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当我谈死亡时,我谈些什么?

清明:当我谈死亡时,我谈些什么?

老一辈习惯过阴历,3月26日(阴历三月初三)是姥爷的的祭日,我最爱的姥爷,走得那年,我十三岁。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的死亡。

这一天,也是定格海子25岁人生的日子。

往后两天,是伍尔夫的祭日。


1

由伍尔夫之死想到的“生命意义”


1941年3月28日的上午,伍尔夫给丈夫和姐姐写完信后,把信放在壁炉边,来到家附近的欧塞河,将那把陪伴她多年的手杖摆在岸边,然后在自己口袋装满石头,缓缓沉入河中。

生命的最后十年,原本就罹患精神病的她,更加脆弱。从13岁那年母亲去世,这种癫狂就开始发作。优雅、睿智的外表与谈吐,内心是崩溃、疯癫的,她深陷并沉迷其中。

伍尔夫曾这样描述落日景象:“鲜明、炽烈的边缘,触及灰色天空时,那光亮的强度就熔化且暗淡了下去,始终没有清晰的可界定的轮廓……这是日落的关键所在,不过……还有另一种灿烂,它其实出现在反照中,但是其本质在壮丽和完美方面并不比原初的更逊色。”

似乎也是对自己人生的隐喻。只有通过写作,这种对她而言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方式,伍尔夫才能远离死亡的诱惑,才能获得出现在反照中的另一种灿烂。

爱情与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政治就像幽灵一样,徘徊其中。她无法摆脱这个幽灵,有惊无险度过那场风浪。1938年9月14日,伍尔夫在日记里写道:

“人们似乎再度回到了1914年(注:一战前夕),却连1914年的幻梦都没有了。在意识之中,一切都堕入了深渊。”

她的小说被指“倒退”、“错误的方向”,她无力应对,再也无法自由定格脑海中那些稍纵即逝的“有意味的”永恒瞬间。就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的房屋遭到轰炸机袭击,起先她还以为那声巨响是丈夫关窗户的响动,当她明白过来后,只是挪了书桌的方向,捕捉到一个新的视角来观看远处的景色,抽了支烟,继续写作。

焦虑没有消散,她一直在悬崖边缘,只是这一次,谁也救不了她。在那封留给丈夫的信中,伍尔夫写道:“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而且这一次我不会康复了。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我无力再搏斗下去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你确凿无疑的善良。”

清明:当我谈死亡时,我谈些什么?

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英国意识流女作家,终究被那被她描述为 “漫天扑地盖过我的波浪”带走了。墓碑上,丈夫伦纳德为她刻下了小说《海浪》中的最后一句话:“死亡是敌人。我朝你冲去,不屈服也不退缩。啊,死亡!海浪在岸边粉身碎骨。”

生不可以选择,但死可以。从海明威、马尔克斯、杰克·伦敦、博尔赫斯到川端康成、太宰治…无论东西方,这些书写伟大作品的作家,总是不愿与人世的险恶与哀伤和解,不是了结自己性命,就是终生与死亡斡旋。

高处不胜寒。天赋异禀的他们,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生,而非生命的句点,亦可延续纯良、干净。他们生前洞察人性和时代的症候,向往光明、仰望太阳——那对于普通人耀目到不敢直视的太阳。他们死后化作星辰,依旧生长在深邃的夜空,孤独却永恒。

对于普通人,一般经历三代就会被遗忘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们基本只记得自己祖父的名字。一个人死了,真正能记住他的人只有父母和孩子(如果有的话)。讨论生命的意义,不管是多么深刻的见地,有时也显得那么虚无和荒唐。对于一个普通人,无法抽离琐碎的现实生活去认真思考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这些思考的片刻稀有,但不多余。

较早时候读过毛姆的《人生的枷锁》,很厚的一本自传色彩小说,具体情节记不大清了,但没忘记结尾:历经种种变故,对人生的意义曾反复怀疑的主人公菲利普,找寻到一种比“意义”更重要的东西——内心的宁静。

遵循自己的心意,找寻内心的宁静,这是从毛姆那里收获的答案。正是死赋予了生,它的所谓“意义”吧,讲不出“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样的话,谁都难逃一死,但这并不妨碍走这世间一趟,曾经充分地活过。


2

当我谈死亡时,我谈些什么?

我至今还记得初中姥爷去世的那天,在学校做课间操,不听使唤摇摆肢体动作,上课也完全听不进去老师讲了什么。

黄昏,在教学楼前看到夕阳渐渐消失在操场尽头;放学回家,沿着姥爷帮我考察过的公交车路线。当最后一抹日光倾泻在公交车顶时,我依旧在等车,周围尽是有关刚才考试的讨论……我只觉得吵。其实一切与昨天无恙,只是,我的姥爷不在了。人的悲欢不相通,我就没跟别人提。有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还没那么成熟啊,就要学着像个“大人”一样,冷静地不动声色。

清明:当我谈死亡时,我谈些什么?

会说话的“哆啦A梦”

到家,坐在那熟悉的沙发一隅,那是过去姥爷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里看着电视里永远也播不完的《济公外传》或是《封神榜》,看着看着就仰着头睡着了。看到书架上那个会说话的“哆啦A梦”,那是姥爷带我去吃肯德基儿童套餐的赠品。翻着那本《红与黑》的袖珍版,那是和他在一个小书摊买的……整整一年,姥爷曾跟我一起去过的地方、我们见过的东西,只要一碰到,哪怕微微沾边,都深陷回忆。直到快中考了,才走出这段有关离世的泥泞的路,正视姥爷已经不在的事实。相信许多人失去至亲后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死亡,是人会下意识躲避谈及的话题,它无比沉重,更是许多文化中最深的忌讳。地球上已经死去的人类据考证有1100亿,而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更是漫长历史中始终无法消散的乌云。恐惧死亡、恐惧衰老、恐惧疾病。记得某天在学校,有一天我突然开始看不清黑板上的板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近视眼。萌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想到自己会变瞎,像阿炳那样拉着二胡流落街头,于是哭得昏天暗地,孤立无援,却不敢告诉周围人。只是,泪水盈眶的我居然神奇地发现自己能看清楚黑板了,这是后话了。

花园里很热闹,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骑车玩耍嬉闹的孩子,前者总让人感到一种垂垂暮年的衰落感,纵然年轻的生命终将老去,就像姥爷曾爱念叨的那句:“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时红?”人老了,悄无声息地从鲜活的社群中剥离,曾经密切往来的社会关系被斩断,曾经赋予他们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人也走远了,曾经炽热的身心渐趋麻木、冷却。病痛、孤独,衰老,老年是寂静而凄凉的。

似乎过于悲观?最近读了豆瓣上推荐的一本书,似乎有了新的认知:死亡并不孤寂。

清明:当我谈死亡时,我谈些什么?

写《临终者的孤寂》这本书的时候,作者诺伯特·爱里亚斯(Norbert Elias)已经85岁了,濒临死亡,所以更能深切感受临终者的心情,并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去思考死亡。

现代化国家诞生之前,人活着很难,死却很容易。人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突发意外,寿终正寝是最圆满的结局,因此必须要赋予死亡一种宗教上的意义才能获得心灵上的安慰。当进入文明的现代社会,当一切都被精密地纳入组织系统并被控制得非常准确时,人的生活安定了,寿命也延长了。

于是人开始倾向于把死亡看成是一个可以预期的自然结果,因为死亡在日常生活中,比起其他事件显得“不那么常见”,于是它遭到排斥和压抑,成为一种禁忌。现代人追求的“生命意义”是一个被封闭起来的个人形象,一个人生命的终结被认为是他的私事,所以人在面对死亡时感到特别孤独。社会孤立了临终者,临终者自身人格也是孤独而扭曲的。但其实死亡并非如此,死亡并不神秘,它只是人生的终点,是一个人完整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姥爷曾经念给我听的童话,结局总是:“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个结局没有骗人,幸福与否应该与死亡无关吧,有了心水的人生伴侣,有了牵绊一生的挂念,有了可执着终生的追求,是可以弥补人类因生命有限带来的缺憾,是可以驱散对死亡的恐惧。

清明:当我谈死亡时,我谈些什么?

清明:感召逝去,意味新生

今天是清明,这是个低头追思逝者、抬头期待新生的日子。死亡终结了生命,但没有终结逝者与生者的联系。从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呼吸的那刻起,我们每天都在离死亡更近一步。能以一种平静的、柔和的方式离开,是一件幸运的事。据说俄国的契诃夫死前,在医院和医生、妻子一起,开了一瓶香槟,慢饮一口,喃喃道:真是好久没喝香槟了。四十四岁的他,了却心愿,合上眼,无憾离去。坦然接受死亡,别人的、自己的,就像日出日落,能这么做,该是多么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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