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 Inc., NASDAQ: LK）宣佈，內部調查初步階段確認的信息顯示，從2019年第二季度到2019年第四季度，與虛假交易相關的總銷售額約22億元人民幣。
瑞幸之所以自曝財務醜聞，首先與做空機構渾水一個多月之前的指控有關，而後由其聘請的審計機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安永”）刺破“膿包”。
4月3日，安永公開回應：在對瑞幸2019年年度財務報告進行審計工作的過程中，發現瑞幸咖啡部分管理人員在2019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通過虛假交易虛增了公司相關期間的收入、成本及費用，就此向瑞幸審計委員會作出了彙報，瑞幸董事會因此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負責相關內部調查。
據第一財經報道，渾水做空報告引起了安永警覺，安永指派了十幾人的反舞弊團隊介入，發現了舞弊事實。
如果說與本世紀初的安然醜聞相比，瑞幸造假事件中的唯一一點慰藉，那就是安永這位職業看門人不再完全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安永針對瑞幸2017年、2018年財報出具過無異議審計報告，而對2019年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財報尚未出具正式的審計意見。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安永願做瑞幸自曝的催化劑？
令人失望的中介機構
在證券市場上，承銷商、審計師、律師等外部獨立監督者，抑或說是中介機構，常常被稱為保護投資者的職業看門人。
他們以自己的職業聲譽作為擔保向投資者保證發行證券的品質，當他們發現客戶的財務報表或信息披露存在重大問題時，有權通過拒絕合作（如拒絕承銷證券或拒絕出具專業意見）來阻止客戶的不當行為。
理論上，這些中介機構之所以能夠承擔起看門人角色，不僅僅是由於其專業知識方面的特長，更由於他們需要積累起足夠的聲譽資本，以實現長期運營。
職業看門人很多時候未能實現人們對它們寄予的厚望。
本世紀初，安然公司財務造假醜聞轟動一時，並引發了巨大的連鎖反應，職業看門人備受指責。
與瑞幸造假問題浮出水面的起點相似，安然醜聞同樣發端於一位做空商的評論。
從事職業賣空交易的Jim Chanos於2000年11月開始賣空安然，此後在次年2月全美股票賣空交易商研討會上指出安然即將暴跌。
《財富》記者Bethany Mclean因此調查安然隱藏著的財務問題，並撰文指出安然估值過高，引發公眾廣泛關注。
安然於2001年12月2日申請破產；2002年1月9日美國司法部對安然實施刑事調查；2002年1月25日安然董事會副主席約翰·巴克斯特自殺；2006年5月25日法院裁決CEO肯尼思·萊犯有欺詐等6項罪行，7月5日，肯尼思·萊突發心臟病去世；2006年10月23日，法院判決安然前CEO傑弗裡·斯基林24年零4個月的監禁。
做空商基於自身利益，往往有動機揭露公司財務醜聞。但是，只依靠做空商推動的泡沫破裂帶來的大多是哀鴻遍野，長期以往也會損害對金融市場彌足珍貴的信任資本。
而包括安然審計人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在內，證券分析師、律師、證券評級機構等均未能對此發出預警。
在安然時代，看門人裹足不前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在於法律對中介機構的威懾力不足。
不斷加碼的監管力度
安然醜聞之前，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法律變革，使得中介機構在美國面臨的訴訟風險大為降低。
美國最高法院陸續在判決中縮短了證券欺詐案件的訴訟時效，廢除了證券欺詐案件中的私人“幫助和教唆”責任，這使得中介機構被追訴的可能性大為降低。
1995年《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為減少濫訟，提高了證券集團訴訟的起訴標準，要求原告證明事實的“重大性”以及被告系“故意”而為，同時將連帶責任變更為按比例責任。
美國證監會（簡稱“SEC”）研究發現，與該法案通過前相比，會計師和律師在證券集團訴訟中充當被告的次數顯著減少。
此外，法律還忽視了對會計師事務所經營模式新生風險的預防。
20世紀90年代會計師事務所的諮詢業務大幅增長，審計收入則停滯不前，這促使審計人逐漸扮演起本所諮詢服務的營銷角色，與所服務的公司關係過密，招攬生意以獲得事務所內部補償。
這種利益衝突可能是看門人機制失靈的原因，巨頭安然的倒塌為美國敲響警鐘。
2002年，美國國會通過《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對上市公司審計行業進行整頓。
一是設立了獨立的公眾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PCAOB），規定其有權對會計師事務所及有關人員的違規行為實施處罰；
二是加強審計獨立性，法案禁止會計師事務所為審計客戶提供列入清單的非審計服務（包括多項諮詢服務），要求審計合夥人對同一家公司的審計或複核不得連續超過5年；
三是強化刑事制裁力度，法案第807節規定故意進行證券欺詐犯罪最高可判處25年監禁，第802（a）節還專門規定，執行證券發行的會計師事務所應當將所有審計和複核工作底稿保存5年，否則將被處罰金乃至最高10年的監禁。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審計行業監管嚴格化，或許是促使安永在瑞幸事件中推動董事會自查自糾的法律因素。而且，中介機構在歷史分叉路口的不同選擇，可能導致不同的命運。
十九年前的那個冬天，安達信面對安然造假保持緘默，隨後走向倒閉的窮途末路，今天的安永則選擇推動瑞幸向公眾披露虛假的財務數字。
同時應該注意到，渾水發佈匿名報告的時點，恰好與安永審計瑞幸2019年年度財報的時點重合。而安永此前尚未對財務造假期間的財報出具過審計意見，這給了他們採取行動的餘地。
如果渾水沒有在年初發聲，安永是否有足夠的動力像做空者那樣對瑞幸展開嚴查？安永的挺身而出是法治環境變化催生的必然選擇，還是為規避自身風險順水推舟的偶然為之？本世紀初的看門人危機是否真的由於嚴格監管就得到了徹底解決？
美國監管層下決心用重典治理審計行業，審計行業自有對策。
安然醜聞之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清理了客戶名單，基本上只為規模較大、風險較小的客戶提供服務。審計人還試圖在與其客戶簽約時，加入排除客戶對自己提起訴訟或主張懲罰性賠償的條款。
他們厭惡風險，並不願意主動承擔起沉重的看門人責任，而是儘量使得自己從事的交易變得穩健。
監管機構對審計人施以重罰並非容易之事。在《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剛頒佈後，南方保健（HealthSouth）財務造假案出現，SEC最終只是對審計人安永予以嚴厲警告。
在民事訴訟方面，美國最高法院沒有否認其作為主要行為人的責任承擔，但地方法院對中介機構構成主要行為人的判斷標準卻莫衷一是。
最嚴格的是要求公眾投資者必須能合理地將虛假陳述歸因於中介機構，最寬鬆的是要求中介機構實質性參與虛假陳述的準備工作即可，折中標準是要求中介機構必須參與虛假陳述的製作。
上述一系列因素疊加之下，在民事案例中向中介機構索賠成功的概率仍然不高。
撰寫過《看門人機制》一書的哥倫比亞大學John C. Coffee教授因此建議，對職業看門人重新施加幫助和教唆的法律責任，並運用限制賠償數額的方式避免事務所破產，而不是一刀切地進行責任豁免。
畢竟在實踐中，公司管理層一般是財務造假的主要行為人，中介機關更多是充當幫助和教唆的角色。
中介擔責已有先例
2月13日，美國多家律所對瑞幸咖啡提起的集體訴訟在紐約南區地方法院立案，預計後續的集體訴訟將大幅增加。
但美國監管部門想從中概股中介機構處獲取信息、進行審查，一直面臨挑戰。
根據中國法律，審計人無法直接回應PCAOB的審計信息跨境傳送需求。
2015年，財政部發布《會計師事務所從事中國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審計業務暫行規定》。第5條規定，中國內地企業依法委託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該受託境外會計師事務所應當與中國內地會計師事務所開展業務合作，雙方應當簽訂業務合作書面協議，約定其中在境內形成的審計工作底稿應由中國內地會計師事務所存放在境內。
第12條第1款重申要嚴格遵守《關於加強在境外發行證券與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第2款則規定“中國內地企業境外上市涉及法律訴訟等事項需由境外司法部門或監管機構調閱審計工作底稿的，或境外監管機構履行監管職能需調閱審計工作底稿的，按照境內外監管機構達成的監管協議執行”。
在監管協議方面，2013年5月，中國證監會、財政部與PCAOB簽訂執法合作備忘錄，中方同意有條件提供會計底稿。證監會負責人指出，這是“為優質企業境外上市併購融資發展鋪平道路”。
不過，中美證券發行、交易與監管機制存在諸多差異，要想建立起高效的跨境審計監管合作制度，仍需共同努力。
一旦美國監管部門啟動對瑞幸的調查程序，能否順利獲取會計底稿等資料？
《財經》援引一位接近中國監管層的信源表示：“由於瑞幸咖啡註冊地在開曼群島，上市地點在納斯達克，如果需要，中國證監會將協助美國SEC查資料，如果涉及投資者損害賠償，證監會將會介入。”
倘若對瑞幸數據造假的調查結果追溯到2019年二季度之前，安永等中介機構同樣可能成為瑞幸案中的集體訴訟被告，是否擔責等待法庭斷定。
在中概股造假案中，中介機構擔責已有先例。
2011年，高速頻道因被香椽、渾水指控財務造假，從而遭遇集體訴訟，外部審計師德勤香港於2015年被法院判決賠償1200萬美元。
2014年，SEC宣佈禁止紐約州的會計師事務所EFP為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提供審計服務，因為其在對旅程天下審計時存在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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