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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太宰治這個人？
太宰治的思想根源有一種深沉的原罪意識。這種原罪意識讓他有著強烈的自罰衝動。太宰治最早發表的小說就是模仿無產階級文學的習作。他接觸了左翼思想後，對自己的地主階級出生有著強烈的厭惡感。太宰把“有錢人的孩子”稱作“障礙”或者“缺陷”。在《東京八景》裡有這樣一段：
我相信，有錢人的孩子必須墮入適合有錢人的孩子那樣的大地獄。逃是卑鄙的。作為一個惡業之子，必須大大方方地盡力去死。
所以等到太宰治家道中落的時候，反而是他生活最穩定的一段時期，大概就是因為他從“有錢人家的不幸”中解放出來了吧。像他寫的《斜陽》，重點不是貴族都是病態、不健康的，而是貴族這個頭銜讓人變得病態和不健康。貴族唯一的出路是和一般市民或者農民融合。喜歡自然的上原先生這樣說
我討厭貴族。他們都有一副令人作嘔的傲慢的面孔（中略）我是個農民的兒子，從這樣的小河邊通過，我必然想起兒時在故鄉的小河裡釣鯽魚、撈鰺魚的情景，內心激動不已。（中略）“然而，你們貴族不但絕然不能理解我們的感傷，而且會表示輕蔑。”
太宰治為了給自己的貴族身份“贖罪”，曾經放棄學業，用家裡的錢去贊助勞動者，和勞動者同吃同住。根據井伏鱒二的回憶，太宰在冬天把好衣服留給自己的食客，本人的衣服卻不保暖，顯得很寒酸。
太宰治
這種原罪意識貫穿太宰的一生。一方面，他追求家庭的幸福，看看他寫給井伏鱒二的信：
我認為自己是家庭型的男人。不管從好的意義上，還是從壞的意義上說，我都忍受不了放浪。（中略）我認為結婚、家庭，都需要努力。我相信那是嚴肅的努力。我沒有半點輕浮的心情。即使貧窮，也要一輩子努力。如果我再次破壞婚約的話，請像對待徹底的瘋子一樣，把我捨棄。這些話雖然是平凡的，但我在任何人面前都會這麼說，即使在神的面前，我也可以不害羞地發誓。請相信我。
《斜陽》《人間失格》
另一方面，和美知子結婚後，享受到了家庭幸福的太宰治，又感到了一種罪惡感，以至於他得出“家庭不得不被破壞”“家庭是諸惡的根源”等結論。這倒不是說太宰治痛恨他的家人，恰恰相反，他倒不如說是太愛他的家人了。他從家庭裡獲得越多的幸福，他就越恨自己。因為太宰治的原罪意識非常非常強，不僅僅只是因為他是大地主的兒子。如果只是因為他是大地主的兒子的話，他家道中落的時候他應該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太宰治的原罪意識是某種更深層的東西，不是因為某種東西，而有罪，而是先有罪，然後再找出罪在哪裡。恰恰是在生活最安寧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候，因為在這個時候，他舉出的刀，沒有其他的目標，只能對準他自己。
三島由紀夫為什麼不喜歡太宰治文學作品？
更多出於“同族嫌惡”。
某種程度上，三島和太宰都是反諷主義者，但兩個人和反諷建立聯繫的方式是完全相反的：三島的反諷是直接介入現實，而太宰的反諷倒不如說是從現實中“抽身”，獲得喘息的手段。
具體地說，三島看似真誠的舉動（自殺）其實有反諷的意義。而太宰治的反諷就像他在《人間失格》中寫的那樣，恰恰相反，是為了隱藏自己的真誠。在現實生活中，太宰也經常在流露出真實感情後立刻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小丑般”的舉動。這可以算是他的心理防禦機制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一次不太成功的相親後，忍不住哭了出來，但只哭了一聲，隨即就和身邊的老師井伏鱒二說：“我要到警察局去戲弄一下警察。”
太宰治
很多研究者指出，《假面的告白》是為了對抗《人間失格》而寫出來的。就“雙面人格”和“告白手記”來說，兩本小說有很多類似點。但更重要的是差異，太宰治寫《人間失格》是為了死，而三島寫《假面的告白》則是正好相反，注意，這裡說相反，不是說太宰寫死，三島寫活，三島寫的還是死，詭異就詭異在這裡，他寫的是一種“反過來的死”。在這裡三島用了一個非常神必深刻的比方：
把電影中的跳崖自殺的影像倒放，自殺者就會以極快的速度從谷底飛奔到懸崖上，起死回生，這本書想寫的，就是這種“復生術”。
雖然三島在這裡用了“生”這個詞，但我們一定要注意，他的出發點還是死，沒有先死，當然也就不存在“復生”。
也就是說，在三島這裡，死本身是有意義的，在《憂國》裡，他把死亡看成一種藝術（雖然藝術在這裡本身有反諷的成分）。而太宰則相反，對他來說，死毫無意義可言。太宰治曾經跟他的老師井伏鱒二說過，死是他最輕蔑的東西。
三島由紀夫
三島由紀夫自殺之後，他的母親驕傲地說：“我兒做步人之事，這是頭一回。”但三島由紀夫的自殺其實帶有一種深深的反諷性和原創性。柄谷行人有一段精彩的論證：
三島由紀夫是通過重新喚醒“昭和精神”而使其終結的。（中略）沒有什麼場景比祭出三島之死的右翼和保守派更滑稽的了。他的行動是徹頭徹尾的諷刺。
這裡的保守派可能沒怎麼看過三島的小說，因為他小說裡黑天皇可一點都不手軟。最典型的是《英靈之聲》中，以謀反罪被處決的226事件的青年將校和士兵詛咒背叛他們的昭和天皇。
三島由紀夫很清楚他召的魂是不存在的，但是別人不清楚，正是因為這些人不清楚才要召過來給他們看。不是把美好的東西捏碎，而是把已經碎掉的東西拿過來。
三島由紀夫曾經評論太宰治說他“苦惱的一半”至少都可以用“冷水摩擦、器械體操和有規律的生活來治好”。這邊太宰治痛苦得要死，那邊三島就好像說了一句“多喝熱水”一樣。但這句評論其實也很反諷。三島很清楚太宰的痛苦絕對不僅僅只是私人生活的問題，還有政治上的問題。所以即使身體再好，也只能治好一半。太宰在戰爭時期基本上是一個不迎合當局的作家。而且他對日本文壇的政治正確感到非常的反感。坂口安吾著名的《墮落論》認為戰後半年，“世相大變”，但是太宰覺得日本半點都沒變，還是一樣的蠢。這其實也是三島的看法，三島的自殺與其說是想要匡正日本，倒不如說是讓這種愚蠢徹底暴露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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