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湧現出了不少“妄人”。
儘管這些人自身的水平和能力都非常有限，但他們卻有著過人的“膽量”與遙不可及的人生奮鬥“目標”，以至於竟也敢在一切皆無的情況下將此付諸於行動。但往往，這些“妄人”的結局都是異常的悲慘，並且無一例外，都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為後世所恥笑。
雍正朝時期的“落魄教書匠”曾靜，便是這其中的典型代表。
身為一介鄉野教書先生的他，僅僅是憑藉一本帶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書籍，以及雍正曾經政敵們所散播的流言蜚語，就敢“自成一家學說”，不僅對於列舉了雍正所謂的“十大罪狀”，更是策動當時手握重兵的嶽鍾琪起兵謀反。
面對如此“妄人”，雍正還是給予了寬容，保全了曾靜的性命，可在雍正去世後，繼任的乾隆皇帝則沒有選擇放過曾靜，進而將其凌遲處死。
曾靜也就這樣，最終還是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曾靜放著“教書匠”不當，偏偏要當“思想家”與“反清鬥士”。
曾靜，清湖南永興縣人，號蒲潭先生，以教書為生，其生性迂腐、不切實際，喜歡談論宋明理學，對程頤、朱熹等人推崇備至。
實際上，曾靜之所以有如此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其所處環境。
正是由於其生長、生活與鄉野之間，長期處於“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狀態，對於外部的事物接觸與瞭解的渠道又非常有限，而周圍人的文化水平又普遍不怎麼高，甚至遠不如他，這直接導致其迂腐、盲目、自大、狂妄的性格特點。
同時，除了教書，曾靜所學所會也再無其他用武之地，這也使得他也只懂得高談闊論，而再無其他治世之本領。
在這樣的情況下，兩股“思潮”對於曾靜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其一，便是呂留良的“反清復明”思想。
呂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雖不如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那樣有著顯赫的名望與後世的影響力，但在當時，也有著眾多追隨者，特別是其“華夷之辯”“反清復明”的思想以及他“拒仕為僧”的行為，得到了不少人的推崇。
曾靜當年在靖州府應試時，偶然間拜讀過呂留良所做的文章，從而接受了其“夷夏之防”等觀點。在此之後，為更深入地瞭解呂留良的學說，曾靜便派門生張熙前往浙江的呂留良家中去訪求書籍。當時呂留良已經病逝，其子呂毅中便將呂留良的著作全部贈予張熙。
而曾靜得到呂留良的著作後，便將其中的核心觀點進行了總結與提煉，彙集成一本名為《知新錄》的小冊子，形成了自己一套“反清復明”的思想主張。
“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翻覆。”“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
於是曾靜開始高舉“夷夏之防”的旗幟，到處進行宣揚講學。
其二，就是來自於雍正政敵們所散佈的謠言。
雍正四年（1726年），皇位已然穩固的雍正開始對於他那些參與了“九子奪嫡”的政敵兄弟們展開了最為嚴厲的清算與報復，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皆在這一年被雍正削宗奪爵、圈禁至死，其家人與同黨也盡皆遭到了流放。
而正是這些被雍正流放之人，在其發配流放的過程中，不斷散播雍正的各種“謠言”，比如雍正矯詔篡位、殘害兄弟、貪得無厭等，將雍正刻畫成一代“暴君”，再加上不斷的“添油加醋”，使得雍正在民間的形象是一落千丈。
正如雍正日後所說的：
“曾靜等僻處鄉村，為流言所惑。其捏造謗言之人，實系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
而曾靜對於這些流防之人所講所說，是深信不疑的，並且經過他的總結與加工，他將雍正的“罪行”，歸納為了十條，即
“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控。”
同時，曾靜也將雍正描述為“歷史上少有的暴君”，以此進行宣揚傳播，鼓動廣大漢人團結起來推翻雍正以及推翻整個清朝的統治。
既已有了“思想”，接下來，曾靜開始付諸行動了。
雍正六年（1728年），曾靜派自己的學生張熙帶著自己的書信前往嶽鍾琪大營，在列舉雍正“罪狀”的同時，還提醒嶽鍾琪不要忘記自己是“抗金英雄”岳飛的後代的身份，應該以民族大義為重，起兵反清。
當然，嶽鍾琪並沒有“傻”到僅憑藉一介教書先生的“妄人妄言”就行此大逆不道之事，於是他將整件事情的經過連同曾靜的書信一併上奏給了雍正，曾靜也隨即被雍正抓回北京進行審問。
而這便是在雍正朝時期非常著名的“曾靜逆案”。
之前還在揚言推翻雍正，可最終曾靜卻成為了雍正的“宣傳推廣員”。
被雍正逮捕入獄後，曾靜對於自己的此前的行為是供認不諱，並且主動坦言自己卻有“反清復明”的思想，也承認了自己寫信給嶽鍾琪鼓動其造反。
這個時候的曾靜，至少從精神與氣節上來說，還是可圈可點的，他敢於承認的自己的所作所為，也願意為其負責。要知道，“謀反”在清朝可是十惡不赦的大罪，處罰是相當的嚴苛與殘酷，根據《大清律例》：
“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十六以上皆斬。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
或許這個時候的曾靜，真的也想過成就自己一代“反清義士”的“美名”，然而雍正卻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歷史中雍正對於“曾靜逆案”的態度與表現，實際上與電視劇《雍正王朝》之中的演繹是頗為相似的。
雍正沒有過分的為難曾靜，也沒有動用重刑，而是選擇親自審問曾靜，瞭解事情的原委。而在曾靜將一切招供後，他也沒有按照《大清律例》，將曾靜等人明正典刑，反而是將其留在自己的身邊，讓曾靜仔細觀察自己的實際情況，可以說是“現身說法”來戳破曾靜所謂的“雍正十罪”。當然，這其中有不少是雍正的“表演”，就是刻意做給曾靜看的。
結果，在雍正這番極度出人意料的舉動下，曾靜徹底“黑轉粉”，成為了雍正的一介“小迷弟”，對於此前自己錯誤的思想與行為是大呼懊悔。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雍正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對於曾靜思想主張的核心影響人物呂留良，雍正予以了嚴懲。
儘管呂留良已經去世多年，但還是被雍正開棺戮屍、挫骨揚灰，其家人與學生弟子，或處死、或流放，呂留良的所有著作也盡皆銷燬。此也成為雍正朝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樁“文字獄”案，並且還留下了呂留良遺孤呂四孃的傳說。
其次，雍正親自編寫《大義覺迷錄》，並向全國印發頒佈。
“通行頒佈天下各府、州、縣、遠鄉僻壤，俾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之，並令各貯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人人觀覽知悉。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察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
雍正編寫這本書的初衷本是要駁斥曾靜所謂的“十大罪狀”，並對曾靜所指責以及民間流傳的關於自己“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控”的“罪行”，分別進行澄清。然而這種近乎於“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舉動，無疑是將事情越描越黑，最終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成為了雍正一生之中做的最為“糊塗”的事情。
再次，就是免除了曾靜的罪過，並讓其到民間宣講《大義覺迷錄》。
在雍正看來，曾靜等人的過錯僅僅在於
“鄉曲迂妄之輩，不足為大患。”
所以，並沒有對其進行嚴懲，反而在見到曾靜悔改後，對其予以了重新的“重用”，讓其成為了《大義覺迷錄》的“宣傳推廣員”，讓其將在宮中期間對於雍正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在民間進行宣傳。
結果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曾靜輾轉於南方各省之間，對《大義覺迷錄》進行“巡講”的同時，還不忘對雍正進行著歌功頌德，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皇帝去世，這項工作才宣告終結。而在此期間，曾靜的表現絕對可以用兢兢業業來形容。
而與曾靜的“幸運”結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嶽鍾琪卻險些因此喪命。
雍正十年（1732年），嶽鍾琪的部將在哈密遭遇偷襲，遭遇“小敗”，然而在雍正的暗示與支持下，朝中大臣開始瘋狂彈劾嶽鍾琪。
就這樣，嶽鍾琪被罷職議罪，並且還被判以“斬立決”，後來雍正念其功勳以及“岳飛後人”的身份，改為“斬監侯”，進而將其投入大牢，直至雍正去世，也沒有被放出來。
其實，雍正之所以要對待功勳卓著的嶽鍾琪，實際上與“曾靜逆案”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雍正擔心“曾靜逆案”不會只是個個案，後續仍有發生的可能。畢竟，嶽鍾琪是“民族英雄”岳飛的後人，在加上其手中掌握著大量的軍隊，但凡想要“反清復明”的人，都會想到嶽鍾琪。如果在這之後，真的有越來越多的人勸諫嶽鍾琪造反，那麼誰也不敢保證，嶽鍾琪在反覆的勸說與利益的誘惑，甚至是民族大義的感召下，不會起兵。
再加上嶽鍾琪不同於出身於漢軍旗籍、又與雍正有著親緣關係的年羹堯，他是徹徹底底的“漢人”，所以雍正對其是不得不防。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將嶽鍾琪拿下並就此囚禁，也可以算是雍正“防患於未然”的一種方式，而曾靜此前的行為，無疑是給雍正提了一個醒，讓其放下了對於嶽鍾琪的信任，轉為了提防。
由此可見，嶽鍾琪算是被曾靜所徹底“坑”慘了。
乾隆登基，曾靜也迎來了自己的末日。
在頒佈《大義覺迷錄》的同時，雍正也曾留下旨意來“保護”曾靜：
“將來子孫，不得追究誅戮。”
然而，伴隨著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的去世，繼任的乾隆皇帝卻並不打算放過曾靜，原因便是在於這本《大義覺迷錄》。
正如前文中所說的，《大義覺迷錄》並沒有讓雍正在民間的形象有所好轉，也沒有就此實現對民間種種謠言的辯解，反而是整個事情“越描越黑”，造成了極為負面的效果。
這些皆被乾隆看在眼裡，記在心中，於是在其剛剛登基的時候，便下旨叫停了《大義覺迷錄》的宣講，並將其進行收回。
“大義覺迷錄、著照尚書徐本所請，停其講解。其頒發原書，著該督撫匯送禮部。”
當然，乾隆也沒有忘記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曾靜，如果不是他的主張和觀點所產生了惡劣影響，雍正也不至於會做如此“糊塗”之事。
於是，乾隆並沒有按照雍正此前旨意的要求繼續“保護”曾靜，而是以“誹謗先帝”的罪名重新將其抓捕，並且曾靜以及包括此前送信給嶽鍾琪的張熙等一種曾靜弟子，盡皆凌遲處死。
就這樣，曾靜算是為他此前所有的“狂妄”行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其弟子也跟隨著他一齊遭了殃。
縱觀曾靜的人生經歷，與清朝末年“太平天國”的開創者洪秀全，頗有幾分相似。
他們二人，一位是落魄的教書匠，一位是落榜的秀才，皆是對現狀極為不滿之人。而他們也都是在偶然間獲取了新的思想，曾靜吸取的是呂留良“反清復明”的思想，洪秀全則是接受了基督教教義，從而也都形成了自己的觀點與思想，加以傳播，並且就此開始落實到“反清”的行動中去。只不過，與洪秀全相比，曾靜更像是在“自我陶醉”與“自娛自樂”，其影響力與號召力，遠不能與洪秀全開創的“太平天國”相比擬。
而這更加凸顯出了曾靜作為一介“妄人”的本質，即過分的迂腐、盲目、自大、狂妄，全然不顧自身的實力與影響力，並且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敢毫無顧忌的將自己的想法付諸於行動，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害人害己。
就這樣，曾靜為他的“妄人妄言”與“狂妄之舉”付出的慘痛的代價，而他也就此成為了歷史的笑柄，為後人所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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