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曾經六次下江南，相當榮，乾隆皇帝很是羨慕，也來了個六次南巡。在《御製南巡記》裡，乾隆皇帝對自己一生的工作進行了總結，表示自己一輩子也就幹了兩件大事：一是平定了幾十年混亂的西北，二就是六次的南巡。由此可見，這下江南的意義在乾隆的心目中，那是相當重要。
但是，在古代並不先進的出行條件下，皇帝的出巡就是一件勞民傷財的浩大工程。從京城到江南，路程約六千餘里。在兩百多年前，可沒有現在的汽車、輪船等交通工具，皇帝的那些行李，全靠馬拉人扛，行動緩慢，這樣走個來回，少說都要三五個月。
並且乾隆皇帝每次下江南的時候，都會帶上後宮妃嬪、朝中大臣、皇親國戚，連帶著保護安全的侍衛隨從，少說都有兩三千號人。這麼多人需要動用的馬匹有五六千，車輛四五百，船隻也要上千條，這樣一來花費的也就多了。據歷史學家統計，乾隆帝每次南巡都要花上一兩百萬兩白銀，六次南巡下來花費高達兩千多萬，要知道當時清朝的年財政收入也才五千多萬。
並且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的時候，已經是74歲的高齡了，這麼大年紀長途跋涉，也是相當不容易，還要花那麼多錢。那麼他為啥還樂此不疲下江南呢？
其實對於下江南的原因，乾隆自己也解釋過：一是朝中大臣的建議；二是江浙官民的盛情邀請；三是侍奉母后，遊覽江山美景，盡點孝心；四是江南的地理位置比較重要，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自己作為皇帝應當親自去考察民情。這些說法是一種較為官方的說法，當然聽聽就算了。其實在乾隆皇帝的心中還有更為重要的一層意義。
富庶的江南給了朝廷巨大的財力支持
江南一帶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商業中心，也是國家的“銀袋子”，同時也兼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更是國家糧食的主要產地。乾隆時期，江南地區的江浙繳納的稅銀佔國家稅收的30%，糧賦佔全國的40%，而關稅則佔到50%的比例。
還有重要的鹽課銀，從明朝以來鹽課銀就是朝廷收入的支柱產業，到了清朝也成為了僅次於田賦的第二大經濟收入來源。據統計，鹽課銀的60%都是由江南貢獻，在富饒的江南，僅僅是揚州鹽商們每年上交的鹽課銀都有幾百萬之多，最高時高達600多萬兩白銀。
京城所需要的的糧食大多也是由江南供給
清朝時期京城所需的糧食也是從江南運來的。清朝時期，北京城人們消費的糧食主要是以大米為主，小麥、雜糧為輔，據《欽定戶部漕運全書》記載，發放給官員的官糧比例是：“粳米五成，稄米三成五分，粟米一成五分”。稄米和粳米這兩種大米就佔了官員口糧的85%。
京杭運河
這小麥，雜糧好說，離京城較近的山東、河南、關東等地有大量的種植，但是這大米就需要通過漕運從江南一帶運抵京城。明朝時期的京城就開始從江南調糧，那時京城“漕糧歲入四百萬石”。而到了清朝時期，京城人口大量增加，需要的大米可就不止四百萬石了，這些糧食的三分之二都是從江南通過河運或者海運運抵京城。
可以說沒有江南的巨大錢糧作為支持，也就不可能會出現乾隆盛世。
除此之外，每次下江南的時候，皇帝卻保這些收入能夠正常進入國庫外，還會和權臣進行攤派、賣官、受賄、敲詐勒索等，找江南的富商與官員套取大量的私房錢。
也就是說，將富庶的江南緊緊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充分利用江浙一帶的龐大資源來維持大清帝國的正常運轉，這才是乾隆六下江南的主要原因。
參考：《清史稿》《欽定戶部漕運全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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