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凭借着“熙宁变法”积攒下的财力和精简后的军队，北宋发起了对西夏政权的大规模进攻，史称“五路伐夏”。
哪五路呢？自西向东分别是熙河路（熙州+河州，河湟开边刚收复的地区）、泾原路（泾州+原州）、环庆路（环州+庆州）、鄜延路（鄜州+延安）、河东路，其中前四路都是由两个主要城市合称且都在陕西地区，加上腹地的秦凤路（秦州+凤翔）、永兴军路（京兆府），合称陕西六路，以上六路为安抚使路，即“省军区”。
但在同时期的陕西，转运使路只有秦凤路和永兴军路，这是两宋的一大特色。
北宋立国，为了避免中晚唐和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出现，在架空节度使，并以朝官为知州、知县取代刺史、县令的同时，在州县以上设立四司（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安抚司）以分治军民刑财各项事务，但四司所管区域并不完全重合，比如前面提到陕西地区只有两转运司，却有六安抚司（西北军事的特殊需要，另有河东路的丰、麟、府三州在黄河以西），且为了防止地方抱团，四司的驻地也不一样，且没有统领四司的更高级部门（经略安抚司等除外），俗称“监司”，这个监字就道出了其中实质，“路”的初衷不是一种行政区划，而是受汉唐的“刺史部”、“监察道”影响，遵循山川形便原则，在主干道（主要的转运路）设“路”。
四司各行其政，互不相属，并不具备对州县的节制能力，州仍然直接向中央负责。
这样，两宋在州县两级以上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行省，却不如行省权大的“若有若无”的行政级别“路”。
元朝的行省实际上带有很浓重的分地建邦的味道。
明清的行省则是在宋朝“路”这个“半省”的基础上得到启发，进一步合理化。宋有“四司”，明有“三司”，且权限更大，对府州县有统属职能，以下各级不再直属中央，在诸司之上又逐步有了巡抚、总督的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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