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朱枫，于香港。
朱枫（1905-1950），女，原名朱谌之，字弥明，浙江镇海人。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38年至1944年，先后在党领导的桂林、重庆、金华、上海“新知”书店办事处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底受命由香港赴台，执行秘密使命。1950年初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同年6月10日被害于台北。
4月10日上午，在解放军总医院，医疗专家顾倬云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她虽已是84岁高龄，但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据顾倬云介绍，外公朱云水是浙江宁波镇海当地渔业公会会长。而其母亲朱启文和姨母朱枫（朱启英）两人为一母同胞，关系十分亲密。“母亲与姨母在我外祖母在世时，一直生活在报关行内宅，在外祖母的悉心教导下，至入学年龄，两姐妹先后入镇海高级女子小学读书。”顾倬云说道。
据顾倬云回忆，姨母朱枫很早就参加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并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考验。
探亲的名义
1948年秋，朱枫奉命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朱枫正在等待撤离回上海，中共华东局经慎重考虑，命其以看望前夫的女儿阿菊和外孙女为由，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
朱枫于1949年11月27日到达基隆港。随后，其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
一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枫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台湾彰化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联系。
朱枫到达台湾后，接头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朱枫带着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
逃离台湾
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吴石请“陈太太”在会客间坐下，朱枫将“刘老板”（万景光化名）托带的短简郑重地交到他手里，并谈了万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吴石点点头，说这次因为住院联络仓促，临时安排这处旧宅，下回要请“陈太太”去新居做客，并同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次见面，吴石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这次会面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而后，按照预定方案，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
已完成任务的朱枫按上级指示准备取道香港回大陆。1950年1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她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与蔡孝乾约定的约会地点，却没有看到他本人，只收到了他的“报警”字条。朱枫立即去找吴石，告诉他大陆家中有事，她打算尽快离开。
由于基隆港船已停开，朱枫走海路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就这样，吴石为朱枫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在其副官聂曦的协助下，朱枫于当年2月4日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欲搭船前往已经解放的上海。
英勇就义
“事实上，早在朱枫乘飞机离开台北的前两天，即2月2日，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抓捕，在严刑拷问下，他供出了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的‘吴次长’正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很快，保密局派员到吴家搜查时，发现了其亲自为朱枫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就这样，一道缉查和追捕‘在逃女匪朱谌之’的密令送至浙江定海县城内的警备司令部。”顾倬云告诉记者。
半个月后，朱枫被捕了，当即被押解至定海县城的看守所严密关押起来。很快，一架飞机将朱枫从定海押送回台北。
1950年6月10日，在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吴石、朱枫、陈宝仓及聂曦被押下刑车，随后英勇就义。朱枫就义时只有45岁。
随行的摄影人员按动了快门，留下了他们就义前的镜头：朱枫身穿蓝色毛绒衣的衣襟边，被抓住她胳膊的行刑队员的手掠到了身后；被小雨淋湿的旗袍紧贴着她修长的身体，颈脖上和毛线衣的肩头都缠绕着一道道勒紧的绳索，额前和耳边的发丝有些凌乱。此时她正奋力向前，迈动脚步，神态自然地从容面对着死亡的到来。
第二天，台湾、香港的各大媒体均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事件。
记者了解到，与朱枫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其骨灰在世纪之交由其子女奉回内地，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2010年，朱枫的骨灰长达六十年下落不明后，终于被找到。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的骨灰终于在2010年12月9日这一日，由台湾移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暂放；紧接着到了2011年7月12日，朱枫忠魂终归镇海故里，永远地安睡在故乡的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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