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哈魚12
先看事情的經過：公元189年，董卓率軍入京城洛陽，廢少帝劉宏，立年僅9歲的劉協為獻帝，自任相國，操縱朝政。第二年因頂不住各路諸侯的討伐，燒燬洛陽皇宮，挾持獻帝，西遷長安。兩年後呂布殺董卓，長安大亂。董卓部將為爭奪權力，混戰兩年餘，焚燒宮室，移獻帝于軍營，後又挾持東遷，輾轉至河東，196年重回洛陽。
當時的洛陽，滿目瘡痍，殘垣斷壁，獻帝與百官缺吃少穿，沒有住處，十分狼狽。州牧郡守各擁兵自保，無人理睬。曹操此時，剛剛平了山東，聲威大振。聞知獻帝車駕已返洛陽，與一班文武商議欲興兵迎迓。正好此時獻帝亦正需要曹操這樣的人入朝廷輔王室，雙方一拍即合。大軍到洛陽，立即改變了獻帝的處境。為使漢室離自己的山東大本營近些，曹操採納董昭建議，將獻帝遷都許昌。穩固地控制了朝政。
曹操抓此機遇，特點有三：一是頭腦清醒。機遇並不是每個人當即都能發現的。有的人，機遇就在眼皮下卻熟視無睹，結果失之交臂，過後追悔莫及。有的人慧眼獨具，乘勢而上，便使事業大大跨進一步。關於迎獻帝一事，袁紹的機遇意識就比曹操遲鈍很多。在曹操下手之前，袁紹帳下也有人獻計迎帝於鄴城。但內部意見不一致。有人認為，獻帝已是一個廢物，請來利少、弊多。袁紹遂決定不予理睬。曹操卻不是這樣。他認為，獻帝雖是個傀儡，但畢竟是最高權力的象徵，能把他搶到手，就有了政治上發號施令的特殊權威。因而絕不能錯過這次機遇。
二是反應迅速。機不可失，時不我待。既為“機遇”，就不是囊中之物，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的。迎獻帝一事也是如此。獻帝回到洛陽，處境險惡，但為時不會太長。 一旦有哪個政治集團的首腦人物頭腦清醒，隨時都可能捷足先登。正如荀彧所言：“如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曹操一貫得策輒行，這次表現尤為突出。
三是不惜代價。 機遇與風險同在，利益與代價並存。曹操做事，看準了的，往往敢冒風險，不惜代價。迎獻帝也是這樣。從眼前看，要把獻帝從控制者的手中爭過來，就要拼搏廝殺。從長遠看，雖有可利用的一面，也有掣肘礙事的一面。但全面權衡，還是利大於弊，付出代價是值得的。對於眼前的代價，曹操毫不猶豫地付出了;至於長遠的代價，他卻並不多慮，留待下一代去解決。 曹操的機遇意識，是建立在認真分析主客觀情況的基礎上的。
從客觀上講，當時朝政凋敝，獻帝朝不保夕，需要一支強有力的勢力支持。同時，董卓已亡，其部將分崩離析，各派力量都沒有實力，與他們爭奪獻帝，完全可能。如非此時此地，曹操即有心奉迎獻帝，也是辦不到的。從主觀上講，曹操新定山東，擁兵甚眾。文武骨幹幾十員。在當時，力量雖不算最強大，卻完全有能力迎護獻帝。當時的宗室劉備恐未必不欲迎獻帝，但他勢單力薄，自身難保，怕即有此心，亦無此膽。 曹操的機遇意識離不開謀士們的啟發。
《三國演義》關於曹操迎獻帝的動議寫得比較簡單。據《三國志》載，早在4年前，毛玠就曾勸諫曹操“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霸王之業可成也”。曹操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只是當時獻帝還在長安，條件尚不成熟。應該說曹操於此時已有了思想準備。待到獻帝駕還洛陽滯留安邑，他便聚謀士商議，荀彧力勸曹操：昔文王納周襄王，而諸侯服從，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今天子蒙塵，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奉天子以從眾望。毛玠、荀彧一前一後兩次提議對曹操之決策起到了重要作用。於是他派曹洪帶兵西迎獻帝，因路上受到阻擋，曹洪不能前進。半年後，獻帝回到洛陽。
曹操已將山東平定，騰出手來，親往迎駕。 但曹操的機遇意識最關鍵的還取決於他自己的多謀善斷。他手下一班文武對迎獻帝一事也絕非異口同聲贊成毛、荀之見。若曹操本身解決不了認識問題，或見事遲、行動慢，也將坐失良機，功敗垂成。不是嗎?袁紹麾下謀士如雲，其中不乏具慧眼者。沮授就曾力諫袁氏，迎接獻帝，遷都鄴城，袁紹當時未必不動心。但一聽到別的謀士分析迎獻帝受牽制不合算的議論後，優柔寡斷的袁紹便把沮授的諫言當做了耳旁風。當時頗具與曹操競爭實力的劉表雖也曾派人刺探獻帝消息，卻根本沒將此事擺上議事日程。至於另一個實力人物袁術，則只知想方設法把漢朝傳國玉璽搞到手，以便自己當皇帝，因而還要你那個劉姓的皇帝幹什麼?如此以來，奉獻帝以自重的機遇便非曹操莫屬了!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言道：曹操之成功，“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曹操來到洛陽，殺敗劫持者，毅然決定，遷都許昌，為了密切關係，把女兒嫁給獻帝，君臣而兼姻親，把朝政進一步控制在自己手中，開始做起“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大文章。過去他與袁紹、袁術、劉表等人平起平坐，現在卻鶴立雞群，高出一頭。而且，由此輕鬆地盡得豫州之地，開拓了地盤，壯大了實力，這次機遇的取得，使他的事業上了一個大臺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