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是，在中醫的發展上並不能夠風平浪靜，反而總是需要一場爭論，甚至如同戰爭一般。而對於中醫來講，自從鴉片戰爭之後中醫逐漸的失去了話語權，從民國北洋政府到民國國民黨政府，中醫受到了很大的摧殘。
那個時候是一場生死較量。不過可以幸運的是，中醫還是頑強的挺了過來，這個氛圍如今想來也是十分的難，但為什麼中醫突圍成功了呢？
北洋政府時期的鬥爭和突圍
這段歷史現在網絡上都有，不做詳述，一個歷程就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但是很快革命成果就到了北洋政府手裡，北洋政府作為民國的一個延續，也實行新型的教育手段，這個時候一切都是西學，而把中醫教育排除在國家教育體系當中。
1912年7月，北洋政府舉行教育會談，參照日本學制，制訂了《王子癸丑學制》。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頒佈了《醫學專門學校規程》。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佈了《大學規程》醫學、藥學兩門，完全沒有中醫藥學方面的規定，這就是民元的所謂教育系統“漏列”中醫事件。
教育系統“漏列”中醫藥案，引發了近代醫學史上首次抗爭救亡運動。上海神州醫藥總會餘伯陶等人，立即和各地醫學團體進行聯繫，至1913年10月有19個省市醫學團體響應。並派代表參加“醫藥救亡請願團”推舉惲薇蓀(北京)、葉晉叔(上海)為代表。此外尚有藥業方面，同仁堂、西鶴年堂等參加。代表於1913年11月23日起程赴京請願。
沒有教育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中醫沒有納入國家體系，沒有教育，那麼中醫就會自生自滅。
但後來，這次突圍並沒有成功，在北洋的時代，成功與否並不會影響中醫的存在，在廣大的農村中醫依舊保留；在城市一批中醫先輩頑強的戰鬥起來，通過開辦學校改變中醫的命運。
北洋政府國務院於1月16日也發下正式覆文：“查中國醫學，肇自上古，傳人代起，統系昭然，在學術固已蔚為專科，即民生亦資具利賴，前此部定醫學課程，專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無功。先其所急，致難兼採，初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也。來呈述理由五端，尚屬持之有故，擬辦各宰，亦均具有條理，除釐訂中醫學校課程一節暫從緩議外，其餘各節，應準分別籌辦。仍仰隨時呈明地方行政長官立案，俾資查考以便維持。此批。”。
教育部和國務院的答覆，明確表示並非於中醫有所歧視、廢棄之意，基本同意了全國醫藥救亡請願團要求，准予分別籌辦。雖然對中醫學校課程要暫緩議定。但原則上已表示准許不加反對。這次請願的初步勝利，為以後各地中醫學校立案成功奠定基礎。
這次突圍為什麼能夠成功呢？分析：一是當時中國實際上是新舊過渡期，革命派西化並沒有完全的取得國民支持，所以對於中醫的限制有牴觸；二是政府中不乏開明人士，理解中醫、同情中醫；三是中醫界的鬥爭。這是最為關鍵的因素，如果不去鬥爭，任其宰割，中醫當時就會被廢掉了。
國民黨政府時期的鬥爭和突圍
北洋不過幾年，國民黨政府建立，這個時候還是西化的教育和管理，中醫有一次成了靶子。這一次比北洋更狠毒，北洋時期不提教育，但可以民間培養；而國民黨這次是根本的消滅中醫。
1929年(民國18年)2月，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會上餘雲岫、褚民誼等人先後提出了四項相關議案，其中包括廢止中醫之辦法，以達到中醫自然消亡之目的。考慮到餘巖提案過於激進，中央衛生會議最後通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
為防止被廢止，中醫界採取了組織社團、抗議請願等多種措施進行抗辯，終於使此案未被施行。
到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其實前後是連貫的，這時期誰主張消滅中醫呢？一是西方學者，這個時候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很多事情做不了主，洋人排斥中醫，這一塊沒辦法；二是洋人在中國的買辦和代理人消滅中醫，這些人經過了多少年到現在還沒有消滅、還在鼓譟，在中國真是個怪事。
不過鬥爭還是取得了勝利，中醫又一次得救，原因何在呢？一是中醫人堅持不懈的鬥爭，這種精神是在生死存亡一線的鬥爭，應該作為中醫人的記憶，所以每年的3月17日國醫節應該銘記在中醫人的腦海。二是社會的同情者支持者。這個群體的影響力不能忽視，如我們知道的四大家族的陳立夫、陳果夫都是中醫迷，這一點兒會起到很大作用。三是中醫在民間有影響力。儘管國民黨政府統一全國，但是軍閥割據或者相對獨立性依舊保留，限制中醫政策很多時候都是一堆廢紙。這個突圍保留了中醫血脈。
現代化環境下中醫的突圍和方向
今天中醫依舊面臨著一種尷尬，這種尷尬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得到了有力的糾正，在赤腳醫生時代迎來了中醫的春天，但是很遺憾的是，近三十年來中醫在市場化面前的發展明顯的落伍了。
這個是明顯的，毋庸置疑的，儘管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中醫比較於過去來講已經有了大的發展。但在這個階段，中醫的發展比較起來還是有很多的困惑。
一是西醫學已經全面的覆蓋，藉助於國家行政等手段，以市場為動力全面鋪開在中華大地，這時候已經佔據了八九成，中醫發展式微。
二是中醫自己發展的步子被打亂，建國後那一段時間轟轟烈烈的中醫研究熱現在不再，特別是期間對中醫附屬理論如陰陽五行的批判導致了中醫理論一直站立不起來，社會不敢講，專家不願講，醫生不會講，慢慢的引起了社會的懷疑。
三是中醫接受的挑戰越來越多。一方面是病人現代化的挑戰，已經不能夠滿足於熬藥吃藥，需要其他的技術手段，需要檢查檢驗；另一方面市場化打亂了中醫人的內心平靜，固守傳統模式在市場面前變得脆弱，很多人不得不變化方向。
四是西化的管理，西管中讓中醫在臨床教育等方面失去了地位。
所以，到了現在的時代，突然發覺對於中醫的圍攻、汙衊、打壓的竟然有，而且據說有組織來搞這樣的事情，網絡上傳言一些人收了西方人的錢惡毒的攻擊中醫，語言越惡毒、瀏覽的人越多，收入越高。而一些人為了出名，不懼惡臭，汙衊中醫，這樣的情況感覺到十分的不爽。
不過，事實是這些人也不過如此，從根本上打壓中醫對於他們來講並沒有說話的空間，影響不大，特備是一些人說話偏激，看不到中醫的成績，這樣的人蹦迪多了也就沒人信了。對於網絡上的一些人，說兩句反對中醫的話，其實並沒有必要與之進行辯論，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
對於中醫造成壓制的恰恰是話語權者，但從新冠疫情發生後出現的中醫尷尬，就說明了這個嚴峻的問題：一是中醫在抗擊疫情當中發揮了作用，但是在相關的權威文本和語言中並沒有體現出來，不提中醫的事，有些意思。二是中國經驗凝結了中醫的貢獻，但是在關鍵時候不說中醫的事，一些大專家不承認，不為中醫說話。三是中醫內部的說法鬥爭，導致亂像。一邊是中醫藥的介入，一邊是口誅筆伐的對中醫不正當使用的批判。這個狀態導致了社會出現一種對中醫的模稜兩可的態度：一是中醫的療效怎麼評定，至今中醫內部響亮，而全國學術領域的認可不夠；二是主流媒體肯定中醫，但是自媒體這塊有爭議；三是中醫內部辯論說不清。
這樣的環境下，中醫不得不去找尋機會突圍，一是為了解釋自己，說清楚自己的功勞；二是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社會人，去對中醫進行新的評判。實際上，這個時候中醫需要一種鬥爭，一種有組織的突圍，但是很遺憾的是，很多人選擇的認命。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就是在疫情防控中，為什麼西醫對中醫療效集體失聲？儘管文章有些誇張，但是實際上也確實如此，轟轟烈烈的認為中醫確實發生了作用，但是當冷靜下來的時候，並沒有多少權威去為中醫發言。
昨天看了一篇文章：
光明網4月1日發佈了第二批中國赴意大利醫療專家組組長、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常務副院長裘雲慶採訪。
“在當地的醫院我們看到，意大利的醫護人員面對醫療物資缺乏、病人多等難題始終很堅強地在一線堅守，在搶救生命，這讓我很感動。”裘雲慶說，“他們問得最多的是中國使用哪些抗病毒的藥物、病人什麼時候適合插管、激素治療用量等救治的細節問題。”
實際上上這些細節問題也是國人十分關注的問題：1.用的什麼抗病毒藥物，作為中國專家到意大利說沒有說中醫藥的事情？2.病人什麼時候適合上呼吸機，他們是怎麼轉為重症的？3.國內這一次激素對抗這種疾病還用不用，到底用了多少？考慮後遺症的問題沒有？是不是能夠避免非典的教訓？
說實在，中醫真難，一邊是全國上下的中醫人流淚流血辛苦抗戰，一邊是冷言冷語，肆意汙衊。這叫什麼事呢？而對於中醫的地位和作用又不能夠提及，常常忽略，這是什麼事呢？
如此常常讓人想到建國之初的衛生部，那個時候對於中醫的態度在毛主席的英明決策下得到了糾正，中醫應該得到尊重。
在現在的環境下，雖然沒有北洋、國民黨時期的生死存亡的鬥爭，但是今天中醫還要為自己的話語權的確立而不不懈努力。這個話語權，不靠鬥爭是不可能有的。鬥爭就是要拿出自己的實力，讓老百姓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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