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日]山本義隆
1968年日本的GNP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日本成了經濟大國。明治百年之後，日本成為大量生產、大量銷售、大量消費的社會。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在全國各地建造的大規模綜合鋼廠使得鋼鐵生產達到高峰，70年代產量幾乎可與美國比肩，此時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汽車生產國。
到60年代中期，一般家庭都已經擁有了被稱為“三種神器”的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東京至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名古屋至神戶的名神高速公路和東京至名古屋的東名高速公路分別於1964年、1965年、1969年全線開通。到60年代末，“3C”—— 空調、彩電、轎車也進入了很多家庭。同時，私家車的普及也意味著道路建設的發展。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對於日本人來說，許多現實都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然而，這些並不能與勞動生活質量的提高相提並論。NHK在1990年進行了關於戰後社會的印象調查，並將結果分成12項，進行分析整理。積極印象與消極印象各自所佔的比例如下所示
（《日本人眼中的昭和》，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數字為小數點之後四捨五入後的數值）
：
家電產品齊全，生活便利，佔 80%
能夠輕鬆地去休閒、旅遊，佔 58%
人人都能接受高中甚至大學教育，佔 44%
收入增加，生活好轉，佔 37%
能夠隨時獲得所需信息，工作生活更加便利，佔 32%
社會福利完善，能夠安心生活，佔 14%
地價高漲，影響國民生活，佔 51%
公害以及環境破壞蔓延，生活環境惡化，佔 51%
交通事故以及交通堵塞嚴重，威脅到了生活安定，佔 50%
貧富差距擴大，佔 46%
物價上漲，生活艱辛，佔 27%
工作及環境形勢變得嚴峻，內心失去從容，佔 26%
前6項積極印象合計265分，後6項消極印象合計251分，雖然積極印象所佔比重較大，但是差距並不明顯。對於家電的普及，大多數人
（80%）
都感到喜悅，除此之外，積極項與消極項不相上下。實際上，私家車的普及帶來了“交通戰爭”，都市的人口集中帶來了“通勤地獄”，高速增長帶來的並不完全是好事。1975年私家車的註冊數量達到了1480萬臺。
本文出處：《日本科技150年：從黑船來航到福島事故》，[日]山本義隆著，蔣奇武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這一年，星野芳郎在《技術革新第二版》中寫道：“目前，交通事故的死傷者大多數是由私家車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每年死傷將近100萬人。”實際上，每年就有1萬人左右因此去世，警視廳稱之為“交通戰爭”絕非誇張。這是為了發展汽車產業而付出的代價，這是一組血淋淋的數字。
經濟高速增長背後的社會問題
不能忽視的是，經濟高速增長給各地帶來嚴重的產業公害和地域共同體的瓦解以及對自然環境的破壞。1962年池田內閣通過了《全國綜合開發計劃》。由此，若干城市被認定為新產業都市，隨後在建設臨海工業地帶的號召下，填埋海岸線，招商引資，開始接二連三地建設石油化學聯合工廠。尤其是在石油化學工業的推動下，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實現了飛躍性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自然界並不存在的有毒物質，並使這些有毒物質擴散。從公害發生的實際情況來看，與其說公害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如說公害是經濟高速增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後半期，發生了所謂的“四大公害訴訟”。這四起訴訟分別是1967年三重縣四日市公害訴訟、新潟縣水俁病訴訟、1968年富山縣神通川流域的痛痛病訴訟以及1969年熊本縣水俁病訴訟。這些訴訟中的被告分別是：水俁病訴訟中的智索
（直到 1965 年為止一直被稱為“新日本氮素肥料”，本書中對於1965年之前出現的這一名詞也稱為“智索”）
；四日市公害訴訟中隸屬於三菱的三家化學公司以及昭和四日市石油、中部電力、石原產業這六家公司；新潟水俁病訴訟中將大量甲基汞排放到阿賀野川的昭和電工；痛痛病訴訟中將神岡礦山的鎘排放到神通川的三井金屬礦業。這些企業都在戰後飛速發展，並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然除了這些企業以外，日本其他地方也發生過公害，而潛在的公害也不在少數。
1953年，首例水俁病患者被確診；1956年，水俁病首次被國家正式認定；1959年，熊本大學的研究小組得出結論，“水俁病的病因在於水銀化合物，有機水銀的可能性比較大”，並且發現這種水銀是從智索排放出來的。然而，水俁病被正式認定的12年之後
（患者出現的15年之後）
，也就是1968年，厚生省才正式承認這一事實，並問責企業。在此期間，企業早已知道病因是自己工廠排放出來的廢液。
訴訟期間，水俁病患者拿著他們死去的親人的照片
1959年，智索附屬醫院的細川醫生確認了被投餵工廠廢液的貓出現了水俁病的症狀，卻因智索上層的壓力被迫中止試驗，實驗結果也被隱藏。1963年，熊本大學的入鹿山教授從採集的水銀廢液中檢測出了水俁病的誘發物質——有機水銀。然而，智索直到乙醛生產完畢才承認是自己的責任，乙醛的催化劑就是有機水銀。也就是說，智索並沒有採取措施防止新的患者出現，反而繼續生產。於是，不知火海沿岸的二十幾萬居民成了犧牲品。
智索在逃避責任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政府對它的袒護也不容忽視。生產計劃原本就不是智索單方面能夠決定的。作為總體戰的延續，日本的高速增長是以“官產一體”的形式實現的。智索依照通產省制定的、於20世紀50年代開始實施的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的方針不斷擴大生產。
智索的前身為日本氮素，因其成功製造了日本最初的石灰氮素、合成硫酸銨、氯乙烯、醋酸乙烯、聚乙烯等而廣為人知。當時，智索是走在日本石油化學工業最前沿的企業。乙醛恰恰又是化學工業的重要基礎物質，是塑料生產中可塑劑的原料。智索在1960年實際生產了4.5萬噸乙醛，實際上相當於國內總產量的30%。在進入高速增長的日本化學工業中，智索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1959年，熊本大學的研究小組發現了水俁病的病因在於智索排放的廢液中含有有機水銀之後，厚生省食品衛生調查會雖然對該小組的結論表示支持，但是當時的通產大臣池田勇人從增長第一主義的立場出發，在內閣決議中否定了智索排放的廢液與水俁病的因果關係。因此，智索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這造成了水俁病患者在之後的60年代呈現爆發式增長。以下證言可以說明20世紀60年代中期通產省的態度：
通產省讓我們“加油”，叫我們“抵抗”。一談到是不是應該停止排放
（汙水）
，就會遭到嚴肅的批評，“說什麼呢？現在停下來試試看。智索這樣的產業一旦停下來，哪裡還有什麼日本的高速增長啊。絕對不能停下來”。（NHK採訪小組，《戰後五十年·當時的日本·第三卷》，1995）
通產省這種完全站在企業方面的姿態不只出現在面對水俁病時。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舊海軍染料廠廢址上，開始建設以三菱油化為中心的三菱系石油化學聯合工廠。由此，四日市便出現了公害。市民的健康受到工廠排放的廢水造成的海水汙染和含有硫黃酸化物的煙霧帶來的大氣汙染的嚴重危害。1961年出現了大批呼吸系統疾病的患者，1964年出現了首例死於肺氣腫的患者。同時，還出現了因公害而自殺的人。
日本水俁病事件，拉開了民眾推動環境治理的序幕。圖為受害者和企業談判。
石原產業作為四日市公害訴訟的被告之一，在戰前就是四日市最大的創新型企業。該企業生產的金屬鈦具有良好的防腐蝕性，因其硬度高、質量輕、強度大，且富有延展性，用途非常廣泛，特別是在加入少量的鋁或錫之後就會變成高強度合金，“二戰”之後主要用於軍用飛機以及直升機引擎，因此需求量極高。20世紀60年代，石原產業是國內最大的鈦生產廠家。它在製造氧化鈦的過程中，將大量濃硫酸從排水口直接排入四日市港。1968年開始，每天有20萬噸摻雜了硫酸亞鐵、pH數值為2左右的硫酸水被排放到了海里，其中的硫酸亞鐵有時1個月多達1萬噸，這種情況持續長達1年多。
雖然社長以下的所有高層都知道排放有害廢液的這一事實，卻沒有人採取任何對策。根據海上保安廳田尻宗昭所著的《揭露公害最前線》一書記載，該公司在決定增產酸化鈦的時候，“對於副廠長提出的廢硫酸該如何處理的問題，社長指示‘眼下可以不用考慮硫酸的處理’，大家對此表示贊同”。
同時，書中還記載了在調查此次事件的過程中，田尻要求通產省提供相關資料，而通產省的職員則明確表示“你們是搜查機關，而我們就像是為企業辯護的律師，不會幫你們做有損企業形象的事情”，直接拒絕為搜查提供必要的資料。企業與通產省串通一氣。企業從盈利第一的立場出發繼續排放有害液體，通產省從發展第一的立場出發表示支持，至少默認了該企業的做法。這樣一來，對公害的長期默許便成為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之一。
從明治到大正期間的經濟增長，即建設富強和近代化的日本，主要是建立在犧牲農村的基礎上；而昭和前期建設大國的日本則是建立在犧牲殖民地與佔領地民眾的基礎上；戰後建設高度增長的日本也一樣，是建立在犧牲漁民、農民以及地方城市居民的基礎上的。不得不說，明治以來，以生產第一、增長第一為目標的150年的發展歷程伴隨著對弱者的生活和生命的輕視。最終，上演了福島的悲劇。
責任的逃避：
學術為產業公害背書
之前講到，戰後的高速增長是戰後版總體戰體制的結果，區別僅在於在戰後版總體戰體制中軍方不公開露面，但支撐高速增長的仍然是“產官學體制”，即官僚機構、企業和大學間相互配合的體制。
關於公害問題，雖然也有當地大學的研究者站在患者的立場上追究真相，阻止危害擴大，但是另一方面，在被稱為“舊帝大”的名牌大學中，很多講座的研究費都是企業贊助的，因此有不少教授幫助企業隱匿公害和生產事故以及藥物造成的危害，從而逃避責任。特別是工學部和藥學部，許多教授都跟企業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通過向特定的企業輸送大量的畢業生，以及擔任政府審議會等組織的委員來確保自己的權威。
這種情況從明治時代就已經開始了。1897年，政府組織了由16名委員組成的“足尾礦毒事件調查委員會”來解決由前一年大洪水導致的“足尾銅礦礦毒事件”這一社會問題。委員會內對是否應停業爭論不休。最終，帝國大學工科大學
（現在的東京大學工學部）
出身的工學學士們強行將結論引向了繼續生產。在這些人中，尤為突出的是擔任古河顧問的工學學士、之後成為工科大學教授的渡邊渡。在他的“積極活動”下，足尾銅山最終免於停業。
不管是水俁病，還是其他公害問題，都是通過當地具有獻身精神的醫生和老師以及有良知的研究者的努力，才得以確認患者的存在，發現問題的源頭。之後，公害病經常要花費十年以上的時間才會被承認，相關企業也才會被問責。然而在此期間，受害者會不斷增加。並且，在這一過程中肯定少不了“有權威”的大學教授以及學界權威人士的介入。這些“具有相關知識和經驗的”、與政府以及業界有瓜葛的教授們大多站在企業一方，在未認真地進行實地調查的情況下，大談不著邊際的原因論。富山的痛痛病事件就是這種情況。當地開業醫生萩野昇通過長年的調查和研究發現，這種病是由鎘中毒造成的，而毫無根據地否定這一結論的正是產業衛生界的權威、慶應大學教授土屋健三郎。
日本富山縣環境汙染受害者維權
關於水俁病的原因分析同樣眾說紛紜。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清浦雷作在對水俁漁民的實際生活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便認定病因在於腐爛的魚身上產生的胺；而日本化學工業協會專務理事大島竹治則認為原因是戰爭結束時往海中投入的廢棄炸彈。熊本大學的原田正純等人組成的研究小組花費了幾年時間，經過慎重的調查，終於發現這是由於智索排放的廢液中所含的有機水銀進入人體而導致的中毒，並於1959年7月22日將這一結果公佈。兩個月之後，9月28日，大島還是發表了他的“炸彈說”。這一說法原本是1957年由戰前智索的社長、時任水俁市市長的橋本彥七提出的。1959年2月，熊本大學的研究小組通過調查否定了這一說法，並在其著作《水俁病》中寫道：“不管是炸彈說，還是魚胺說，迄今為止從未有人質疑這些所謂的學說，但實際上這些說法缺乏實證性，完全不能稱之為學說。”
這些學說依照企業的意願而被提出來，它們或早或晚大都被證實存在問題。然而在此之前，卻披著科學的外衣，通過大眾媒體的宣傳，並且藉由一流大學教授的職銜和學術界巨頭的權威得以存在，結果就變成了“學術界眾說紛紜，原因有待確定”。患者方面的檢舉揭發被相對“中和”，企業免於被問責，在這種狀態下，事態進一步惡化，其間，新的患者不斷增加。
1995年11月2日，新聞報道稱水俁灣漁民對智索的抗議行動呈現出“暴動”的傾向。至此，水俁病這一被封鎖在水俁灣的悲劇才被全國知曉。第二天，東京版的《朝日新聞》以《漁民因水俁病而暴動，警官72人負傷》為題，刊登了扔石頭的漁民與“被破壞得一團糟”的智索事務所的照片，報道完全將這一事件視作由漁民引發的暴力事件。在結尾的解說中，對水俁病這樣寫道，“一部分學者認為，在水俁市設有工廠的新日本氮肥的工廠廢水可能是原因所在。
然而針對這一觀點，日本化學工業協會的一部分人主張，原因在於舊日本海軍向水俁灣內投下的爆破炸藥。兩種說法相持不下”，“六年過去了，真實原因目前仍不清楚”。報紙將當地研究者長期調查的結果與中央權威不負責的主觀推斷並列報道，造成真實原因含糊不清。在這個意義上，明治以來，許多情況下，國策大學——帝國大學的學問——都是通過“專家”發表的“科學見解”被賦予權威，以此為國家和大企業效力。從日本公害問題的歷史中可以發現，“專家”與“專業知識”無論是站在企業一方還是行政一方，總的來說都是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
問題不僅限於公害。高速增長期中，1963年11月9日，三井礦山公司經營的三池煤礦發生了煤炭粉塵爆炸事件。該事故被稱為“戰後最嚴重的勞動災害事故”。事故造成458人遇難，839人因一氧化碳中毒而留下了後遺症。雖然其根本原因是勞動者一方在1960年三池爭議中的失敗導致的能源政策的轉變，以及該政策造成的煤炭產業的衰落，然而其直接原因在於礦山方面對於安全問題的懈怠。這也是高速增長背後的陰暗面。
在以九州大學荒木忍教授為中心的調查團公佈的報告中，基於對事故發生之後的現場調查，明確地指出了事故原因是煤礦坑道中的煤炭粉塵引發的爆炸。在這種情況下，疏忽清掃工作，任由煤塵堆積的三井礦山公司雖然被追究了不作為的責任，調查團也以“違反《礦山保安法》”和“業務過失致死”的嫌疑對其進行了搜查，但是均以證據不充分而使該公司免於被起訴。
調查團明確指出了原因在於放任煤塵堆積，但三井礦山公司卻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這是因為調查團的報告公佈三個月之後，九州大學工學部的山田穰教授在其發表的論文中主張“風化砂岩說”。該論文指出，爆炸的第一斜坑的堆積煤塵中混入了從坑道天花板上墜落的風化砂岩粉塵，否則是絕對不會發生爆炸的。三井礦山公司以否定“煤塵爆炸說”的這一“風化砂岩說”為依據，向檢方提出了“山田申訴書”。該申訴對檢察官作出不起訴三井礦山公司的決定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63年的日本工廠
這位山田教授同時還擔任過九州大學的校長，在當時被稱為九州礦山學界的“天皇”，擁有極大的權力。因此，依據當時的現場調查得出煤塵爆炸結論的荒木教授在山田發表論文之後，遭到了大眾媒體的集中攻擊，傳言荒木因此失意，最後離開了九州工業大學。另一方面，山田教授在《西日本新聞》的採訪中評價道：“由於證據不足，檢察機關最終不予起訴，從“疑者不罰”的立場來看，這一做法是妥當的。”對於山田來說，重要的不是找到爆炸的真正原因，明確事故的責任，防止悲劇的重演，而是對原因與責任進行模糊化處理。另外，原帝國大學的九州大學與原工業專門學校的九州工業大學之間存在社會認同度上的差距，這大概也會影響法官與當地媒體的判斷吧。
然而，在將近十年之後的1972年，受害的勞動者與其家屬將三井礦山公司告上法庭，提起了損害賠償。在審判過程中，根據荒木花費5年時間調查所得的證詞，1993年法院判定爆炸的原因在於煤塵堆積，此時距離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30年，而距離調查團報告也過去了28年。
這些記錄來自三池CO研究會編寫的《從福島、三池、水俁來問責所謂的‘專家’》一書。書中寫道：“在採礦學、醫學、法律等各個領域以專家自居的‘專家’，幫助隱瞞事故原因以及不顧患者死活的歷史在三池CO
（一氧化碳）
中毒事故中再次重演。”這與在水俁發生的情況是完全一樣的。“專業知識”對於患者以及當地居民、受害者來說只不過是權力而已。現如今，同樣的情況在福島小兒甲狀腺癌事件中再次上演。
作者丨[日]山本義隆
摘編丨嚴步耕
校對丨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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