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習慣過陰曆，3月26日（陰曆三月初三）是姥爺的的祭日，我最愛的姥爺，走得那年，我十三歲。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的死亡。
這一天，也是定格海子25歲人生的日子。
往後兩天，是伍爾夫的祭日。
1
由伍爾夫之死想到的“生命意義”
1941年3月28日的上午，伍爾夫給丈夫和姐姐寫完信後，把信放在壁爐邊，來到家附近的歐塞河，將那把陪伴她多年的手杖擺在岸邊，然後在自己口袋裝滿石頭，緩緩沉入河中。
生命的最後十年，原本就罹患精神病的她，更加脆弱。從13歲那年母親去世，這種癲狂就開始發作。優雅、睿智的外表與談吐，內心是崩潰、瘋癲的，她深陷並沉迷其中。
伍爾夫曾這樣描述落日景象：“鮮明、熾烈的邊緣，觸及灰色天空時，那光亮的強度就熔化且暗淡了下去，始終沒有清晰的可界定的輪廓……這是日落的關鍵所在，不過……還有另一種燦爛，它其實出現在反照中，但是其本質在壯麗和完美方面並不比原初的更遜色。”
似乎也是對自己人生的隱喻。只有通過寫作，這種對她而言證明自己還活著的方式，伍爾夫才能遠離死亡的誘惑，才能獲得出現在反照中的另一種燦爛。
愛情與死亡是文學永恆的主題，而政治就像幽靈一樣，徘徊其中。她無法擺脫這個幽靈，有驚無險度過那場風浪。1938年9月14日，伍爾夫在日記裡寫道：
“人們似乎再度回到了1914年（注：一戰前夕），卻連1914年的幻夢都沒有了。在意識之中，一切都墮入了深淵。”
她的小說被指“倒退”、“錯誤的方向”，她無力應對，再也無法自由定格腦海中那些稍縱即逝的“有意味的”永恆瞬間。就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的房屋遭到轟炸機襲擊，起先她還以為那聲巨響是丈夫關窗戶的響動，當她明白過來後，只是挪了書桌的方向，捕捉到一個新的視角來觀看遠處的景色，抽了支菸，繼續寫作。
焦慮沒有消散，她一直在懸崖邊緣，只是這一次，誰也救不了她。在那封留給丈夫的信中，伍爾夫寫道：“我感到我一定又要發狂了。而且這一次我不會康復了。我開始聽見種種幻聲，我的心神無法集中。因此我就要採取那種看來算是最恰當的行動……我無力再搏鬥下去了……現在，一切都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你確鑿無疑的善良。”
弗吉尼亞·伍爾夫，這位英國意識流女作家，終究被那被她描述為 “漫天撲地蓋過我的波浪”帶走了。墓碑上，丈夫倫納德為她刻下了小說《海浪》中的最後一句話：“死亡是敵人。我朝你衝去，不屈服也不退縮。啊，死亡！海浪在岸邊粉身碎骨。”
生不可以選擇，但死可以。從海明威、馬爾克斯、傑克·倫敦、博爾赫斯到川端康成、太宰治…無論東西方，這些書寫偉大作品的作家，總是不願與人世的險惡與哀傷和解，不是了結自己性命，就是終生與死亡斡旋。
高處不勝寒。天賦異稟的他們，死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生，而非生命的句點，亦可延續純良、乾淨。他們生前洞察人性和時代的症候，嚮往光明、仰望太陽——那對於普通人耀目到不敢直視的太陽。他們死後化作星辰，依舊生長在深邃的夜空，孤獨卻永恆。
對於普通人，一般經歷三代就會被遺忘在這個世界上，就像我們基本只記得自己祖父的名字。一個人死了，真正能記住他的人只有父母和孩子（如果有的話）。討論生命的意義，不管是多麼深刻的見地，有時也顯得那麼虛無和荒唐。對於一個普通人，無法抽離瑣碎的現實生活去認真思考這些形而上學的問題。這些思考的片刻稀有，但不多餘。
較早時候讀過毛姆的《人生的枷鎖》，很厚的一本自傳色彩小說，具體情節記不大清了，但沒忘記結尾：歷經種種變故，對人生的意義曾反覆懷疑的主人公菲利普，找尋到一種比“意義”更重要的東西——內心的寧靜。
遵循自己的心意，找尋內心的寧靜，這是從毛姆那裡收穫的答案。正是死賦予了生，它的所謂“意義”吧，講不出“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這樣的話，誰都難逃一死，但這並不妨礙走這世間一趟，曾經充分地活過。
2
當我談死亡時，我談些什麼？
我至今還記得初中姥爺去世的那天，在學校做課間操，不聽使喚搖擺肢體動作，上課也完全聽不進去老師講了什麼。
黃昏，在教學樓前看到夕陽漸漸消失在操場盡頭；放學回家，沿著姥爺幫我考察過的公交車路線。當最後一抹日光傾瀉在公交車頂時，我依舊在等車，周圍盡是有關剛才考試的討論……我只覺得吵。其實一切與昨天無恙，只是，我的姥爺不在了。人的悲歡不相通，我就沒跟別人提。有的人怎麼說走就走了，我還沒那麼成熟啊，就要學著像個“大人”一樣，冷靜地不動聲色。
會說話的“哆啦A夢”
到家，坐在那熟悉的沙發一隅，那是過去姥爺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裡看著電視裡永遠也播不完的《濟公外傳》或是《封神榜》，看著看著就仰著頭睡著了。看到書架上那個會說話的“哆啦A夢”，那是姥爺帶我去吃肯德基兒童套餐的贈品。翻著那本《紅與黑》的袖珍版，那是和他在一個小書攤買的……整整一年，姥爺曾跟我一起去過的地方、我們見過的東西，只要一碰到，哪怕微微沾邊，都深陷回憶。直到快中考了，才走出這段有關離世的泥濘的路，正視姥爺已經不在的事實。相信許多人失去至親後都會經歷這個階段。
死亡，是人會下意識躲避談及的話題，它無比沉重，更是許多文化中最深的忌諱。地球上已經死去的人類據考證有1100億，而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更是漫長曆史中始終無法消散的烏雲。恐懼死亡、恐懼衰老、恐懼疾病。記得某天在學校，有一天我突然開始看不清黑板上的板書，那個時候還不知道什麼近視眼。萌生一種發自內心的恐懼感，想到自己會變瞎，像阿炳那樣拉著二胡流落街頭，於是哭得昏天暗地，孤立無援，卻不敢告訴周圍人。只是，淚水盈眶的我居然神奇地發現自己能看清楚黑板了，這是後話了。
花園裡很熱鬧，長椅上曬太陽的老人，騎車玩耍嬉鬧的孩子，前者總讓人感到一種垂垂暮年的衰落感，縱然年輕的生命終將老去，就像姥爺曾愛念叨的那句：“少年莫笑白頭翁，花開能有幾時紅？”人老了，悄無聲息地從鮮活的社群中剝離，曾經密切往來的社會關係被斬斷，曾經賦予他們生命意義與價值的人也走遠了，曾經熾熱的身心漸趨麻木、冷卻。病痛、孤獨，衰老，老年是寂靜而淒涼的。
似乎過於悲觀？最近讀了豆瓣上推薦的一本書，似乎有了新的認知：死亡並不孤寂。
寫《臨終者的孤寂》這本書的時候，作者諾伯特·愛裡亞斯(Norbert Elias)已經85歲了，瀕臨死亡，所以更能深切感受臨終者的心情，並從一個社會學家的角度去思考死亡。
現代化國家誕生之前，人活著很難，死卻很容易。人的生活充滿了各種突發意外，壽終正寢是最圓滿的結局，因此必須要賦予死亡一種宗教上的意義才能獲得心靈上的安慰。當進入文明的現代社會，當一切都被精密地納入組織系統並被控制得非常準確時，人的生活安定了，壽命也延長了。
於是人開始傾向於把死亡看成是一個可以預期的自然結果，因為死亡在日常生活中，比起其他事件顯得“不那麼常見”，於是它遭到排斥和壓抑，成為一種禁忌。現代人追求的“生命意義”是一個被封閉起來的個人形象，一個人生命的終結被認為是他的私事，所以人在面對死亡時感到特別孤獨。社會孤立了臨終者，臨終者自身人格也是孤獨而扭曲的。但其實死亡並非如此，死亡並不神秘，它只是人生的終點，是一個人完整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姥爺曾經念給我聽的童話，結局總是：“從此以後，他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這個結局沒有騙人，幸福與否應該與死亡無關吧，有了心水的人生伴侶，有了牽絆一生的掛念，有了可執著終生的追求，是可以彌補人類因生命有限帶來的缺憾，是可以驅散對死亡的恐懼。
清明：感召逝去，意味新生
今天是清明，這是個低頭追思逝者、抬頭期待新生的日子。死亡終結了生命，但沒有終結逝者與生者的聯繫。從來到這個世界第一次呼吸的那刻起，我們每天都在離死亡更近一步。能以一種平靜的、柔和的方式離開，是一件幸運的事。據說俄國的契訶夫死前，在醫院和醫生、妻子一起，開了一瓶香檳，慢飲一口，喃喃道：真是好久沒喝香檳了。四十四歲的他，了卻心願，合上眼，無憾離去。坦然接受死亡，別人的、自己的，就像日出日落，能這麼做，該是多麼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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