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以积贫积弱著称的宋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一方面，在广袤的北部边疆，先有辽、夏与宋争雄，后有金与宋为敌。期间，宋朝曾于“澶渊之盟”后向辽朝纳银输绢，于“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纳贡，因而就宋与辽、金的关系而言，以往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朝贡关系，已呈颠倒之势。西夏与宋的关系虽不同于辽、金，受宋的册封并频繁遣使朝贡，但恰如司马光所说:“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1](卷206)元人也认为，西夏“虽尝受封册于宋，宋亦称有岁币之赐、誓诏之答，要皆出于一时之言，其心未尝有臣顺之实也”[2](卷486)。另一方面，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日益繁荣。除大批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外，许多国家遣使朝贡。据《宋会要辑稿·蕃夷》所载，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朝贡次数为302次[3](P104)，其中，除东亚的高丽外，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等东南亚和西亚国家来华朝贡频繁。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朝贡关系的特殊性，二是朝贡贸易经历了由鼓励到限制的变化。上述特征在朝贡制度方面皆有所反映。
一、朝贡关系的特殊性
所谓朝贡关系的特殊性，是指在夏夷长期对峙和宋朝一直“积弱”的格局下，宋朝特别是北宋统治者非常注重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而置朝贡的经济利益于不顾。所以不仅对朝贡国国王封官授爵，对贡物“估价酬值”，还回赐国王、王室成员及贡使大量贵重物品。即所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2](卷485)。这种情况直到南宋时期，才逐渐有所改变。
朝贡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在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自公元894年日本停止遣唐使的派遣，历宋之世，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东邻之国中惟有高丽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与此同时，高丽先后称臣于辽、金，向其纳贡。因受辽、金制肘，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并不顺畅。宋太祖建隆三年(962)，高丽大成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副使李励希、判官李彬来宋朝贡。次年，宋太祖降制高丽国王，赐命王昭为开府议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2](卷487)。淳化四年(994)始受制于辽的高丽，在受辽之册封，奉其正朔的同时，仍不时向宋朝贡。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高丽使者[2](卷487)。天圣八年(1030)高丽王派遣293人的庞大使团奉表来朝，“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2](卷487)。至神宗年间(1067－1085)，韩中朝贡关系再度活跃。对此，马端临评论说:“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4](卷325)但对正在实施变法的宋朝决策者来说，高丽频频入贡，为“结之以谋契丹(辽)”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厚遇来使，与夏国使同等对待[2](卷487)。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5](卷2)。元丰二年(1079)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2](卷15)。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1](卷302)。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元年间，朝中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主张断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如苏轼在元四年至八年间(1084－1088)先后撰写《论高丽进奉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等公文，强调宋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无丝发之利，而有五害”[6](“奏议”卷6、8、10)。但其主张未被朝廷采纳。至腐败透顶的徽宗朝，为达“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2](卷487)，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对韩中朝贡关系的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以致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绍兴六年(1136)，“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绍兴三十二年(1168)孝宗即位时，也以同样原因拒绝高丽遣使朝贺之请[2](卷487)。在此，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另外，在与西域诸国的朝贡关系中，宋朝也隐约透露出以之牵制西夏的政治意图。
可悲的是，对于一再遭受屈辱的北宋统治者而言，发展中外朝贡关系，还有其羞于启齿的另一层政治意蕴所在，用马端临的话说，叫做“柔远人以饰太平”[4](卷325)。每次战争失利之后，北宋统治者往往四处遣使，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以粉饰太平。宋太宗曾发动两次旨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大规模北征，皆以惨败告终。第二次北征结束不久，宋太宗便派遣8名宦官携诏书、金帛等前往海外国家，邀其朝贡。北宋与辽朝订立“澶渊之盟”后，真宗与大臣演起“天书屡降”的闹剧，试图借神力洗刷耻辱，树立天朝的尊严。这样，招徕海外国家前来朝贡，成为该出闹剧的重要一幕。在接下来的一系列祭拜、封禅仪式上，果然有不少外国贡使的身影。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庆祝所谓的天书降临，宋真宗于泰山行封禅之礼，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贡使携带贡物参加了这一仪式。4年后，宋廷又在汾阴行后土礼，应邀参加的有交趾、蒲端、三麻兰、勿巡、蒲婆等国贡使[7]。此后，神宗朝、徽宗朝皆曾鼓励海外国家前来朝贡。但在江河日下的形势下，此举徒具“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听”[8]的外表，却以巨额的赏赐作为代价。
二、朝贡贸易的变化
据统计，宋代来华朝贡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有:高丽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于阗34次，龟兹21次[9](P583)587)。与宋保持朝贡关系的海外国家还有注辇、蒲端、婆、渤尼、真腊、拂等。所贡之物包括国王贡物、王室成员贡物、贡使及随行人员贡物等几部分，主要是本国土特产，如高丽贡金银器、娟、布、马、刀剑、人参、硫磺；交趾、占城、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贡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驯象以及各种香料、香木；大食贡玻璃器、水晶、织锦、香料；于阗、龟兹贡骆驼、马、玉器、乳香等。宋朝对贡物采用“估价酬值”的办法，贡物估值后，回赐金、银、钱、丝织品等以偿其值，如绍兴二年(1132)，“占城国王遣使贡沉香、犀、象、玳瑁等，答以绫、锦、银、绢”[2](卷119)。回赐通常高于贡物价值，如乾兴元年(1022)，交州所进贡物估价为1682贯，皇帝下诏回赐2000贯。再如天圣六年(1023)，交州所进香药估价3600贯，朝廷则回赐4000贯[10](蕃夷四)。
北宋初期，对朝贡贸易不加限制，赏赐无度，各国贡使纷至沓来。庞大的贡使队伍中，不乏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的商人，他们在牟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常常获得宋廷优厚的赏赐。史载“二圣(宋太祖、宋太宗)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10](蕃夷七)。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自真宗统治末年起，逐渐有所改变。大中祥符九年(1016)，在市舶贸易兴盛的广州，当地官员率先提出朝贡贸易的改革方案，得到真宗批准。据《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是年七月，“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香、异宝听赍持赴阙，其余辇载重物，望令悉纳州帑估值闻奏，非贡举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尼、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其?)余私物不在此例。从之。”[10](蕃夷七)。这条材料表明，宋朝政府已开始通过限制进京贡使人数、严禁蕃商假冒贡使以及削减贡物数量等措施，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而且，除进京所携贡物估值回赐外，其余部分作为商品，纳入市舶管理制度予以征税，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有利于市舶贸易的良性发展。
至南宋时期，统治者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巨额军费开支，更加注重发展海外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市舶贸易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重名不重实的朝贡贸易则降到次要地位。讲究实际的南宋统治者不仅没有像北宋朝廷那样招徕海外国家朝贡，而且一再采用削减乃至拒收贡物，以及限制贡使进京等做法，进一步压缩朝贡贸易规模，节省政府财政支出。建炎三年(1129)，大食国“遣使奉宝玉珠贝入贡”，高宗谓侍臣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故武备不修，致金人乱华，危亡不绝如线。今复捐数十万缗以易无用之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遂令官员拒其贡物不纳[2](卷490)。同年十一月，鉴于四夷朝贡者日众，而“祖宗以来别无止绝之文”的实情，高宗制订了更为严厉的限贡措施，“敕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11](卷78)。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当广西经略司奏报安南欲奉表朝贡以贺新皇登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诏入贡物以十分为率，止受一分，就界首交割”[10](蕃夷四)。后经广西经略司上奏并征得礼部同意，贡物照例全收。但此后有所选择地接受贡物，已是南宋朝廷的惯用做法。例如，乾道三年(1167)，只收受占城贡物的10%。淳熙四年(1177)安南朝贡时，在贡使的要求下，收其贡物的30%。几年后，安南再次入贡，收受贡物的比例又降为10%[7]。与此同时，南宋朝廷屡屡颁诏给贡使入境的地方政府，令贡使免赴京城，就地移交贡物，进行交易。有时干脆关闭朝贡大门。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登极伊始，即颁布诏令:“比年以来，累有外国入贡，太上皇帝冲谦弗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理谕遣，毋得以闻”[2](卷119)。凡此种种，皆表明南宋朝廷为形势所迫，摈弃了以往借朝贡以粉饰太平的政治外表，使维持朝贡关系所造成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南宋后期，朝贡贸易因受冷落而转入萧条。
三、朝贡制度的发
如前所述，宋代各蕃国所进贡物，主要是本国土特产，宋廷对贡物的种类名目，以及贡使的来华路线，即所谓的“贡道”，并无明确规定。各国贡使凭历代相沿的习惯和经验，根据地理之远近、交通便利与否选择登陆或进入地点。宋中叶以前，高丽贡使主要在登州登岸，后改由明州出入。交趾贡使由广南西路的如洪镇入境。其他东南亚国家多从广州、泉州登岸。西域贡使抵秦州辖境后，由当地政府派人护送至京。阿拉伯国家在北宋时期由陆海两路来华，南宋时期则多由海路。
各国贡使在京期间，须履行一系列繁琐的朝贡礼仪。据《宋史》记载，其内容包括呈递本国表章，移交贡物，应诏觐见皇帝，参加庆典活动和宴会，代表本国国王接受宋廷封赏和官方文书等。有些国家的贡使还将本国习俗传入，并被宋朝纳入朝贡礼仪，如注辇、三佛齐贡使在觐见宋帝时，“以真珠、龙脑、金莲花等登陛跪散之，谓之撒殿”[2](卷119)。
朝贡具有贸易和政治双重功能，宋朝政府除在贸易方面对贡物“估价酬值”外，还常对朝贡国国王、贡使进行额外赏赐，亦称“给赐”、“加赐”等。在政治上则对朝贡国国王、贡使予以册封。仁宗(1023－1032)以前，“远国使人贡，赐以间金涂银带”。天圣六年(1028)，三佛齐国王遣使朝贡时，“特以浑金带赐之”[2](卷489)。绍兴七年(1137)，三佛齐国王遣使“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给赐鞍马、衣带、银器。赐使人宴于怀远驿”[2](卷119)。接受宋朝封号的朝贡国国王除高丽、三佛齐国王外，还有交趾、占城、真腊、注辇、于阗等国的国王，其他则赐以诏书、冠带、金、银等。但因宋朝国势衰微，对上述国家的册封并不具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此外，宋朝还授予各国贡使诸如“归德将军”、“怀化将军”、“宁远将军”、“郎将”等虚衔[2](卷487-491)。
海外国家遣使来华朝贡，一般都要向宋廷呈递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表章，称“奉表”或“上表”。元丰至绍圣年间(1078－1098)，北宋政府加强了对朝贡事务的管理，规定贡使必须携带表章，方许进京，还对有些国家的贡期、回赐等作了限制。北宋初期，西域贡使、商人借宋朝政府招徕朝贡之机，不论有无表章，纷纷涌入京城。元丰初，宋朝颁诏于阗，“惟赍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2](卷490)。又令“西南五姓蕃，五年许一贡”。元二年(1087)，“诏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岁遣贡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2](卷119)。绍圣年间，知秦州游师雄上书朝廷:“于阗、大食、拂等国贡举，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2](卷490)他的建议被哲宗采纳。此后至宣德年间，对由陆路来华朝贡的阿拉伯国家的朝贡次数略有放宽。至于从海路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因其朝贡规模远在市舶贸易之下，并受市舶贸易的制约，所以迟至南宋绍兴年间，才对个别国家的贡期有所限制，如许令安南三年一贡[7]。北宋时期，偶有朝贡国不按贡期遣使来朝，宋皇也会作出“怀柔远人”的姿态，下诏特许。
南宋时期，曾颁布一系列旨在限制、规范朝贡的法律条文，其中比较重要的除前述对擅载外国贡使来华的华人船主治罪以外，还有:“诸蕃蛮入贡托故不行，而押伴使臣保申不实者，徒二年”；“诸冒化外人入贡者，徒二年”；“诸管押、伴送蕃夷外国贡使计程，无故辄稽留一日，杖一百，一日加一等，至徒二年”等。违法者一经告发，朝廷视情节轻重，给予告发者10－300贯钱的奖赏[11](卷78)。
宋朝中央主管朝贡事务的机构主要有鸿胪寺、礼部主客司、客省、四方馆等。鸿胪寺负责“四夷朝贡、宴劳、给赐、迎送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其官属十有二: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奉举之事。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国奉举之事。……同文馆及管勾所，掌高丽使命”[2](卷165)。但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初虽有九卿，皆以为命官之品秩，而无职事。元丰正名，始有职掌。”[4](卷55)故宋初朝贡事务的具体管理，“分隶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院”等外事接待机构，位列九卿之一的鸿胪寺“但掌祭祀、朝会”而已[4](卷56)。至元丰年间上述机构隶属鸿胪寺后，鸿胪寺开始全面负责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主持对朝贡国的封册、赏赐仪式和贡使的朝觐礼节；按等级、身份确定对四夷君长、贡使的接待规格；翻译朝贡文书；验收贡物；迎送、馆饩、宴享贡使等。建炎三年(1129)，鸿胪寺归并于礼部[2](卷163)。
礼部属官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以宾礼待四夷之朝贡。凡郊劳、授馆、宴设、赐予、辨其等而以式颁之。至则图其衣冠，书其山川风俗。有封爵礼命，则承诏颁付”[2](卷163)。除礼宾事宜外，还负责记载、图绘朝贡国的风俗民情。客省“掌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贡献之仪，受其币而宾礼之，掌其饔饩饮食，还则颁诏书，授以赐予”[2](卷166)。所谓国信使，政和二年(1112)以前主要指辽国使臣，自该年起宋朝升高丽使为国信使，隶于客省。此外，还有四方馆使在贡使参加郊祭、大朝会时，负责安排其位次，引进司使掌“臣僚、蕃国进奉礼物之事”等[2](卷166)。
在地方，外国贡使入境的州县，皆设馆驿安置来使，当地军政长官负责接待事宜。如元丰年间，贡使入境后“迓以兵官，饯以通判，使副诣府，其犒设令兵官主之”[2](卷119)。在设置市舶司的港口，市舶司官员参与具体接待事务。宋朝政府规定，贡使抵达后，州县地方官员须“录其国号、人数、姓名、年甲及所赍之物名数，申尚书礼部鸿胪寺”。贡使的行程安排及沿途的接待、供应等，也要记录在案，一并上报。对初入贡者，应“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为比”，上奏朝廷[11](卷78)。然后，派押伴官护送贡使至京城。贡使往返沿途的供应由所经州县负担。
宋承唐制，在东南沿海城市穆斯林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蕃坊”，由蕃长具体管理。北宋前期，“招邀蕃商入贡”，是广州蕃长的重要职责[5](卷2)。《宋史》卷490《大食国传》载淳化四年(993)大食国王应广州蕃长之招，遣使来华朝贡。其表文中有语云:“昨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赞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
综上所论，北宋前期因统治者注重朝贡的政治功能和象征意义，导致了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和朝贡贸易的发展。此后历南宋之世，统治者从实际需要出发，逐渐限制朝贡贸易的规模，朝贡的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与此相适应，朝贡制度日益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皆有朝贡事务的组织管理机构，其相关制度多为后世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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