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古代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最繁盛的唐朝也有律例明确表示商人不得为官。就说被称为“商圣”的范蠡，，博学多才但由于出身低微没法走上仕途，于是不得不离开楚国，投奔越王勾践帮他复兴越国，灭掉吴国后他功成名退，游历各国，经营买卖三度成为首富，一生贤明能干足智多谋，但作为商人仍然处在社会下层。他的儒商之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尤其“以义取利”的思想在今天仍是正道之流。
商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虽不被主流看好，但在历史长河中，他们一直砥砺前行。在不断前行中他们以地方为单位抱团取暖，就这样形成了以地方文化为特色的一个个商帮。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大商帮，：粤商、徽商、晋商。而晋商几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最深远的商人团体。
商帮是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拥有会馆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
中国十大商帮
商人社会地位扭转的契机
朱元璋灭掉元朝后，明朝边界一直受蒙古人和匈奴的侵犯，边境战火不断，边防物资吃紧。物资调度就成了重中之重，于是乎国家在一定地区招募适合的商人，让他们将边防物资送往遥远的边塞，后商人根据自己输送的凭证，可以取得一定的“盐引”（及一定的食盐售卖权，古代食盐都是政府垄断），然后商人在国家规定的地区销售获利。
这就是明朝的开中制，它扭转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朝初期社会动荡全国人口流动大，发展农业迫在眉睫，而山西人口基数大，本地土地贫瘠再加上北方长期战乱，使部分迫于生计的人走出家园，再加上建国初期政策引导，山西人走向全国各地，临走前记住山西的大槐树，这也就是大多数人说的祖籍在“山西大槐树”下的开始。这一人口流动拉开了晋商商业帝国的帷幕。
驼帮
晋商文化圈趋于成熟
晋商从明朝初期走上了历史舞台，经过一代又一代商人的努力，到清朝初期晋商已经享誉全国，山西商人遍布全国，茶叶，布匹，瓷器，药材等等只要有买卖处处都可寻到晋商的身影。到明朝嘉靖年间国家富豪榜上晋商的身影屡见不鲜，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说“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榜，全国共十七家入选，山西就入了三姓，徽州两姓”。
众所周知晋商最有名的成就是驼帮，船帮和山西票号。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有450多家分号，它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它的储蓄近10亿两白银，它有“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当时国家的船商，路商任何交易都要经过山西票号，国家对外贸易和外国领事馆的国际贸易只认准山西票号。德国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男爵在《中国》一书中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以此种种山西人的票号将商品运作推向资本运作，推动了近代的经济发展。
山西票号
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
清朝入关之后，晋商将生意逐渐转向蒙古草原，他们将茶叶，丝绸，铁器等转向草原，将毛织品转向中原，并不断将生意向北推进后直到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区，晋商的商业贸易遍布欧亚大陆，曾辉煌一时。
北京的粮食产业几乎被山西祁县人垄断，青海西藏等地区的药材生意全被山西人包揽，海外出口的茶叶，丝绸都是由山西人统一筹集输送。
北京至今留有的大商号“都一处”、等是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当时的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多是由山西人经营。
电视剧《走西口》中的田青就是近代晋商的一个缩影。田家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 也是世世代代山西人做人的准则，山西商人创造的商业帝国离不开“仁义礼智信”，“离不开”以义取利的”的儒商之道。
晋商陨落的历史根源
从古至今中国人有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新家园，晋商也不例外，他们开始在商界站稳脚跟后就开始不遗余力的为后代建造家园，将钱财转入土地的扩张。山西有名的乔家大院，何家大院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创建的属于自己家族的荣耀。在当时有名的富商都是山西太谷，祁县等地晋商，该地区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所以山西太谷等地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乔家大院
近代由于晋商失去了清政府的支持，以及外国人对山西煤矿的争夺，战争的迫害等种种原因，晋商开始隐没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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