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的刑罚，人们马上便能想起“五刑”：笞、杖、徒、流、死。这是所谓“封建五刑”，初立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的《开皇律》。此“五刑”以劳役刑为中心，区别于之前以肉刑为中心的“奴隶制五刑”，即“墨（刺字）、剕（砍脚）、劓（割鼻子）、宫（割鸡鸡）、大辟（杀头）”。从隋唐开始，直至清末，五刑都是“笞杖徒流死”。
这一变化，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转变，最主要的，便是损伤、割裂人身体的肉刑大大减少。“奴隶制五刑”太过残酷（秦汉时更是经常“夷灭人三族”），早在秦汉时代，便有了“流宥五刑”——“宥”者，宽宥之意，就是将本该遭受惨酷肉刑乃至死刑的犯人流放到边鄙之地，“以流放之法宽五刑也”。宽宥的对象，包括老耄或年幼、情节轻微（情轻可恕）、当事人“弗识”（蠢愚），以及过失等等。对这些人，“则全其肢体，不加刀锯，但流以宥之，屏之远方，不与同齿”（朱熹语）。
封建五刑不是完全废除肉刑，如笞、杖二刑，这两样，简单说就是“打屁股（大腿）”。现代法制思想是不允许有任何施之于犯人身体的刑罚的——什么上夹棍、关笼子、吊起来打，都不行（似乎新加坡的鞭刑是个例外），对古代需要打一顿（笞杖）的违法行为，今天主要处以行政拘留或司法拘留，要在于限制人身自由，而不是令其身体遭受折磨。
其实，流放这项刑罚残酷程度仅次于死刑，但比死刑有更深远的意义。
古代中国是繁荣的农业文明国家，大多人被束缚在土地上，安土重迁，人们强调家族主义，向往子孙满堂、四世同堂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遭受流放者背井离乡、难享人伦之乐，实为人生之不幸。
中国国土广阔，而历代君王对流放之地的选择也是煞费苦心，西北绝域、西南烟瘴、东北苦寒以及一些荒芜的海岛都前后成为过流放地。流放者跋涉千里，走到荒无人烟之地，永世不得离开，简直生不如死。
被流放的一路，是由官兵押送，长路漫漫的苦差事，官兵心里也不痛快，对犯人必然是连打带骂。要想少受点罪，就得贿赂官兵，可是一般被流放的犯人都被抄家了，哪还有钱打点啊，所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就算活着到了流放地，也要给戍边的战士为奴为婢，每天干着苦力，吃糠咽菜，还少不了棍棒伺候。若是女眷被流放，势必沦为押送官兵和戍边战士的泄欲工具，生下孩子一样为奴为婢，所以许多犯人在流放之前索性自杀了。
被流放的一路，是由官兵押送，长路漫漫的苦差事，官兵心里也不痛快，对犯人必然是连打带骂。要想少受点罪，就得贿赂官兵，可是一般被流放的犯人都被抄家了，哪还有钱打点啊，所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就算活着到了流放地，也要给戍边的战士为奴为婢，每天干着苦力，吃糠咽菜，还少不了棍棒伺候。若是女眷被流放，势必沦为押送官兵和戍边战士的泄欲工具，生下孩子一样为奴为婢，所以许多犯人在流放之前索性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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