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了，香港再也没能出现一部像《一个字头的诞生》这样充满实验性、又带有“过火和癫狂”特质的黑帮电影。
这部银河映像的开山之作，主题基调黑色、荒谬，人物设计一反常态，用先锋的镜头语言表现荒诞的群像，颠覆性地演绎了一个全新的黑社会故事，贯穿着韦家辉、杜琪峰一直阐述的宿命论，也由此确立了银河映像“以创意和风格表达主题，以影像和结构来传递思想”的创作理念。
这部诞生于1997年的作品，知名度不高、票房成绩不好，却是香港黑帮电影风格蜕变的分界点之一，它完全颠覆了以《英雄本色》、《跛豪》为代表的80、90年代香港经典黑帮电影，开辟了一条新路，为新千年后《无间道》、《黑社会》等新式黑帮片提供了充足的灵感和养分。
01 缜密的荒诞和惊喜，对香港黑帮片的全面颠覆
①叙事结构上的颠覆
《一个字头的诞生》在华语电影中率先打破线性叙事结构，采用了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盲打误撞》中使用的重复式的叙事时空结构，而导演韦家辉的创新在于使用了虚拟假设、分段叙事的办法，比同类手法的《罗拉快跑》早2年，在当时可谓非常先锋。
整部电影分成三个部分，前30分钟，刘青云扮演的黄阿狗是个32岁仍一事无成的黑帮小混混，胆小、迷茫，跟随几个同伙到湛江谋财，结果惨死他乡；中间的50分钟，黄阿狗重义气、有胆识，在台湾阴差阳错接了两桩暗杀的任务，最后化险为夷，身受重伤却成为“一”字头的黑帮老大；最后10分钟，电影闪回到片头的算命环节，又回到了两条路径的起点，暗示了一个新的开始。
如果说传统的叙事结构是追求观众尽快“入戏”、感同身受地融入整个故事的话，《一个字头的诞生》的叙事风格则是追求“间离”效果，剥去观众对传统黑帮片中人物和事件本身的熟悉感，以制造惊愕和新奇，进而增加电影的荒诞感，让观众有焕然一新的观影体验。
②人物设计上的颠覆
电影里的黄阿狗、吴镇宇扮演的阿猫等主要角色，是香港社会中的底层人物，这些阿猫阿狗步入而立之年，却连吃饭、洗澡钱都没有，他们形容猥琐、思维混乱、行事乖张、到处遇挫，整个故事的发展都是由于这帮乌合之众没钱付按摩费引起，全然没有《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古惑仔》里的陈浩南等经典角色潇洒沉着、义薄云天的风采。电影通过写实手法，把一直以英雄般出现的黑帮分子降落到社会中的最底层，把高高在上的黑帮打落到地面，这个解构的过程，蕴含着对传统黑帮片和现实社会的双重讽刺。
③视听语言上的颠覆
整部电影的视听语言充满了实验性，随处可见各种广角镜头、旋转镜头、手持移动镜头，散漫随意的跟拍，大角度俯拍、仰拍下的不规则构图。
手持摄影的晃动带来了如身临其境般的特殊观感，在按摩店的对峙和打斗，则出现了几个旋转的镜头，造成一种颠倒的视觉效果，反映出电影中人物混乱的心理状态。在饭店吃饭的场景，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快速摇动长镜头加仰拍，观众跟随镜头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又一个说话的角色身上，仿佛置身于角色其中。在台湾的剧情部分，韦家辉则“冒险”使用了大量广角镜头，很多场景发生在空旷的室外场地，人物被拉长变形，这些新奇的摄影手法给观众带来了不同寻常的体验。
此外，音乐和画面的配合上也别具匠心。在电影开头的算命情节，导演故意将变奏的配乐加大音量，观众听得见周围的喧闹声，却听不到黄阿狗和算命人之间的对话，增加了开篇的悬疑性。全片在打斗过程中以电子合成音乐为主，在快速移动的镜头之下逐渐递进情绪直至利用急促的鼓声控制节奏，烘托了紧张的剧情氛围。
02 先锋影像背后，是一座城市独有的身份认同和时代焦虑
如果把《一个字头的诞生》看做一部单纯的黑帮片，那实在太低估它了。这部电影产生于1997年绝不是偶然，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的宿命之感，其实在影射香港这座城市在特殊的历史节点，苦苦寻找身份的认同以及无处不在的焦虑感。
时间和宿命的交叉隐喻。黄阿狗的那只Tudor手表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关键线索，由手表的特写开始讲述故事，也是电影在段落之间分割的标志，它代表着一切又回到起始状态重新开始。手表是衔接两种命运的关键环节，它预示着电影中的人物都不过是被时间和命运戏弄的玩物。时间和宿命相互关联，时间是不可逆的，虽然电影中黄阿狗死后获得了第二次机会，但它不是逆推故事而是平行发生。同时宿命也是不可抗的，一个人的改变最终肯定会影响到身边人的改变，而身边人的改变又会反过来影响到这个人的改变。
十字路口上的艰难抉择。剧情一再提到 32岁是个关口，几个人物要么去湛江发展，要么去台中找出路，结合当时的时政，不难发现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暗含深意的抉择故事。1997年的回归是香港的一个关口，回归是既定的事实，路已经摆在面前了该怎么走？电影角色的慌乱和焦虑诠释了制度交替期港人对未知生活的不安，还原了港人的心理斗争过程。
在电影的结尾，成为大哥的黄阿狗选择了饭店墙上牌匾“一心”中的“一”字作为自己堂口的名字。这里其实有多重含义：其一，点题，告诉观众片名“一个字头”是如何“诞生”的。其二，是破旧立新的决心，代表黄阿狗和香港即将告别了自己的过去，正如韦家辉接受采访所说的：“不管向哪边走，都是命运里的一种选择，无法跳过”。其三，电影为港人的焦虑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一心”。每个人在大环境下都是渺小而无力的，无力左右大局，面对社会转型的彷徨和焦虑，最重要的是一心向前。算命先生对黄阿狗说：“富贵失败实际在于你能否找回自己，要看你自己想做怎样的人。”保持着自我, 意味着保持香港本土的特色，这既是对社会也是对电影的一种理想化期许。
03 银河映像的前世今生，对应着香港黑帮电影的传承、颠覆与迷茫
1996年，“香港电影之死”这样一个惊悚的标题出现在了香港《明报月刊》上。香港电影从每年几百部产量跌到不足百部，也是在这个香港电影全面衰落的年份，杜琪峰选择与韦家辉、游达志一起，成立了银河映像电影公司。之所以会创立银河映像，更像是杜琪峰一个“绝处逢生”的念头：
“当时仿佛所有的电影都不行，每一条路都不对，当时我就在想，既然以前的经验都行不通，那我们就不如来搞点不一样的。”
《一个字头的诞生》在港片一片低迷的氛围下横空出世，在原先香港电影特有的元素中又加入丰厚的人文内涵与哲学思考，它并不只是一个颠覆者的形象，也有传承的意味。就像宿命论是银河映像和杜琪峰的标签，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跛豪》讲过、《英雄本色》、《喋血双雄》都讲过，区别在于上述电影中宿命只是主题之一，而银河映像将之视为最核心的主题。如果深入剖析《一个字头的诞生》的内容，虽然用了如此多后现代手法，义气和利益依然是剧情主线之一，剧情上多处癫狂、搞笑的刻画也是老港片的重要元素，可以说它某种程度上仍然是香港黑帮电影的一种传承。
除了传承和颠覆，另外一个大问题是迷茫：黑帮片该何去何从？
首先是内容上的迷茫。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香港黑帮片完成了由崇高到批判的道德解构，由道义等传统观念到现代意识的转型，新千年后的香港黑帮片则经历了又一次痛苦的转型。《无间道》探讨了“黑与白”的辩证关系，《黑社会》系列表现了权力意识对人性的侵蚀和对江湖规矩的破坏，这两座高山之后，题材重复、创意不继成为了最大的难题，目前来看黑帮片内容上的困境一时还无法解决。
其次是制作上的迷茫。2003年前后，吴宇森、王晶、杜琪峰、刘伟强、尔冬升等一批香港电影人选择北上与内地合作摄制影片，合拍片便成为了近十年多来香港黑帮电影发展的主要趋势与方向。除了杜琪峰的《毒战》等少数成功之作，“港片不港”与“合拍不适”的现象十分明显，合拍片水准参差不齐，就连杜琪峰也有《三人行》这样口碑票房都遭到惨败的作品，吴宇森等人更是几乎毁掉数十年积累的口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内地电影市场的限制，导致香港导演在很多情况下无处发力，只能为了适应在创作中妥协，最后使成片水准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时代的推移，观众的口味变化，许多香港导演的创作精力和创作态度远跟不上时代，能撑起票房的演员也总是那几个老面孔，台前幕后人员的流失也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
当然，并不只是香港的黑帮电影有这些问题，马丁•斯科塞斯2019年成本高达1.75亿美元的巨制《爱尔兰人》被影评人称为“电影黄金时代和黑帮风云的挽歌”，电影里有一个主题：时间才是黑帮最大的敌人。曾经再多的风光终究抵不过时代的变化，如果不是有钱任性的Netflix力挺，这部拖延了将近十年的电影无法完成，而在奥斯卡上十项提名颗粒无收是不是也暗含着黑帮片的宿命呢。
只能说，现在的香港黑帮电影可能比20多年前更需要另一部《一个字头的诞生》来提振士气、重现辉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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