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斯賓塞（A. Michael Spence），1943年11月7日生於美國的新澤西州，1972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頭銜，現兼任美國哈佛和斯坦福（Stanford）兩所大學的教授、青島大學名譽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長和現任名譽院長。邁克爾·斯賓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場中具有信息優勢的個體為了避免與逆向選擇相關的一些問題發生，如何能夠將其信息“信號”可信地傳遞給在信息上具有劣勢的個體。2001年，與喬治·阿克爾洛夫、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北京時間3月22日晚9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
）與羅漢堂秘書長陳龍，就新冠疫情對未來經濟和社會格局的影響展開對話。談話進行之際，斯賓塞正身處意大利的“湖北”——倫巴第大區，而陳龍位於疫情剛剛掠過的城市杭州。兩位親身經歷新冠風暴的經濟學家提供了他們的一線觀察和觀點。
國情雖不同，但抗疫經驗可以共享
到目前為止，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已經造成了一萬多人死亡。意大利正在疫情“震中”，總計感染人數超過了5萬人，死亡人數超過4000。斯賓塞指出，在過去一個月中，意大利的防控措施不斷升級，但因起步較晚，目前醫療系統承擔的壓力極大。政府已經效仿武漢，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封城。
陳龍認為，這次最慘痛的教訓是，從中國到東亞其他國家抗疫的教訓和經驗，並沒有被其他國家和地區吸取，終於釀成了今天全球爆發的局面。首先，我們需要充分意識到病毒沒有國境，這並不是某一國的危機，而是每個人都面臨的問題。其次，積極分享抗疫知識和經驗，提早預防並有效協調醫療資源，呼籲民眾改變衛生習慣。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有人能做孤島。不僅是病毒擴散方面，在抵抗疫情方面，我們都是連接在一起的。”
相較於東亞的快速反應，西方國家有自身的阻礙。首先，調動資源的能力有所欠缺，比如意大利建設醫療設施的速度較慢，醫療人員要被迫選擇去救誰或不救誰。另外，檢測能力相對薄弱，不能清晰瞭解確診案例數量，而稍有一點延遲，就有影響到更多人。
中國在最開始也遇到同樣的問題，現在歐洲和北美在經歷這種情況。從這個角度看，所有國家到一定階段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因此在抗疫手段方面都可以互相借鑑，並綜合使用多種措施，包括建立醫療支撐體系並配備非醫療方式，如管控社交距離、隔離等，以及採用追蹤病例的健康數字技術。
雙線作戰：控制疫情還是防止經濟急速下滑
新冠疫情不僅沉重打擊了中國經濟，在全球擴散後，各國股市更是猛烈下跌，新一輪金融危機彷彿就在眼前。
不同於以往由單一板塊引起的金融危機，比如房地產泡沫或高科技過熱，本次疫情風暴讓所有經濟部門都陷入停頓，進入了冰河期。陳龍認為疫情將在四個方面影響全球經濟：
首先是供給和需求，消費者因收入減少而不願意消費。中國第一季度消費受到很大影響，全球消費和投資也大幅下滑，每個人都想先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需求側走弱後，供應側的企業丟失業務，流動性枯竭，各行各業都停止了經濟活動。
第三是信心，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消費者和投資者都有一些恐懼心理，傳導到了金融市場，而對經濟的長期影響卻決於全球對疫情的控制情況。第四，所有不良信號都會傳導到資本市場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股市史無前例的發生多次熔斷。四個因素交匯，衝擊全球經濟。
總結來看，要想控制疫情，政府必須讓社會生活和經濟放緩，但與此同時就會影響到供需以及人們的信心，最後衝擊到金融市場。但如果恢復經濟活動，病毒又可能捲土重來。在雙線作戰中，如何在經濟和疫情之間找到平衡，是化解本次危機的關鍵所在。
經濟復甦的曙光何時出現
在重重困難中，公眾擔心全球是否再次陷入大蕭條。斯賓塞和陳龍表示，前景並非如此悲觀。
斯賓塞指出，儘管早期防控工作失敗，本次疫情到今年年底也可能會告終，全球主要經濟體可以逐步復甦。陳龍表示，早期受到疫情嚴重影響的國家，都在一個季度內控制住了疫情。這次大流行病對全球經濟影響的深度和長度，取決於兩點。第一，疫情在中國以外主要經濟地區傳播的速度，能否像以往一樣能得到控制。第二，疫情控制後消費經濟恢復速度，以及如何確保企業恢復到正常經營。很糟的情況是持續幾個季度，而一切順利且加上一些運氣的話，也許到夏季結束就會出現經濟復甦的趨勢。
當前為復甦做的最重要準備是，保證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就業，防止經濟遭受永久性破壞。經濟一旦停止下來，想要再次啟動非常困難，而整個世界又是相互依賴的，如防控不利，災情會持續形成循環傳導效應——中國經濟在第一季度下降，歐洲美國在二三季度下降，再通過全球供應鏈在第四季度將負面效應傳回中國。
當前救市措施是否過於激進
為避免長期負面影響，各國央行都紛紛出臺短期政策，美聯儲更是史無前例地將利率降至為0，但在本次疫情帶來的金融風波中，這些舉措的市場反應並不理想。
對此，斯賓塞認為，貨幣政策是一系列響應政策中的一部分，但是必要非充分條件。當人們充滿恐慌待在家裡的時候，單靠貨幣政策沒辦法讓經濟活動恢復正常。所以，美聯儲宣佈降息並大量買入債券後，對股市、債市其實是雙殺的。人們一般來說發生危機的時候都會把資金轉向避風港，比如買債券，但是這次因為過度恐慌，反而選擇了拋售。
斯賓塞對市場較為樂觀：“雖然道瓊斯指數已經跌了30%，市場受挫非常嚴重，但這並不是末日，經濟基本面沒有受到毀滅性打擊。全世界總有走出危機的一天。市場中有不少機構持有大量現金，例如巴菲特等其他投資者一定會在某個時刻進入購買模式，但股市的底在哪裡？目前還很難判斷。”他表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讓企業生存下去，比如幫助航空公司等等。
而陳龍認為儘管市場還沒有特別積極的反應，但貨幣政策不可或缺。將利率降到0就是為了把借貸成本降到0，當經濟停滯的時候，好多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亟需信貸支持，但是根本借不到錢。因此，在這方面貨幣政策就應該發揮作用，儘可能地降低借貸的成本，保證市場流動性和就業穩定性。如果企業生存不下去、人民失去工作和收入來源，經濟蕭條期會延長，國家也將面臨嚴峻挑戰。因此貨幣政策並不是充分條件，但是總比無所作為要強。
疫情下的保護主義與反全球化趨勢
全球危機是對各國之間信任的大考，本次疫情究竟會敲響全球化的警鐘，還是成為促進跨國合作的引子？
發生危機時，信任變得尤其脆弱，比如美國在疫情後希望脫鉤，自己加大生產醫療設施等，讓供應鏈更加內生。的確，無論是從國家安全方面去還是其他方面去考慮，在危機時縮短供應鏈，保證本國生產的獨立性，對國家而言具有戰略性意義。
但當前我們處在整合的全球經濟中，蝴蝶效應不可避免。病毒不會因國界而停止傳播，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法完全隔絕病毒。因此本次危機中，最關鍵的是正確的領導力和各國之間互相協調的能力。
疫情之下，我們需要國家幫助彼此。美國嘗試自己解決醫療資源的問題，但有些國家可能缺少提供給抗擊疫情前線的醫療人員的口罩、防護服等關鍵醫療資源，這就需要其他國家調動資源或調動生產能力來給予支持。歐洲之內如此，全球範圍內亦如此，發展中國家還有發達國家也如此。最終我們會意識到，危機中我們彼此依賴，也需要彼此信任，否則疫情遲早會反覆傳導。
數字技術的角色與機遇
當經濟陷入停頓、人們被迫不能出門的時候，數字技術反而開啟了“快進”模式。在全球疫情中，對數字技術的抵抗和隔閡會被打破，比如之前不同意遠程辦公的組織只能遠程辦公，並接受了新辦公方式。
在中國，數字基礎設施、電子商務、移動支付、金融技術都其他國家發展得更先進、更深入，在對抗疫情中發揮的作用也更重要。首先是信息的傳播和交換，由於有了社交網絡，幾億人在第一時間就能獲得疫情的信息和如何減少病毒傳播，減少了恐慌，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斯賓塞表示，想象一下如果沒有數字技術，人們就無法進行遠程工作，遠程教育，也吃不到新鮮的食品，很多國家的隔離政策根本無法實施。
另外，人工智能、大數據為診斷病例、追蹤病例和接觸人群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權衡防控疫情力度與經濟和個人損失時，政府決策者離不開信息和數據的支持。這一領域在中國還要繼續發展下去。
正如丘吉爾所言：不要浪費任何一場危機。在全球陷入至暗時刻時，各國應儘快從危機中吸取教訓和經驗，在遏制疫情傳播的同時，加快經濟重啟；繼續加強技術設施的建設，提升社會效率和韌性。同時要意識到，只有全球各個國家都戰勝疫情，才能取得勝利。否則病毒隨時會捲土重來，引發循環傳播和經濟衰退。各國必須團結一致，才能儘快結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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