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方方池莉被稱為武漢文壇雙星，同為“漢派小說”的代表人物。
在疫情期間方方老師每天堅持寫封城日記，名聲大噪，很多人讀了，雙方意見不統一，口水戰不斷，有踩有挺，不可開交，近日又聞日記將在美國出版，方方與胡錫進就此引發隔空大戰，更是引起宣然大波。推崇者頂禮膜拜，反對者咬牙切齒，目前已經上升到民族大義的高度。
而池莉則寫了篇《隔離時期的愛與情》指出：‘’隔離就是戰爭！戰爭必須讓愚蠢無知廉價的愛與情走開‘’！此外池莉還當志願者，竭盡所能做好人好事。
同為湖北武漢籍女作家，二人表現活法截然不同。作為武漢文壇雙壁，兩人在創作風格，文學理念上又有何區別呢？下文是幾年前一名作者關於方方與池莉文學作品比較的文章，發出來供大家評判。
池莉和方方作為武漢文壇的代表人物，在生活和創作經歷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同為武漢當代著名女性作家，年齡相似，出名時間相同，生活經歷頗有重疊；在創作上都是以中篇小說見長，都堅持現實主義原則，其筆下的人物也多數生活在武漢這座城市；同為武漢書寫的代言人，同為“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她們及她們的小說的共同點是有目共睹的：她們都以豐富的人生閱歷作為寫作積澱，描繪出以濃郁的武漢地域文化特色為底色、現代都市人繁瑣艱辛的日常生活為場景，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際遇為主題的人生百象圖。儘管兩人有太多的相似點，但我們仔細地深入閱讀她們的作品，從最初的文學接觸，作品的側重點，作品的語言風格等方面，就不難發現兩人不同的創作風格。
一、最初的文學接觸的不同
方方、池莉在成長中所接受的影響是不同的，這就直接造成了他們在最初是所接觸到的不同文學類型。
方方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到正統的知識分子的教育，古詩詞培養了她敏感的審美感覺，這在她一些寫家事的小說如《祖父在父親心中》都有比較真切的描寫，青少年時代，方方大量閱讀的都是流行的蘇聯小說和像《紅與黑》這樣批判現實主義和表現人道主義精神的浪漫主義風格的作品，這些作品是方方日後創作的一個重要參照，滋養了方方小說深刻透視人生和剖析批判現實的態度。
與方方知識分子的家庭閱歷和學識相比，池莉在這方面則稍顯的底氣不足，她出生在一個沒有太多文化氣息的湖北一個小縣城的幹部家庭，在池莉自傳性的文章裡，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語句：“從小在公家分配的毫無家庭氣息的床和辦公室之間長大，我沒有祖蔭，沒有根基，跟隨父親調到這裡工作那裡工作。”由此很難知道池莉到底閱讀了那些書籍，也難斷定她文學啟蒙的背景和淵源。
如果說，方方是因為文學名著的誘導而走入創作的知識分子的代表，那池莉則是靠著那種天生的極其細膩的感覺對生活的感悟而寫作的代表。也許對方方來說，寫作更多的是為了實現人生理想，成就一番事業；而池莉在創作初期除了自身喜愛寫作外，更多地是為了改變生存的需要。
二、作品描寫的側重點的不同
由於最初的文學接觸所不同，造成了兩人的不同的價值立場，致使方方、池莉在具體作品中風格也迥然相異。
方方的小說世界宛如一柱多面多彩的多稜鏡，鏡面囊括了從宦子塌至淳至樸的歌哭興廢到大武漢街巷碼頭工廠院校乍暖乍寒的世態言情，折射出世俗人對求生存求發展求安樂的多層次多姿態的人生圖景，體現出作家對生活內涵的不斷追索和個人命運走向的深層思考，將言外之意放置於小說情節與人物之中，在小說有形的或有限的生活空間中使故事與情節成為一種思考的誘因。方方的小說更多地從精神上或是典型細節上刻畫人，注重於表現某種人生。《風景》中有一段這樣地描寫：“七哥對他五歲就敢在‘河南棚子’穿梭於小巷小道中拾破爛地膽略極詫異，香姐姐地孩子五歲還每天叨著大香姐姐地奶頭，而小香姐姐的孩子五歲卻還不會自己蹲下撒尿。七哥記得他撿的第一件東西是一塊破了角的手絹，手絹上有些粘粘糊糊的東西，七哥用舌頭添了一下，是甜的，便又舔了好多下，直到那手絹溼漉漉的。”這段典型細節的描寫，把七哥“連狗都不如”的生存狀態刻畫得淋漓盡致，這為他將來不擇手段地讓命運完整地翻一個身埋下了極好的伏筆。在不動聲色的靜觀默察中，方方描繪著芸芸眾生紛繁複雜的生存圖景，生生不息之下的困厄與掙扎。
池莉的小說則側重於描寫生活的原生態，注重再現某種生活流程。她努力按照時間的流程敘事，盡力將故事處理成粗礪鮮活的生活流，避免使用那些會使小說看起來吃力或比較陌生化的手法。作家將真實的生活本身的狀態描繪給我們看，一切判斷留給了讀者。《煩惱人生》描述了普通工人家庭印家厚一天的生活，這位主人公在這一天的經歷是最凡俗不過了，吃飯、趕車、上班、帶孩子、幹家務、睡覺、做夢……甚至刷牙、上廁所，真是一段貨真價實的生活流，使小說完全“還原”給了生活，正因為如此，印家厚在網一樣的生活中所遇到的“煩惱”才可能成為無數中國人生存煩惱的一種象徵。
同是描寫愛情的小說，方方的愛情小說不同於瓊瑤的鏡花水月纖塵不染，不同於池莉看山是山的不談愛情，方方的愛情小說夾雜著傷逝的人間煙火且更探人個人心理深度，比較集中地體現出女性心理的複雜與豐富。在方方那裡，細節的描寫和人物複雜細膩內心的勾勒，主要在於表達作者或是主人公對於這個世界和男女之間情感的迷惑和遺憾；而在池莉那裡，行而上的意味全部被消解，作家只是將真實的生活本身的狀態描繪給我們看，一切判斷留給了讀者。
三、作品語言風格的不同
閱讀池莉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無論是主人公的語言還是池莉本人的敘述，我們都可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身邊熟悉的人的影子。這種感覺大大地拉近了池莉的作品和讀者的距離，形成一種強烈的“親切感”。這種親切感源於池莉繼承了傳統的白描手法，她不做揚揚灑灑的景物描寫，不詳細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也決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與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她總是平平寫來，每一處都不多費筆墨，她作品中的描繪性語言很少，常常用敘述性語言，這種敘事性的語言中每一個詞都是非常普通的，絲毫沒有華麗之感。
同時，池莉小說的語言整體上是簡潔明快，從不拖泥帶水的；更擅長運用短句十七簡單明瞭地敘述和描寫事物，如實地記錄口語；也完全是來自生活中大眾，淺顯易懂，充滿了時代氣息，甚至帶著一些市井俚俗的插科打諢；擅長以人物對話為主來構成小說透過這些原生態的對話，更是將其筆下的人物性格刻畫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方方和池莉大量採用原生態的生活口語不同，她的語言更為書面化，典雅化，並不時在其中加入一些文言詞彙；她很少將自己眼中看不慣的社會現象直接的加以批判，而是習慣使用反諷或是黑色幽默的語言將這些情緒表現出來，這使得她的小說能夠把喜劇和悲劇兩種不同的色彩兼顧在一起，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
同時，方方的小說則多以長句為主，甚至將幾句話連在一起，和短句形成錯落有致的韻律。相對於短句，長句結構複雜，修飾成分多，在表達上精準、周密，敘述周詳；其文本中的長句，深受西方意識流語言組織形式的影響，在長句中又含有口語化的傾向。以這種句式組合起來的文本，無法讓人像閱讀池莉的作品時那樣簡單輕鬆，需要帶著自己的思考認真的閱讀才能體會其中的妙處。
兩位武漢籍的女作家，作為新寫實的代表，在選材範圍和寫實手法等方面有著共通之處，但是，作為不同的“個體”，由於她們最初文學接觸的不同，價值立場的不同，使得她們的作品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有比較就會有鑑別”，不足也好，優勢也罷，並不影響池莉與方方成為“新寫實主義”小說創作的典範。(詹小青《中學生導報·教學研究》 2014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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