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經常性的行政懲處實施案例

清朝末年，經常性的行政懲處實施較多，懲處了很多犯罪官員。根據《清實錄》的記載初步統計，從光緒元年（1875年）到清帝退位，有姓名可查的被地方大員參劫革職的文職官員至少有5984人次。

1875年至1895年，因吸食鴉片而革職者59人。在《德宗景皇帝實錄》中記載的對官員的處分案例就不勝枚舉。光緒初年，禮部尚書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華由於到四川調查李宗羲辦案情形時，“未能屏絕供應，致有失察家人需索情事”，被處以“革職留任”。光緒初年發生的四川東鄉案，孫定揚、李有恆斬立決；雷玉春等革職，被處革職的宮員不僅有知縣、知府，還有巡撫、總督。

1883年，“以庸劣不職，降甘肅補用知府歐陽振先為通判。革前署甘肅奇臺縣知縣朱開懋（Mao）職。以招搖鑽營，革新疆委員山東題奏知府陳琛職，永不敘用。”[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63。]

此外，還有“因雲南報銷一案，司員書吏，收受津貼銀兩，情節較重，降旨將失察之戶部堂官，及工部堂司各官雲南督撫，交部分別議處”[ 《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65。]。戶部尚書景廉、前戶部左侍郎王文韶、前任雲貴總督劉長佑、雲南巡撫杜瑞聯、工部尚書翁同和等等高官大吏由於雲南報銷案失職、瀆職等行為，分別給予降級、罰俸等處罰。

在《德宗景皇帝實錄》中，關於這方面的懲處記載，是非常多的。可見，光緒朝時期的文官懲戒制度，有比較多的實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