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也许是因为存在的时间过于短暂，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实际上自隋文帝杨坚即位到皇泰主杨侗被废这短短的三十八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国富民安、四夷宾服的繁华盛世，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隋朝：皇帝出行盛况
隋朝一统中原，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隋朝打破了一贯的官吏世袭制，正式推行科举取士，并自此延续了一千多年；
隋朝建立了三省六部制，优化了封建国家的中央政府集权；
隋朝期间开凿京杭大运河带来的红利，到今天我们仍在受益；
隋朝降服了突厥、林邑、契丹、琉球、伊吾、吐谷浑，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国土面积达到467万平方公里；
隋朝的文化与典章制度开始外传，对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这些周边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大一统王朝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创造如此多的辉煌业绩，开国皇帝杨坚功不可没，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1978年所著中《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把杨坚排在第82位。
自从杨坚的新帝国建立，就把和突厥的较量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杨坚以其政治家的远见和军事家的敏锐做出一个判断，突厥，这个以狼为图腾的北方民族，将会是中原地区和汉民族的最强大的威胁。
当时，隋朝还有几个强大的敌人，在南方是兵力强大的陈国，西边是蠢蠢欲动的吐谷浑，东北还有个北齐的余党高宝宁集团，新兴的隋国正处于风暴的中心。
隋朝时突厥版图
杨坚既然选择了最终的对手，于是开始为这宿命的对决谋划战略。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命大将贺若弼、韩擒虎集中优势兵力，连败陈军，肃清了江北之地，做出渡江决战的态势，陈宣帝一时间连惊带病，竟一命归西，新继位的陈后主只好献表求和。
第二件事是以元谐为帅率骑兵数万出击吐谷浑，双方在青海地区几番激烈的鏖战，隋军大败吐谷浑，使其一时间无法在西部制造麻烦。
解决了南陈和吐谷浑这两个麻烦，准备对突厥动手的杨坚却迎来了突厥的主动进攻。因为突厥已经等不及了。582年春天，突厥地方突然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民众生活艰难，加之失去了北周、北齐的岁贡，更是雪上加霜。
这里得额外解释一下岁贡的事。突厥是六世纪中叶崛起于漠北的部落联盟国家，他们素以游牧为生，精于骑射，经常倚仗彪悍的骑兵南下到边境抢掠，这时中原正逢北周和北齐并立，相互攻伐不断，无暇应对突厥骚扰，又都想争取突厥支持，于是都用岁贡、和亲的方式对其进行安抚。脱胎于北周的隋朝在杨坚即位后早已不在向突厥交纳岁贡了。
突厥骑兵
突厥可汗沙钵略的王后字文氏系北周公主，与杨坚更有灭国之恨，也日夜给他大吹枕边之风，沙钵略终于下定决心，想一举拿下中原。
隋朝于突厥的第一次正式战役就发生在隋朝的北方长城一带，战线从今天的河北、山西、陕西、一直绵延到甘肃与内蒙古等地。面对突厥来势汹汹的40万大军，隋朝显得有些猝不及防，防线险象环生，多处被敌军攻破，平州大将冯昱遭数万突厥骑兵围攻，力战数日，最终壮烈殉国。弘化的达奚长儒带领隋军借拼死搏杀，杀敌万余，重创来军。隋军的顽强善战出乎了突厥人的意料，同样伤亡惨重的他们推出了塞外。
第二次大战则是时隔一年后的583年，这次杨坚主动大举讨伐突厥。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卫王杨爽和总管李充率领的数万重装骑兵，在今呼和浩特西北的大草原上与突厥骑兵展开了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李充以五千骑兵设伏，突然杀到的隋军令突厥兵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另一路隋军由河间王杨弘和将军窦荣定率领步骑三万，在凉州外的戈壁滩上，遭遇了突厥阿波可汗的军队，隋军经过英勇的拼杀，同样取得了大战的胜利。
隋朝大军
这次战争彻底改变了一向是突厥进扰中原的形势与格局，隋朝开始占据了主动和优势。也是在此战后，突厥内部的不和愈演愈烈，杨坚趁此机会，在东西突厥之间施以离间之计，进一步削弱了突厥的力量。
第三战发生于公元600年4月，突厥的达头可汗再度率军进犯隋朝边界。隋文帝派晋王杨广与杨素出灵武道，汉王杨谅与史万岁出马邑道，分两路迎战突厥。这一战，隋军追杀突厥百余里，斩首数千级，俘敌无数，达头可汗再度战败。
这一次突厥战败后再也无力对隋朝发动战争，达头可汗所统合的突厥汗国完全崩溃，他本人则众叛亲离，不得不出逃去了吐谷浑。后来，隋炀帝执政时，东西突厥分别归顺了隋朝。
三次与突厥的战役，隋军由防御逐渐转为进攻，终于降服了桀骜不驯的突厥人。杨坚解决了这个最难对付的敌人，得以安心地完成他一统天下的霸业。公元589年二月，隋军攻入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
隋文帝杨坚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一段《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原文，我觉得它会让你认识到一位更真实形象的隋文帝杨坚——
"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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