝建國之初的景象，而到了隆慶時期，遼地名將李成梁所率遼東軍將更是成為睥睨女真、蒙古諸部的重要力量。在李成梁經略遼東期間，遼東軍的戰果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在《明史》中關於他的記載數不勝數：

“設伏……速把亥入，參將李平胡射中其脅，墜馬，蒼頭李有名斬之”、“出塞百程，火攻古勒賽，射死阿臺，連破阿海賽，去殺之。獻首二千三百，餘部遂死”。

可見，即使是到了明朝中期，遼東邊軍的戰鬥力也沒有完全喪失，甚至可以說，由於李成梁這一異數的存在，邊軍的戰鬥力還得到了一定的強化。

李成梁

二、遼東邊軍衰弱的表現和原因

與早期、中期相比，晚明時期是遼東邊軍戰鬥力嚴重下滑的關鍵時期。這樣的戰鬥力下滑，主要體現在邊臣失和、士兵逃亡、軍備廢弛三個方面。但是，這三個方面的問題，之所以形成，其實和逐步惡劣的晚明時局有關。

（一）屯田制的衰敗導致士兵逃亡

建國初期，明朝一直未能打破與北元對抗的僵局，與北元的激烈戰爭使得軍事消耗成為明朝這個剛剛建立的政權最為重要和頭疼的問題。而遼東，則是與北元對抗的又一前線。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屯田制是在洪武十五年時才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實行，但是在遼東一地，卻是早在洪武五年開始就已經建立了初具模型的屯田制度。

對於遼東屯田制的興起，《明史》解釋稱“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可見，糧草的運送以及路途上的消耗，是朱元璋在遼東大力推動屯田制的根本原因。

這一制度，在洪武、永樂兩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書稱“自洪武至永樂，為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足兵至要道也。”可見，這一制度，到得永樂朝已經逐步完善。而遼東邊軍的糧草消耗，也得以解決。對於屯田，明太祖朱元璋曾經極為自豪地宣稱：

“吾養兵百萬當不費百姓粒米，蓋祖制屯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五十畝徵子粒上倉，以正糧十二石自給，餘糧六石分給守城，一軍之田足以瞻一軍之用”。

但是，屯田制並非百利而無一害的完美製度。事實上，史學界對於屯田制的褒貶之爭從未停止，尤其是明代屯田，更是被視為明朝軍力不振的關鍵因素。

而屯田的負面影響在遼東這樣自洪武五年就開始實行屯田的地區，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正統元年，剛剛從奪門復辟中重掌國政大權的英宗就開始就遼東屯田進行了激烈的評判：

“遼東極邊，地方廣闊，軍馬眾多，糧草俱憑屯種供給，今年都司衛所官，往往佔種膏腴，私役軍士，虛報籽粒，軍士飢寒切身，因而逃避。”

然而，英宗皇帝雖然對於遼東屯田之弊有著十分中肯的評價，但是對於這項制度，他也僅僅只能進行修補損益，卻始終不能動搖其根本。而因此引發的問題，則成了遼東最為重要的經濟災難。

屯田制的基礎是衛所軍戶制，若完全依照《大明律》的規定，那麼被歸為軍戶的遼人只有官至兵部尚書才可解除相應的義務，然而，這樣的條件自然是天方夜譚。看不見任何希望的軍戶們，只得私下逃離戶所，另謀出路。

事實上，從洪武朝開始，軍戶逃亡就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到了嘉靖年間，這樣的逃亡事件則達到了頂峰。《全遼志》中稱“東南一帶，南至海，北至靉陽，東至邊，西至鎮夷、草河等堡，周圍約四、五百里，原雖分派東寧衛管轄，但地方曠蕩，山谷綿連，各衛避差人丁，軍徒重犯，盡皆逃躲此處

值得一提的是，遼東屯田制的衰敗，其實也與明末爆發的多次自然災害有關，比如嘉靖三十六年爆發的遼陽洪水，就極大的加重了當地軍戶的負擔，“子粒未獲，遠近居民，家家缺食，鬻妻棄子，流離載道”，在這樣的殘酷現實下，原先託庇於衛所的軍戶們，無法繼續以軍士身份謀生，這才不得不脫籍逃亡。

蒙古騎兵

（二）由都指揮使司轉為督撫制導致的文武失和

前文曾經提及，由於遼東為邊地，因此明朝並未在此設立主管行政的布政使司，反而由都指揮使司主纜軍政大權。這樣的情況下，都指揮使司的官員可以對政治、軍事、錢糧等事務進行監管。

這種制度上的失衡，使得明朝前中期遼東一地武臣勢力逐漸出現尾大不掉之勢。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其所著的《明夷待訪錄》中，對於這一階段的遼東政局，有著尖銳的批評，稱“大將屯兵，搶殺不可問，宣召不能行”。

當然，這樣的態勢並未持續太久，隨著北元遠遁，遼東戰局逐漸趨於穩定，朝廷對於遼東地方將領的管理也開始逐漸強化。尤其是在永樂一朝，由於遼東邊臣參與奪嫡之爭，觸怒龍顏，永樂皇帝開始以強硬手段壓制武臣。這便是督撫制度設立的肇因。

與都指揮使司不同，督撫官員皆由文官擔任，其任務便是監察地方，由於職能與三司有所覆蓋，且本身即皇帝專門為限制地方權利所設立，

遼東將領

再加上原本的都指揮使司職權漸被督撫侵奪，因此，遼東一地文武失和的事件屢屢發生：萬曆年間的朝鮮之役中，遼將李如松與文臣宋應昌近乎公然決裂，前者直言“

在這些文武失和的事件中，有些衝突是武將憑恃軍功，故意衝撞負有統軍之職的文臣，而有的則是因為文臣不習兵書，反而肆意插手武將用兵，最終導致兩者矛盾加劇。比如《明史》就十分尖銳的指出，熊廷弼與王化貞的衝突，與後者本身的積習有關：“化貞為人騃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牾”。

但無論原因如何，遼地文武之爭，其實質仍然是制度變革之後導致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階級之間產生的不可調和的矛盾。

繡春刀-修羅戰場劇照（薩爾滸之戰戰敗）

（三）募兵制弊端驟顯致使軍備廢弛

明朝募兵制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宗時期，正統皇帝為繼續征討蒙古，曾以募兵法有償招募士兵隨軍作戰。《明書·戎馬志》中記載：

“正統中，始募天下軍餘民壯為兵。景泰初，復令廣召募，即以所在官司統領，遇警調用，然猶之民也。弘治中以虜警抽編，無警許罷役，遂有常餉”。

可見，這種有償招募士兵的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成為明朝世兵制的補充，而隨著遼東屯田制度的逐漸衰敗，募兵制也成為明朝繼續鞏固東北邊防的重要策略。

在募兵制剛剛出現時，由於招募費用優渥，報名參軍者眾多，這種兵制也為遼東抵禦蒙古、女真侵襲提供了良好的兵源。

在這之中，又以遼東名將李成梁所率家丁最為知名，這些李家家丁，雖冠以家丁之名，但無論是戰鬥力還是士氣，皆屬當時明朝軍隊中最為精銳的所在。在李成梁長子李如松援朝抗倭期間，其麾下數千私兵家丁曾經於碧蹄館一地獨抗日寇數萬大軍。如此戰績，足以見其戰力之強橫。

李成梁麾下家丁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強的戰鬥力，與他們的待遇有著極大的關係。《明清史料彙編》中稱：

“凡所育健兒,諮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皮狹邪之類,俱曲以從之。有求必給予,但令殺虜、建功而已……或則以零剿劫帳,或責以御虜先登,計級受賞,即除前貸。故人皆樂為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

這些由將領親自招募的士兵，由於其興衰榮辱與將領休慼與共，時日一長，皆成為將領私兵。但是，這些私兵的戰力雖然強悍，但其糧餉犒賞卻是往往是普通士兵的數倍乃至十數倍，在這種情況下，普通士兵的糧餉自然無以為繼，這也使得遼東邊軍的待遇出現了極為不平衡的狀態。除了少數可堪一用的家丁以外，大量募集所得士兵往往不堪一用，士氣低靡，戰力低下，甚至出現“傭徒廝役、遊食無賴之流……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而暮逃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銀兩，而朝投河西。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糧有名，及聞賊犯而又去其半……”這樣的荒唐情況，遼東邊軍戰力，在這種總體態勢下又一次被弱化。

三、遼東邊軍戰力衰弱所帶來的影響

明末遼東形勢圖

遼東邊軍戰力衰弱帶來的危害是全方面的。最直接的影響，自然是遼東大量土地被女真佔領，事實上，自萬曆四十六年開始，撫清、開鐵、瀋陽、遼陽等地就已經漸次丟失，到得廣寧之戰結束後，平洋橋堡、西興堡、鐵場守堡等眾多堡壘，皆被後金控制，原先用於抵抗女真的遼東邊牆自此失效，明朝僅能通過山海關阻擋女真南下的鐵蹄。

這種節節敗退的局面的形成，是遼東軍戰力衰退後最直觀地影響。然而，這些還僅僅只是明朝明面上的損失，真正的影響則是遼東、遼西相繼失陷後對關內的影響。

明末遼東戰局（遼陽失陷）

在薩爾滸之戰戰敗後，明朝不得不正視女真作為一股新興勢力已然崛起的事實，並發動全國之力試圖撲滅已經在遼東愈演愈烈的局勢，川、兵、薊、寧夏、宣府、大同、固原、甘肅、淮、浙甚至四川土司，這些地區無一例外都曾經相應明朝調令出兵遼東。

“調遣大將領兵援遼”成了明朝在面對危亡局勢時最為過激又最為正常的反應，然而此時坐擁遼東遼西，已然有問鼎天下之勢的女真，再也不是原先的弱小部落，明朝軍隊的有生力量如同潮水般撲打在女真這塊礁石上，卻最終粉身碎骨。松錦之戰，明軍“赴海死者，以數萬計，浮屍水面，如乘潮雁鶩，與波上下”。

可以說，這場國運對賭之戰，以明朝的完敗作為結束。而作戰失敗的明軍，除了當場戰死或投降女真以外，大量士兵變為潰兵流民，時人曾言：

“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己末。遼東四路進兵，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不敢歸伍而落草……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可以說，在明末肆虐天下的盜匪流寇中，也有著不少當初援遼將士的身影。

而另一重影響則在經濟上，遼東邊軍的衰弱，使得對抗女真、蒙古成為明朝全境上下首推的重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原先可以依靠屯田自給自足的遼東，成為了吞噬明朝財力物力的饕餮巨口。

萬曆四十六年，時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曾上疏萬曆皇帝，“請兵十八萬，戰馬九萬匹，每兵歲支銀十八兩，計三百二十四萬兩”。這樣的軍費要求，大大超過了明朝的承受範圍，甚至可以說，此時明朝一年的稅賦也僅僅不到四百萬兩。這樣的吞金巨口，最終使得遼東成為了明朝覆亡的催化劑。

女真騎兵

四、結語

明朝立國二百七十六年，而在這二百多年的時間中，遼東邊軍一直以來都是明朝維繫遼東政局穩定繼而拱衛京師的重要屏障。在這樣的狀態下，明朝對於遼東邊軍的關注度不可謂不高。

然而，遼東邊軍久處四戰之地，屯田制、都指揮使司、募兵制皆是為了應對現實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些制度也的確為維護遼東邊軍戰力做出了貢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邊軍的種種問題開始凸顯，腐朽的募兵制、衰落的屯田制乃至自我否定和崩潰中的督撫制度，成為了遼東邊軍逐漸衰落的肇因。

這種衰落局面的出現，並非用某一君王的無所作為就可以解釋，相反，它的衰落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問題。這種衰落，不僅是當時的執政者，就連如今的我們，在有著通曉結局的前提條件下，其實也很難找出一種切實可行的解決之道。而這種逐步跌入深淵的態勢，最終使得明朝加速走向覆亡。

明末遼東之戰局勢圖

參考文獻：

1、《明史》

2、《明清史料彙編》

3、《明代兵制的嬗變與財政支出關係述論》

4、《明代遼東都司諸衛轄所考》

5、《明前期的遼東邊政及其社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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