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軍對波蘭發動突然襲擊，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國際形勢的變化，給暫停的中日之間的秘密接觸以新的契機。1939年9月28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對美國合眾社記者發表談話，聲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只要合乎"光榮和平的條件，中國無不樂於接受"。10月上旬，中國駐德大使館向德國外交部發出請求，希望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日本也決心以歐戰爆發為契機，解決中國問題。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希望渺茫的情況下，通過和談解決成為日本方面的選擇之一，因此不再堅持蔣介石下野的先決條件。"桐工作"在此種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開始了。
所謂"桐工作"，其實是日本誘降蔣介石活動的代名詞。是歐戰爆發後，中日之間秘密接觸的活動之一。1939年11月底，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被派任為日本駐香港武官，負責策劃建立與重慶間的聯絡線。宋子文的弟弟、時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的宋子良被日方選中。日方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向宋子良提出見面要求，鈴木卓爾與張治平在抗戰爆發前是非常熟悉的朋友。起初，宋子良對日方的要求予以拒絕，但到了12月下旬，"宋子良"主動要求見面。日本方面認為這是重慶政府釋放的談判信號，鈴木遂與"宋子良"建立起聯繫。數次會談後，鈴木提出由雙方政府各派能夠代表中央意見的代表到香港舉行會談。"宋子良"於1940年2月回重慶報告此事，然後傳回消息：經最高國防會議研究，重慶政府同意派出代表與日方進行秘密會談。鈴木詢問，來港代表是否攜帶蔣介石的委任狀。 2月14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今井武夫大佐到達香港，偕同鈴木卓爾與"宋子良"、張治平會晤。"宋子良"稱：重慶方面將派出攜有蔣介石委任狀且與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並稱宋美齡已到香港。雙方同意在香港召開中日圓桌會議。在談判時，日方曾送鑰匙孔內偷拍了宋的照片，交給周佛海核對，被認為與本人不符。以後，日方查明，此人並非真正的宋子良，而系國民黨特工人員所扮。其真實名字是曾政忠。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雙方代表在香港舉行了四次秘密會談。中方正式代表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及宋子良。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大佐及鈴木卓爾。會上，日方出示陸軍大臣畑俊六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所開身份證明書。中國方面第一天未帶委任狀，第二天由陳超霖、章友三出示了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身份證明書。 中方代表稱，出發之際蔣介石提出：應取得日本撤軍的保證；明確日本和平的條件；使會談在極端秘密中進行。當天的會談圍繞中國承認"滿洲國"及日本在華駐兵問題進行了討論。談判中，一些不會立即危害重慶政府生存的非要害問題，如經濟合作、日本人在中國的居住權及經營權、聘請日本顧問鞥問題，中國代表在附有但書的情況下同意作出讓步。
然而圍繞承認"滿洲國"及日本在華駐軍問題，中日雙方難以達成協議，香港會談無果而終。1940年6月4日，在中國代表所租用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內，雙方在澳門開始舉行第二輪會談。日方於會談前出示閒院宮參謀長的委任狀，中方出示由蔣介石署名、蓋有軍事委員會大印和蔣介石印章的委任狀。 會談以香港備忘錄為基礎。章友三強硬表態：中國在承認滿洲國及日本在中國駐兵問題上，絕對難以承認，並稱"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日方予以反對。雙方仍未能就"滿洲國"和日本撤軍問題達成一致。6月6日，宋子良、張治平到旅館訪問今井武夫，中方代表表示：雙方意見看來難以一致，今後的會談可留待蔣介石的代表到上海等地與汪精衛會談，待有關汪的問題解決後，再由蔣介石與板垣直接會談。6月10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彙報，板垣對與蔣、汪的"巨頭會談"極感興趣。20日，宋子良轉達重慶意見，要求將三人會見地點設在長沙。22日夜，板垣向汪精衛徵詢意見，汪精衛同意參加會談，但地點設在洞庭湖上。30日，鈴木向宋子良提出會談的四種方案，其首選為舉行蔣介石、板垣長沙會談，然後停戰，最後處理蔣汪合作問題。
日本要求重慶出具書面文件，保證出席三人會談時日、汪代表的安全，中方以"絕對保密"為由，予以拒絕。7月25日，中方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衛聲明，要日本保證嚴守會談秘密，並不再介入汪、蔣合作。中方要求日方將上述承諾寫成書面文字交與中方。到了9月份，雙方的態度都已發生變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東北問題和駐兵問題未取得一致意見之前，長沙會談暫行擱置。東條英機接任陸軍大臣後，對和談不感興趣。嚴令中國派遣軍停止和平談判。於是日方終止了"桐工作"。
長達一年的中日秘密會談無果而終，撲朔迷離的歷史現象背後，隱藏著驚人的秘密。事實上，桐工作中，中方代表皆系假冒，其所出示的蔣介石委任狀亦系偽造。這一會談未獲得國民政府最高當局授權，是軍統局特務刺探日方動態並企圖加以利用，以阻止汪偽政權成立的行動。 未能達到和談目的的日本並未停手，時任日本外相的松岡洋右決定另闢途徑，通過銀行家錢永銘對重慶展開新的和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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