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初唐的名臣，特别是唐太宗时期的名臣，想必许多读者都能举出不少，单论凌烟阁功臣便可以举出很多人来。而排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便是本文介绍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在初唐政治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在当时的地位亦是极高。但倘若我们认真去翻阅史料，却又发现长孙无忌虽然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但他却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为什么初唐政坛上一个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却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上的建树呢？实际上，这与长孙无忌在初唐政治中的位置有着重要的关系，本文便试图通过对长孙无忌政治生涯的分析，来解答这一个问题。
长孙无忌影视剧形象
低调内敛
若是要概括长孙无忌在唐太宗执政期间在政治上的特点，那便是低调内敛，而长孙无忌之所以低调内敛，这与他的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长孙无忌有着两个重要的身份：他既是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的兄长，同时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功臣。
作为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不仅从小就与唐太宗历史名相识，而且两人还是很好的朋友，这一身份使得他在唐高祖时期李世民与太子、齐王的斗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李世民一边。正是长孙无忌与高士廉等人一道，促成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也是长孙无忌奉李世民的命令密诏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策划政变，也是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等9人一同埋伏在玄武门外，杀死了太子和齐王。
唐太宗人物画像
长孙无忌在玄武门政变的成功和李世民登基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因此，长孙无忌在玄武门政变5位第一等功臣中是名列第一的。凭借这样的身份和功劳，长孙无忌本可以在贞观政坛上大有一番作为的，而唐太宗也确实授予了他相当高的官职，根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的记载：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太子，无忌授太子左庶子。八月，李世民即帝位，无忌授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无忌任吏部尚书，进封齐国公。其年七月，拜尚书右仆射。”“太宗以无忌命佐命元勋，地兼外戚，礼遇尤重，常令出入卧内”。
《旧唐书》部分史料
但是，长孙无忌实际上却没有在贞观年间发挥太大的作用，这与长孙皇后有着莫大的关系。《旧唐书·后妃传上·长孙皇后传》记载：
“时后兄无忌夙与太宗为布衣之交，又以佐命元勋，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以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间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太宗不听，竟用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又密遣无忌苦求逊职，太宗不获已而许焉”。
由此可见，是长孙皇后苦苦劝谏唐太宗不要委长孙无忌以重任，而长孙皇后之所以这样做，则是担心唐朝重蹈历史上重用外戚的覆辙，除此之外，长孙皇后也是担心自己的兄长以外戚身份在朝廷上掌握大权，会落人口实，出于保全自己的兄长以及家族的考虑，长孙皇后才劝谏唐太宗罢了长孙无忌的相位。《旧唐书·长孙皇后传》中记载的这段话可以很好地反映长孙皇后的想法：
盛唐的繁华景象
“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长孙皇后甚至在临终前都要请求太宗不要重用长孙无忌，以保全国家社稷和家族安危：“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长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唐太宗最终听取了长孙皇后的意见，但他个人实际上对长孙无忌是十分信任的，毕竟两人在还是布衣之身时便已相识，长孙无忌不仅是皇后的哥哥，也是对于唐太宗本人帮助极大的挚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记录了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或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太宗以表示无忌曰：‘朕与卿君臣之间，凡事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无以获通。’”
盛唐京都长安
当时群臣中有人称长孙无忌权宠过盛，唐太宗便找来长孙无忌，向他表达了自己的信任，唐太宗此话应当是发自肺腑。而长孙无忌也懂得唐太宗和长孙皇后的苦心，因此在贞观年间一直在政治上没有太大作为。
但是，长孙无忌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他的政治野心可以很好地表现在唐太宗废立太子之事上。长孙皇后一共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为太子，第四子李泰为魏王，第九子李治为晋王，其中，李泰的才学最为出众，又得到太宗的宠爱，因此逐渐萌生了夺嫡之意，这使得太子李承乾感觉受到威胁，因而决定先发制人，谁想阴谋败露，被废为庶人。
长孙皇后影视剧形象
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之后，唐太宗本想立李泰为太子，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反对，一方面是因为此事实际上皆因李泰而起，另一方面则是担心魏王与晋王之间为争夺帝位会重演当年玄武门之变的惨剧。这一建议触到了唐太宗的心病，因而接受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建议。《资治通鉴》对此事有着详细的记载：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李泰小字）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资治通鉴》史料封面
长孙无忌此举看似是为了唐朝的江山社稷，实际上亦有其个人的政治考虑，只要他拥戴晋王为太子，日后晋王登基，他便有了拥戴之功，也许还能作为辅弥之臣辅佐新帝，这对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来说，实际上是更上一层楼。而事态也确实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在太宗晚年为太子组件的辅臣班子中，长孙无忌居于首位。而在唐太宗去世时，他也将辅佐新帝的重任交到了长孙无忌的身上，《资治通鉴》记载：
“(太宗疾笃) 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长孙无忌由此终于在高宗朝时登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唐太宗和长孙皇后
主持朝政
有了唐太宗的临终嘱托，加上长孙无忌作为唐高宗亲舅舅的身份，长孙无忌自然成为了唐高宗统治初期的辅政之臣，实际上了掌握了朝政的主导大权。在唐太宗看来，唐高宗李治当时仍非一个成熟的君主，虽然为人宽厚，但是在为政方面仍然缺乏锻炼。长孙无忌对于李治同样是抱有这样的看法，因此，他在高宗朝时是作为一个监护人的角色在政坛上出现的。
然而，唐高宗李治实际上并不满足于由自己的舅舅来代替自己主持朝政，李治对于朝纲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希望自己可以亲力亲为，但迫于父亲的遗诏以及舅舅的身份，他并不好直接发作。除此之外，李治认为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在行政上并不出色，通过史料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唐高宗李治对于政府机构的批评逐渐增加。《资治通鉴》即有这样的记载：
唐高宗李治影视剧形象
“上谓宰相曰:：‘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长孙无忌对曰：‘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虽然并非指名道姓地批评长孙无忌，但长孙无忌当时是朝政的主持者，批评政府机构实际上便是在批评长孙无忌这个主持朝政的人。而长孙无忌在回应唐高宗的批评时，则并不恭敬，反而顶撞高宗“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这不仅是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狡辩，而且还是对于高宗能力的不信任。
君臣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后来，更是直接导致了长孙无忌的冤死。长孙无忌之死，是由于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导致长孙无忌被贬谪并最后被逼自缢而死。吊诡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唐太宗时期的功臣以及自己的亲舅舅，唐高宗甚至在听闻长孙无忌意图谋反的消息时，没有详细地追究长孙无忌谋反的缘由，而是直接听信了许敬宗的诬告，将长孙无忌贬谪。这实际上反映出的便是唐高宗对于长孙无忌深深的不信任以及两人之间深化的矛盾。
长孙无忌墓穴
结语
长孙无忌之所以在唐太宗时期可以身居高位，一方面是因为他功劳甚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行事低调内敛，并不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是附和唐太宗的政策，在唐太宗执政23年的时间里，长孙无忌始终未曾一进谏言以俾补时政。然而到了唐高宗时期，长孙无忌感到已经失去了束缚，便开始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然而，
长孙无忌揽权过多，反而引发了他与唐高宗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冤死。由此可以看出，长孙无忌实际上是有着政治野心的，在唐太宗时期由于各种限制而未能发挥出来，直到唐高宗时期才得以真正发挥。但长孙无忌的政治能力并不足以说服唐高宗将行政大权交给他，但又迫于长孙无忌的身份而不能直接夺权，如此一来，便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最终导致了长孙无忌的悲惨结局。长孙无忌的悲剧结局，实际上部分源于其政治野心与能力的不匹配，倘若他在高宗朝期间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将权力部分地转交给高宗，想必他的结果应该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资料：《旧唐书》、《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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