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各位好，今天來和各位分享賈雷德·戴蒙德的新書《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中信出版社）。這位作者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他寫了《槍炮、鋼鐵與病菌》。這本書和之前一樣，秉持了一個宏大的歷史觀，試圖給我們一個較大的歷史框架和視野。
這本書的出版確實也是恰逢其時，疫情或者瘟疫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危機”，一方面它是個“醫學危機”，從中國、到日韓、伊朗、歐洲、美國，造成了許多感染和死亡，特別是醫療崩潰、醫生選擇“誰死誰活”，這都展現出人類社會在傳染病面前依然十分脆弱。一方面，它也是“政治和經濟危機”，目前疫情已經衝擊了很多國家的政治、選舉（如日本、伊朗、美國），也衝擊了世界經濟，今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幾乎都會是負增長。更重要的，它是一個“社會危機”，它會衝擊我們的價值觀和信仰，全球主義正在退潮，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正在迴流，這是很危險的傾向。人類社會在二戰後取得的很多進步，經過這次疫情，都受到了質疑。大家也可以問問自己，疫情過後，世界還會是過去的那個世界嗎？
在這次疫情中，我們也能看到不同國家的應對方式。最近也有一個流行詞“抄作業”，雖然這個詞本身有點戲謔的意思，但反映的問題是：各國應對疫情的手段不同；應對的效果也不同。僅拿歐洲來說，意大利和德國的確診總數差距不太大，但死亡人數差了十幾倍，這確實反映出危機應對上的能力差異。傳染病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對領導力、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驗，而這也是這本書中著重關注的東西。為什麼有些危機應對是成功的？為什麼有些又失敗了？
二、主要內容介紹
本書作者賈雷德·戴蒙德最有名的一本書就是《槍炮、病菌與鋼鐵》，很多人可能對這本書非常熟悉，它也佔據了豆瓣等各大圖書排行榜的前幾位。這本書不僅有很強的學術意義，也有很強的政治意義，也就是對“種族主義”的學理批判。本書始終都在回答所謂“耶利之問”：為什麼白人能做到，黑人就做不到？這個問題很容易被導向種族主義，即白人比黑人天生優越，但戴蒙德從地理環境、氣候等因素出發，探討了文明“先發與後發”的原因，體現了他的學術能力和學術人格。
但總的而言，《槍炮》一書總體還是略微晦澀，有很多生物學、地理學的專業知識，關注的是史前史。但這本新書《劇變》，相對通俗易懂，和我們的生活與體驗更為接近。作為一位生物地理學的研究者，撰寫這樣一本社會科學的書，確實有一定挑戰。但我覺得最感動的是，這本書所呈現出來的“客觀性”，國家在應對危機中哪些做的好、哪些做的不好，他都全部攤在讀者的面前，這一點實屬難得。
本書核心在說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危機”？他認為過去對於國家危機的關注不多。這一點我略有不同意見，其實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國際關係學，許多研究都在關注所謂的危機管理問題。比較有名的例如：一是對古巴導彈危機的研究；一個就是古勒維奇所寫的《艱難時代的政治》。我覺得危機研究缺的不是方法論，而是案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還是圍繞主要大國，對中小國家關注不夠，而這也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第二，“國家在面臨危機時如何選擇”？本書給出個12個因素，來分析一個國家能否處理好危機：
1. 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
2. 願意承擔責任；
3. 劃清界限、明確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4. 從他國獲得物質和資金方面的幫助；
5. 借鑑他國應對危機的經驗；
6. 國家認同；
7.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估；
8. 應對過往國家危機的經驗；
9. 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
10.特定情況下國家的靈活性；
11.國家核心價值觀；
12.不受地緣政治約束；
對於社會科學研究來說，他給的因素（或者說變量）有點過多，甚至有些有點重複。我們一般習慣於尋找一個、或最多三個變量，但是這種研究方法可能會使分析變得簡單化或“制式化”，漏掉一些關鍵的因素。戴蒙德給出的12個變量基本上展現了國家在危機應對上的全面圖景，有助於瞭解國家應對危機的全過程。
在本書的敘述方式上，戴蒙德也是層層深入，首先從個人危機入手深入到國家危機，這也是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研究的基本方法，國家本身就是人的集合，其行為也會展現類似的特徵。所以，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研究，最終都要回到所謂“人性論”的假設上去。
之後，戴蒙德用七個國家的案例，回顧了19世紀以來的幾次危機。當然，他沒有停止在對歷史的回顧，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事後諸葛亮，但他接下來又用自己的框架分析了未來人類社會將面臨的一系列危機，以及我們能否應對。
三、案例中的七個國家
本書涉及的七個國家，分別是芬蘭、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德國、美國。這些國家的選擇基本上都和作者的個人經歷有關，他在這些地方都長期工作或生活過，會說日語之外的其他國家的語言。我認為這是很負責的研究態度，增強了觀點的說服力。但話說回來，日本、美國、德國的案例有太多的現有研究，也很難找出太多“創新點”。但作者對芬蘭、智利、印尼、澳大利亞的敘述，卻十分有趣，給人很多新知識和啟發。
第一個案例，先講一講我最熟悉的日本。書中主要分析了日本面臨的兩個危機，一是1853年被迫打開國門的危機，一是21世紀正在面臨的危機。作者總體對日本是高度讚揚的，實際上日本在150年間從nobody達到現在的國際地位，核心就在於其應對危機的能力。
首先，1853年的危機有一個專門說法，就是黒船來航（くろふねらいこう），那個時代日本和中國面臨同樣的局面，卻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下圖就是明治維新中的傑出人物，誰又能想象這樣一群人竟然把日本帶到了這樣的高度？戴蒙德認為，日本最重要的應對危機手段就是“借鑑他國經驗”，努力向西方學習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官僚制度、經濟模式等等。面對危機時，日本做了一個比較準備的“自我評估”，也就是說它無力對抗西方，唯有先妥協、積蓄力量東山再起，在這個過程中它展現了充分的“耐心”，這是很難的。另一方面就是所謂的“選擇性變革”，日本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例如天皇觀和神道教，這些東西對於統一思想、提高紀律性、強化民族意識非常重要。最後就是日本受到的地緣政治約束較小，總體而言日本孤懸海外，而中國又吸引了絕大部分西方列強的精力，給與日本發展壯大的空間。
但日本不是一直保持這麼理性，其對自己的評估在1930年代發生了重大失誤，同時發起了與中美蘇英的戰爭，導致其全面性的失敗。但很多人也認為，日本完全是可以避免這種失敗的，可以看看入江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一些觀點認為，如果日本的野心到“九一八”事變為止，世界主要大國都是接受的，中國不少領土將面臨被日本長期佔領的境地。
此外，本書還介紹了日本正在面臨的一些危機，比如少子老齡化、女性地位低下、移民不足與醜聞、惡化的日本與中韓關係、資源匱乏等等。作者仍然相信日本應對危機的能力，但也提出了他的質疑，重點就在於日本如今已經難以“正確地評估自己”，比如傾向於遮掩自己面臨的問題，或迴避自己的殖民歷史，或在捕鯨問題上執迷不悟。很多社會問題，比如加班、自殺、霸凌等等，似乎都難以解決，這也是很多後現代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即對危機的“無感”。最近日本有一位叫岡田晴惠的老師，在日本電視臺批判政府作為，被網民戲稱為“新冠女王”，人肉其隱私，施加網絡霸凌。這也能看出，很多日本人不願意面對自己的問題。
第二個案例，美國。在當前的局勢下，說美國似乎特別應景。大家如果梳理一下2月份至今特朗普的發言，就會發現他的180度大轉變，美國的新冠確診人數也從幾十例上升到20萬例。所以，也有很多人戲稱美國最大的危機就是特朗普本人。但有趣的是，美國確診人數暴增，特朗普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或許這才是本書指出的“危機”所在。
戴蒙德在書中對之前的美國充滿自豪感，特別是它的民主制度和全球領導地位。而美國的危機，主要產生在21世紀以來，特別體現在三點：
1.政治極化。和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一樣，美國的政治越來越圍繞著金錢和選舉來轉。政治家要做的就是籌款、握手、抹黑政敵，就足夠了。而這種惡化的政治環境，導致很多人因政治觀點不同而反目成仇。
2.社會資本的衰落。代表性的就是社區功能的下降，不文明行為的增多，越來愈多不受規矩的行為，使得社會治理的成本大大上升。
3.不平等和貧富差距。可能很多人還記得曾經有過“佔領華爾街”的運動，頂尖1%的收入比剩下99%的收入還要多，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最近，有人預測美國因為新冠疫情會有5000萬人失業，這是個巨大的社會動盪因素。
最大的危機是：大部分人並不認為美國存在危機。
第三個案例，德國。德國面臨的危機，就是二戰後如何重新崛起的問題。熟悉國際關係史的人知道，德國在歐洲的地緣政治環境多麼險惡，被法國、英國、奧斯曼土耳其、沙俄所包圍，這也能解釋它的一系列戰爭行為，以及“地緣政治學”這個學科為何產生於德國。
但德國的戰後轉型，無疑是德意日三個軸心國當中最成功的。與日本類似，它採用了“選擇性變革”，戰前很多優秀的納粹官僚被保留下來，繼續為德國的經濟復興工作。在此期間，為了和蘇聯對抗，美國大力扶持聯邦德國，給與大量援助，日德兩國作為遏制蘇聯的兩翼，取得了迅速的發展。當然，這與德國人高度的國家認同，古板而有耐心，富有自信的性格有關，畢竟最晦澀難懂的哲學都從德國產生。但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國領導人在歷史問題上採取了非常進步的態度，特別是勃蘭特的一跪，一掃德國的納粹形象，並順利融入歐洲。但日本卻遲遲不願這麼做，在歷史問題上也經常反覆，使得其與中韓的關係始終不溫不火。戴蒙德在書中對德國坦然面對歷史的態度，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第四個案例，澳大利亞。下圖這張海報寫著“Keep Australia White”，這也就是戴蒙德在本書中一直強調的“白澳政策”。澳大利亞最大的危機就是認同危機。簡單來說，就是如何實現從“英國人”向“澳大利亞人”的轉變。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準備的自我評估，長期以來澳大利亞都把自己視為英國的一部分，為大英帝國鎮守亞洲樞紐。但二戰以來，澳大利亞意識到，大英帝國早已衰落，它必須學會自立。和日本相反，它開始“脫歐入亞”，努力強化與亞洲的關係，並建立了澳大利亞的國家認同。但這種改革也是選擇性的，澳大利亞仍然保持了許多英國傳統，並承認英國女王為元首。這種“選擇性”的改革可以避免文化上的割裂和陣痛，也可以為國家開闢一個新的方向。澳大利亞的優勢就在於，它在地緣政治上幾乎沒有任何威脅，似乎最大的對手就是印度尼西亞。
第五個案例，印尼。印尼是最大的穆斯林國家，歷史所也長期處於被荷蘭殖民的狀態。在日本文獻中，印尼長期被寫作“蘭印”，也就是荷蘭屬東印度的簡稱。我們所熟悉的太平洋戰爭時期對日本的ABCD包圍網，D（Dutch）指的就是印尼。從人口和麵積來看，它都是一個天生的大國。在二戰之後，它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獨立之後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書中重點關注的是1965年的政變及排華運動，這次危機之後，蘇加諾採取了“選擇性變革”，用軍政府代替了平民政府，但同時又採取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同時也放棄了對第三世界領導權的追求，並接受大量西方援助。但作者認為，不能認為印尼的危機應對是成功的，軍人的影響力、貪腐、未實現政治和解、較低的國家認同感，都是印尼依然存在的問題。這些都使得印尼未來可能會出現新的危機。
第六個案例，智利。智利是世界上最狹長的國家，它面臨的危機實際上也是戰後發展道路選擇的問題。但不同在於，智利處在美國後院，美國已經有了古巴這個心腹之患，更不希望智利建立左派政權。因此，可以看到智利從“左”到“右”在不停搖擺。阿連德建立“馬政權”的嘗試被皮諾切特推翻之後，他也採取了一種“選擇性”的變革。一方面建立了軍政府，一方面又堅持自由市場的原則，以爭取西方的好感。雖然對皮諾切特的批判有很多，但也不能否認經濟取得快速成長的現實。但智利克服危機方面有自己獨特的優勢，這一點和印尼大不相同。智利國家認同很強，且有極強的民族自豪感，從人均收入來看，智利甚至可以算作是發達國家，本身它也是OECD和TPP成員國。但戴蒙德提出的擔心是，當初智利從民主轉向軍政府，速度之快令人吃驚，而現在依然存在這種可能性。軍人在智利的影響依然很大。
第七個案例，芬蘭。從地圖就可以看出，芬蘭在近代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應對蘇聯的問題。有人用“芬蘭化”的說法來嘲諷芬蘭一味忍讓的做法。但實際上，芬蘭在二戰前後的“小國外交”，是足令人稱道的。二戰中，它出乎意料地強力對抗蘇聯侵略，甚至與德國合作，付出了大量傷亡。但二戰後，它居然很快不計前嫌，改善與蘇聯的關係。這體現出芬蘭高度的“靈活性”和清楚的自我評估，在二戰中，如果不與蘇聯頑抗，蘇聯就會全面佔領其領土；而在戰後，如果不與蘇聯妥協，就無法獲得發展所需的穩定外部環境。因此，它的外交政策才在幾年間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其實，芬蘭也體現出許多“弱國”或“小國”的外交特點，比如我所熟悉的泰國，二戰初期它主動與日本結盟、二戰後期又迅速加入盟軍，損失很小，也成為亞洲唯一一個未被殖民的國家。所以，這些小國外交的案例，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
四、未來的全球危機：非傳統安全
國際關係中，安全被分為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類。過去大家總提非傳統安全的重要性，但沒有太多人重視。但這一次的疫情爆發，使得非傳統安全成為熱議的話題。戴蒙德在這裡提出幾點，如：傳染病；核武器；氣候變化；能源枯竭；其他資源枯竭；加速的全球不平等。
他認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形成“共同的身份認同”、“對危機的共識”以及“承擔責任的意願”，某種程度上與我們所呼籲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有類似之初。但是，這次疫情看起來不僅沒有推動這種共同體意識的產生，反而帶來了一股新的“逆全球化”潮流。各國紛紛關閉邊界、停止貿易，歐盟內部無法形成合力，各國之間互相指責，陰謀論盛行。誰能期待，疫情過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會更好，全球化會繼續發展？恐怕很難。
五、對本書的簡評
第一，本書設想宏大，本書關注的“危機時期的政治（Politics in hard times）”雖不甚新，但提供了不少有意義的案例。
第二，本書更關注“長週期”下的危機解決問題，只有芬蘭一個案例關注“短週期”。
第三，影響因素過多（12個），且互有踩腳，有時候難以把握主次。如果非要再選出幾個最重要的話，我認為應該是“準確的自我評估”、“核心價值觀”以及“政策的靈活性”。
第四，作者指出本書只是一個研究開端，希望補充更多國家的案例，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小國家被納入研究對象，這不僅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盲點”，也是極有可能出現學術創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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