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秦本纪”时，看到秦人与晋国在灾难面前的不同应对，感觉极有趣。细读之后才发现，当年的秦国实在是有点憨态可掬的“憨傻”，感觉常被当时的发达大国--晋国玩弄于掌股之上，但“憨傻”的秦国最终统一了六国，而花花肠子弯弯绕的晋国却三家分晋，最终灰飞烟灭。
以前，当我细读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社会心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95年 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时，还一直在感慨国内缺少这样的作品。
但当再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八下”中，对当时全国各地人性的概括总结，就在想，难道这不就是2000多年前的《乌合之众》雏形吗？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么形容似乎有点牵强，但《乌合之众》也是一本以法兰西民族为蓝本，研究近现代大众心理学的著作。勒庞以近现代人的观点在书中阐述了法国人的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征，进而指出当个人是一个孤立个体时，会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一旦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其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思想即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因此归纳出，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个体表现出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与此方法类似的是，班固也是从地域的维度，对群体个性化特征作出概括总结，只不过比较粗疏，没有细致到现代研究的那种细节感。 但对于2000多年前就以地域为单位，对国民性予以总结，其超前性，我们还能苛求什么？
一．秦、晋面对灾难时的不同态度
小标题这样总结虽然看上去有点唯心论，但是历史的发展说明，人心不善，其殃无限。我们的历史文化中，把结婚形容为永结“秦晋之好”，足以说明秦晋之间的关系之密切。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我根据《史记》粗略不科学的统计过，秦、晋之间战争状态多于和平相处，虽然二国的王室间一直有彼此婚嫁的习惯。并且，因为晋国属于山东发达先进的大国之一，感觉常常把秦国玩弄于股掌之上。
秦国的表现一贯有点“憨傻”。
例如，公元前648年，晋国遭遇了大旱，于是，晋国国君就派人到秦国求援粮食。晋国出身的丕豹非常熟悉晋国，劝说秦缪公不但不应该给粮食，还应该趁着晋国饥荒，人心不稳，出兵攻打晋国。
但，秦缪公总感觉哪里不对头，征求公孙支的意见，公孙支说：“粮食歉收与丰收会不定时出现，我们应该提供援助。”秦谬公还是犹豫，又问百里傒，百里傒说：“夷吾得罪了您，他的百姓有什么罪？”于是，秦缪公采纳百里傒、公孙支的意见，给晋国援助粮食。当时的场面宏大，根据《史记》“秦本纪”中描述：水路用船，陆路用车给晋国运去粮食，从雍都出发，源源不断地直到绛城。
刚过了2年，也就是前646年，这次是秦国遭灾发生饥荒，于是，秦国就请求晋国援助粮食。晋国的国君就此事征求群臣的意见。大臣虢射说：“我们趁着秦国闹饥荒去攻打它，就可大获成功。”晋国的国君竟然听从了他的意见。
公元前645年晋国出兵攻打秦国。没有预料到如此结果的秦缪公，也只好发兵，虽然秦谬公御驾亲征，但他让丕豹率领大军，前往迎战。经过秦缪公全力奋战，俘虏了晋君回到秦国。
秦谬公在雍都向全国发布命令：“大家都要斋戒独宿，我将用晋君祭祀上帝。”周天子听说此事，说“晋君是我的同姓”，给晋君求情；夷吾的姐姐是秦缪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就穿上丧服，光着脚，说：“我不但不能挽救自己的兄弟，以致还得让君上下命令杀他，实在有辱于君上。”秦缪公看到这些，抱怨说：“我俘获了晋君，以为是成就了一件大事，可是现在天子来求情，夫人也因此事而忧愁。”于是，只好听从众人的劝说，跟晋君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给他换了上等的房舍住宿，送给他牛羊猪各七头，以诸侯之礼相待。
到了十一月，秦谬公送晋君夷吾回国；夷吾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派太子圉（ｙǔ，语）到秦国作人质。秦国把同宗的女儿嫁给子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黄河。
其实，如果仔细看《史记》就会发现，秦国这种“憨傻”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没有少干，当然这也怨不得秦国。秦国当时，无论怎么努力，都被东方发达先进的六国视为“蛮夷、未开化”的落后国家，就是开会盟大会，也不屑让秦国加入。
还有一次，就是秦康公时发生的“令狐之战”：晋襄公的弟弟名雍，出生在秦国，当时人也在秦国。晋国的权臣赵盾打算立襄公的弟弟为晋国公，就派遣晋国得力大臣随会前去迎接。这种好事秦康公岂能阻止？有利于秦国，于是秦派出军队护卫送到叫令狐的地方，等待晋国接驾。但没有想到迎来的却是晋国的大军攻击，因秦军无丝毫战争准备，被打的溃不成军，大败而逃，随会也随败军跑回雍城。原来晋国人出尔反尔，赵盾的打算可能没有得到朝臣的一致同意，他们最终立了襄公的儿子做了晋国公。令狐之战无故被打，秦康公那个气呀！
由此看看，永结“秦晋之好”的理想实际上只是美好的“乡愿”，现实中只有“秦晋永难好”的骨感。历史潮流最终也没有放过任何不善者。
秦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性格特点？看看后述的班固2000多年前分析，也许能解惑？
二．班固点评“秦地”民风之概览
其实在《汉书》“地理志八下”中，班固根据刘向以及丞相张禹令部属颖川朱赣分条陈述的各地风俗民情，对当时各地的民情、国民性格进行了简略的评点。那么，历史上西汉时期的各地人的国民性格特点为何？当然本篇主要只是针对秦人，就以秦地有关的信息为重点。
班固在《汉书》中，是如此释明“风俗”一词的：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若用现代汉语解读，就是说：人人都有信守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天性，且人们性格上会表现出刚柔、缓急，音声各不相同，这是因水土风气有差异，故称之为“风”；对好恶的取舍，在日常行为上因缺乏常态，会迎合君上的喜好，所以称之为“俗”。孔子曰： “要想转化社会风气，改变民闻习俗，莫有比礼乐更有效果的了。”这是说圣王治国，全局掌控人间伦理，必然要纠正人民的本质，去除他们的不良，要是能做到这点，就可把天下的不同意见合二为一实现中和，朝廷期盼的教化也就成功了。汉朝继承了百王的传统。国土地域也已改变，老百姓四处迁徙。（汉）成帝时刘向简论了疆域变化状况，丞相张禹让部属颖川朱赣分条陈述了各地风俗民情，但未能全面总结，故，我把他们未完成的汇总试论。把全部评点内容放在本篇的末尾予以阐述。
为了方便大家解读，除过我翻译的之外，也把原文引用在上边。一般情况下，我并不喜欢如此写文，因为如此，网友阅读快感就会受到影响。但我发现，网络上不少古汉语的翻译有问题，不少如同机器人所翻译一般，读完后只有一头雾水。
回归正题，由此可见，“移风易俗”就是为了改变国民的道德本质，我们的祖先2000多年前就非常重视。班固在文章中，没有按照行政单位，而是以历史传统的地域分为“十三地”：秦地、魏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卫地、楚地、吴地、粤地。这是我自己的总结，未必对。
在展开此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的“十三地”的划分与现代的行政区划不同。不能用现代的地理、文化思维去理解历史。
由于担心网友误解我是在制造地域歧视，所以对于对应的现代地方，就不进行详解，主要还是担心学识不够张冠李戴闹笑话。但是，对于“秦地”会予以详述，因为本篇就是为了写“秦地”。
根据班固《汉书》“地理志八下”中：“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抚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
从班固把秦地分成了以下四部分可知，秦汉时期的“秦地”与现代极为不同。古代的秦地概念要远大于现代。“秦地”每个部分由于地理、民俗、传统习惯的不同，居民的习性也极为不同。
京师部分：由于此地系秦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周天子崛起之地，因此班固认为“故(古)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鄂、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
换言之，这里的居民，继承了先王的遗风，喜欢种地，能坚守本业，是供给国家衣食的重要基地与根本。班固对周朝旧地的民众，评价甚高。
但是随着汉朝的兴起，刘邦采用了把列国的权贵迁徙到关中以方便控制，避免秦国土崩瓦解的惨痛教训。当把散布列国的富人豪杰等，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权贵举家迁入长安附近后，在带来了各地不同风俗习惯的同时，使得秦地的风俗也为之改变。
班固是如是说的：
“汉兴，立都长安，徒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资)富人及豪桀(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按照班固的看法，由于列国富人豪杰的迁入，关中地方的风俗开始不纯，因此败坏。他总结道：世袭家族一般好礼文；富人热衷于赚钱；豪杰则是与游侠狼狈为奸。且，特别指出，靠近终南山一带的夏阳，由于地理环境凶险，是穷山恶水出山贼的地方，常会给天下带来祸乱。由于各郡国在长安的办事处多，不劳而获、不商聚富者多，加上京城的列候锦衣华车招摇过市，民众也追随流行潮流而攀比成风。因此就形成了：以攀比不过为耻，在婚丧嫁娶上尤为奢靡，由此形成了关中地方葬礼极为过度奢侈的习俗。
西边自陇西至河西走廊直到敦煌；
当说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等六郡靠近戎狄的民风时，班固的评价是这些地方因地处边境，民众喜欢“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就是说崇尚力量，平日以打猎为主。到了汉朝兴起以后，此六郡的良家子弟（出身不能是医、商贾、百工之子弟），多被选为汉武帝的护卫部队--羽林军、期门，主要是靠个人的力气为官，此地多出名将，例如西汉名将李广家族就是。班固引用孔子的名言：“君子有勇而亡(无)谊(义)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无)谊(义)则为盗。”总结此六郡的人民：民俗虽然质朴，但对成为盗寇并无羞耻感。
班固在《汉书》中把武威郡往西的四个郡也算入“秦地”。这些地方原来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游牧地，武帝时霍去病出奇兵从匈奴人手中夺得，一开始设置了四个郡，目的是用来贯通西域，阻断南羌和匈奴的联系。此地的居民多为从关内迁入：有因关东极其贫困逃荒而来的、有的因为寻仇犯罪、有的因为被处叛逆，家属连坐被迁徙至此。此地由于人员来源各异，习俗相差极为悬殊，加上河西走廊的土地广阔，人员稀少，水草适合喂养牲畜，故，凉州一带的牲畜是天下最多的。因保卫边塞，靠二千石官员来治理，民间日常多以贩卖兵器和马匹为业；邻居间酒宴礼节的聚会，上下都能平等相处，官民的关系相处比较融洽。
因此，此地的习俗是风调雨顺的时候，谷物的售价很便宜，盗贼较少，民间气氛一般都很和谐，相比内地官民都很通情理。究其原因，可能和政令宽厚，官吏没有内地那么死板执法苛刻。
南部的巴蜀直到今天的陇南的武都；
如果根据《史记》司马错与张仪为了当年征蜀的论战，客卿司马错获胜，秦国把巴蜀收入囊中，可知班固如此划分“秦地”是没有问题的。
在当时的观念看来巴郡、蜀郡、广汉郡原本是南夷，秦朝吞并后就才开始郡治，此处的土地肥沃，还有江水灌溉田野，又有山林、竹木、疏菜、果实的富饶。其南面的滇、焚多出僮仆，西面邛、榨多产马和牦牛。
百姓以稻和鱼为食物，基本没有北方那种灾年的忧患，民风习俗也就少愁忧和辛苦，因此民风表现为容易放纵过度，加之体格娇小看上去柔弱，心胸比较偏狭。
汉景帝、武帝年间，文翁作为蜀郡郡守，他教导百姓读书和遵守法令，但并没有期待中达到诚信道德，人民反而喜欢用文章来讽谏、崇尚羡慕权威和势力。特别是司马相如离家，在京师和诸侯处做高官以后，其以文章辞令扬名于当世，他就成了当地居民仰慕、效仿的对象。通过读书学习出人头地就成了本地的风尚，后来的王褒、严遵、扬雄之类的人，文章位居天下第一。这些成果说明，文翁倡导的当地人民学习治家，把司马相如作为学习榜样，才使得此地的文人才子辈出。
武都郡的情形就比较复杂，因其土地上杂居着氐人和羌人，还有犍为郡、胖柯郡、越仑郡，都是西南外面的夷族。汉武帝时开始设置郡予以治理。其民俗大致同巴、蜀郡相同，加之武都郡又靠近天水郡，民俗相当接近。所以班固也就没有进一步的点评。
班固在最后总结说，秦国原本的土地，只占到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也未超过天下的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了天下的十分之六。由此可知，秦国当年能统一天下，不仅仅是由于战斗力爆棚，经济基础是关键因素之一。
参考《武经七书》“吴子兵法”中，吴起对秦国国民性格的分析：“秦国人的性格强悍，地形险要，政令严格，赏罚分明守信... 。”把班固对“秦地”总体的评价概括为：民风质朴，憨态可掬，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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