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銀章
洪熙朝時，明仁宗身體不好，就由當時叱吒朝廷的五巨頭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作為核心決策層輔佐仁宗。在永樂朝時，明朝實際處於決策三分的狀態。到仁宗皇帝時，仁宗出於對過去陪伴自己的老臣的感謝，專門給了蹇義、楊士奇銀章，以銀章作為兩位老大人功勳卓著的榮譽，而且加蓋此銀章的奏摺，可以直達天聽。後經楊士奇力求，仁宗也給了當時楊榮、金幼孜、夏原吉三人銀章，這就是明朝銀章密奏的起點。但從銀章密奏賜給大臣到後來大臣們實際運用銀章中我們看出仁宗對這五大臣親疏不同。
明代名臣三楊
一、 小機靈鬼楊士奇
1424年8月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熾登基。9月仁宗召見輔政大學士，吏部尚書蹇義、閣臣楊士奇，親賜二人銀製印章各一枚，章上刻文“繩愆糾繆”，仁宗說：“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明經世文編》）
楊世榮作為老臣，十分懂得官場規矩，見只給自己和蹇義銀章，感覺自己在朝堂上太過扎眼，且當時的內閣中除了自己還有楊榮、金幼孜，他二人也是永樂朝老臣卻未得銀章，楊士奇擔心這會影響內閣在朝臣中的地位，也擔心自己以後在內閣辦事的阻力會變大。所以楊世榮力求仁宗，說：楊榮、金幼孜和自己同樣的職位，但是他們沒被賜予銀章，求皇帝雨露均霑，“幸天恩均之”（《明經世文編》），最終仁宗出於權利制衡的考慮也賜給二人同樣的銀章。
楊士奇
二、銀章的作用
仁宗朝時，仁宗的中樞機構核心成員就五個人，即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還有夏原吉。現在都給四個人了，剩下這個不給也不合適，所以同年11月又把同樣的銀章賜給了戶部尚書夏原吉。
賜給他們同樣的“繩愆糾繆”銀章，自然任務也一樣，根據楊士奇為夏原吉所寫的墓誌銘，其墓誌銘中記載了仁宗給他們五人的詔書，其詔書簡單來說就是：我（朱高熾）作為皇帝有了錯過，你們蓋了這個銀章上奏疏，我一定接受，即“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東里文集》）
夏原吉
同年11月，仁宗皇帝又下了一道給五人的集體旨意，內容還是強調希望五人積極諫言，“朕與卿等當深用為戒……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明史》）。
可從這五位銀章掌握者的身份來看，這五人身居高位，兩個是尚書，三個是內閣閣臣，還都是力挺仁宗皇帝上位的前朝老臣。可謂地位尊崇、資歷夠深、實權在握，是仁宗的核心決策集團。諫言本來就是他們的本分，皇帝也不會因為他們諫言就殺了他們，而且皇帝求諫的旨意下了一道又一道，難道賜銀章的目的真的僅僅是讓他們直言敢諫那麼簡單嗎？
三、永樂朝中樞三分
仁宗以前朱棣時期，明朝核心中樞機關其實一分為三。明初建都是南京，雖然永樂靖難，南京無疑是個“反動保守”之地，但永樂不敢完全大改動，南京還是名義上的國都，可永樂喜愛的是北京，所以南京就交給了太子朱高熾監國，並留下了一套決策機構。北京是永樂的龍興之地，自然十分重視，但是永樂還要出塞打蒙古，所以北京交給了自己最喜愛的孫子朱瞻基（後來的宣宗）在北京又產生了一套決策機構。而永樂御駕親征也需要文武大臣陪伴左右，所以這有出現了第三套決策機構。
永樂北伐
下面咱們來分析一下這三套機構：
1.永樂北巡系的官員。這些官員陪伴永樂南征北戰，掌握軍權，甚至排擠了監國太子朱高熾的權力。如永樂九年規定功臣犯罪、高級官員任免、軍事需皇帝裁決，其他皆由太子處理；但到了永樂十五年，不僅高級官員的人事，連中級官員的人事都劃歸了北巡系，另外太子的司法審判權、祭祀權也被大大縮小。此派的代表人物能活到仁宗朝且不被仁宗抓小辮子的就只有楊榮、金幼孜。
2.北京太孫留守系官員，代表人物太孫的老師夏原吉。夏原吉極力推行國內政治兩分，太孫監國於北京，主管北方政務，作為中轉太子與皇帝的橋樑。《明史》記載夏原吉在北京可謂叱吒風雲、獨攬大權：“朝退， 諸曹郎御史環請事。 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可見夏大人的權勢之大。
3.南京太子留守系官員。其代表人物就是蹇義、楊士奇，他們伴隨太子朱高熾左右，兢兢業業。
明仁宗劇照
四、皇帝對五巨頭親屬不同
從皇帝給五人的銀章過程中看出，仁宗對這五人態度明顯不同。仁宗先給自己過去的直屬部下，再給北巡的官員，最後才給北京系官員。只因夏原吉過去推動南北分治，所以被仁宗“記住”了。而且這種親疏不僅體現在給銀章的進程，還體現在給完銀章後的實際運用上。銀章拿到手後半年，只有楊士奇上了密奏，而且被仁宗接納。有了楊士奇開頭，楊榮才敢給皇帝上密奏，“仁宗皇帝皆嘉納之”（《文敏集》）。但別人還是不積極，以至最後皇帝下旨責怪，夏原吉等人才開始了少量密奏。
明代銀章
關於仁宗對五巨頭親疏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仁宗登基後，朝局大變，三大集團失去了依託，中央核心面臨著權力再分配。
蹇義、楊士奇不必說，這是南京監國系骨幹，是仁宗的鐵桿追隨者；夏原吉雖然是北京留守系，現在朱瞻基的權力完全被父皇仁宗所掌握，其骨幹夏原吉可有可無，掀不起風浪，只因永樂洪熙交際之時，朝廷財政出現問題，必須要這位戶部尚書解決危機，所以實際中給他權力讓他解決難事（出了事鍋也得他背），而榮譽上仁宗是很不情願給他的；楊榮、金幼孜是北巡系，是先皇的骨幹，為了體現自己孝順，也為了穩定時局，一時間不能把先皇的老臣全部打壓乾淨，所以榮譽上要給，實際權力上也給了點，也把他們也放在了核心決策層。
明仁宗
仁宗登極後其實三大集團就已經合流了，但是仁宗身體羸弱，弱者就愛多想，仁宗在永樂時期的遭遇也給他留下了深深地記憶——那就是三大集團涇渭分明，所以仁宗才以親疏為準則，來分配政治權力。
在仁宗重新洗牌的過程中，楊士奇原先的官職是翰林，翰林系統最高官職就是正五品殿閣大學士，但是楊士奇是仁宗的肱骨，如此官職抵不過夏原吉等人的尚書，所以仁宗採取了迂迴的辦法。永樂時期楊士奇就是個正六品的翰林侍講，到仁宗時加授楊士奇從一品、少傅、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位列三公，而蹇義為從一品、少師、吏部尚書，三公，地位略高於楊士奇。
三公缺一個，最後仁宗就只能找夏原吉充數了，因為夏原吉雖然也犯過錯，但是可以小懲大誡，過去的太孫系，就是現在的太子，現在的太子完全依附於皇帝，所以夏吉元某些榮譽也可以給，也因實在不能再給北巡系權力了（北巡系在仁宗還是太子的時候就是最大的威脅），所以最後把他列為三公中最低的少保。
蹇義
北巡系要刻意打壓一下，所以給了楊榮正二品、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慎殿大學士，金幼孜正二品，太子少保、戶部右侍郎兼武英殿大學士，把永樂時期就是楊士奇上級的楊榮、金幼孜放在夏原吉之下，二人地位可見一斑。
文史君說：
我們通過銀章密奏權分配的先後，發現仁宗皇帝對決策五巨頭的親疏態度不同，而且即便給了銀章，皇帝也三令五申希望大家給自己提意見，但北巡系、北京系也不敢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敢給皇帝提意見的還是仁宗南京系的骨幹楊士奇。在仁宗朝權力再分配中，南京系的兩位骨幹分得了整個大明帝國臣下官階中最高的榮譽，而且仁宗對蹇義、楊士奇這兩位骨幹仍是心心念念。仁宗去世前，又賜蹇義、楊士奇銀章，這次的銀章僅賜給這兩個人，也沒有了實際政治意義，完全是恩寵的象徵。這樣我們也看出仁宗廟號何以為“仁”，真的是挺重情重義啊。
參考文獻
1.《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
2.陳子龍《明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62年
3.趙現海《銀章密奏與中樞政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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