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百官公卿表》里，是这样介绍郎中令的：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
郎中令，是秦代设立的官职。执掌是宫殿两边的门户的防御，有丞来辅佐他。
后面，《汉书》还罗列了郎中令的大一堆属官。其中就有司马迁担任的郎中，官秩比三百石，是班固列出的所有郎官中，级别最低的一种。
班固这段话，是我们了解郎中令和他领导的部门的基础，但还远远不够。
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接触到的：一个部门的职能多寡，权力大小，经常会随着复杂的形势变化和人事变动而发生改变。古代也一样如此。
郎官们最初的工作，确实是担任君王身边的警卫，他们执戟站立在走廊之下，因为被称为“郎（通廊）内诸官”。从构字上说，广是屋檐伸出的部分，广下有一个郎，既是表音，也可说相当形象生动。
但皇帝显然愿意让郎官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足智多谋的郎官成为的皇帝顾问官，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及处理一些特别机密、紧要的事件，所以这些郎官不再是武士，文职官员色彩却越来越重。而郎中令则有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实权派人物，甚至超越丞相，如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他任命的郎中令，是赵高。
汉朝建立之后，郎中令仍然非常重要。
一方面，他的工作是皇帝安危所系。西汉初年，吕后去世之后，汉朝中央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政变，号称“喋血京师”。然后代王刘恒被迎回长安，践皇帝位，也就是著名的汉文帝。汉文帝非常谨慎，一进未央宫，就把郎中令换成了自己做代王时的亲信。
一方面，皇帝有意识把郎官系统打造成一个培养官僚的人才库。高干子弟，富贵人家的子弟，或者在其他领域曾有突出表现的人才，都有可能入仕为郎。文景时代的名臣，如大名鼎鼎的贾谊、晁错，都曾以太中大夫或中大夫的身份，隶属于郎中令。
汉武帝即位之初，大权在太皇太后窦氏手里，丞相领衔的朝廷高官，许多都是先帝老臣，对年轻的皇帝也缺乏敬畏。所以汉武帝极力想培养一个身边的亲信班底，郎官系统因此得到了格外的重视。
主父偃、庄助、朱买臣……他们获得的第一个官职，就都是郎中令的属官。
而郎中令麾下的军事实力，也在汉武帝时期取得了极大发展。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刚刚即位的汉武帝怀着少年人的拿云心事，想全面推行政治改革，结果立刻遭到了窦太后狠狠的打击。如果不是老太太多少对这个孙子存着一点慈爱，汉武帝当时就可能被废，一代雄主会就此夭折。
这之后汉武帝一定会有痛苦的反思，宫中兵力不足，自己任命的郎中令被老太后轻松拿下，显然是这场噩梦中特别惨痛的一个环节。之后一段基本被架空的日子里，汉武帝干脆做出一副顽劣少年的姿态，爱上了微服出行。他与一群擅长骑射的青年郎官或“北地良家子”约定在宫殿门前集合，然后“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这种骑射游猎活动既是向窦太后表现胸无大志来求自保，也是军事技能的训练，而发展到后来的结果，则是郎中令麾下从此多了一个新的编制：期门郎。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可以真正放手发展自己的扈从兵力。长安城本有两支部队：由中尉统领，负责长安及周边地区防务的北军；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城防务的南军。现在，郎中令指挥下的这支驻扎于宫中的部队，足以与之鼎足而三。
期门郎和后来组建的羽林郎，成员大多来自“六郡良家子”。六郡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与胡人邻近，因此特别有尚武风气的郡。出身良好的青年，加入郎中令麾下后，会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要学《孝经》）。这支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战斗顽强的军队，尽管人数比北军、南军要少，但是军事素质却要高上很多，因此也有更强的战斗力。
当然，这样优秀的部队，不能交给一个平庸的将军去统领。
司马迁出仕为郎，大约是在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6年），这个时间段上担任郎中令的，正是一位真正的名将！
司马迁没有具体说自己成为郎中是哪一年，王国维先生曾说“其年无考”，不过后来的学者还是从零碎的史料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第一，元狩五年（公元前123），汉武帝得过一场重病，当时司马迁就在汉武帝身边。只有已经做了郎官，才可能和皇帝这样亲近。
第二，司马迁有一个好朋友任安，两个人极可能做郎中时认识的，而任安元狩四年还是卫青的舍人，元狩六年就离开了郎中的岗位。[1]
如果说，第二条证据还带点推测意味，第一条证据，可以说相当过硬。所以最迟在元狩五年，司马迁已经成为了一名郎官。
如果司马迁入仕为郎刚好就是元狩五年，那他第一次踏入官署就会感受到，整个部门正笼罩在一种悲伤、压抑又愤懑不平的气氛里。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大家都发自心底敬爱的老郎中令冤屈而死。
如果司马迁为郎的时间要略微早几年，那么他和这位老郎中令就有过一点接触。——也许假设更为合理，因为司马迁为老郎中令写过一篇著名的传记，那篇文章里，倾注着浓郁的仰慕、亲近、痛惜之感，这太像是在写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了。
老郎中令名叫李广，人称汉之飞将军！
早在成为郎官之前，司马迁就听说过李将军的名声。毕竟，李广猿臂善射，才气无双，在大汉疆域内外，早就众口传颂，无人不知。
所以，成为郎官，第一次见自己的领导的时候，司马迁大约多少是怀着一点粉丝见偶像的激动。然而眼前的李广，却和想象的不同，不是威风八面霸气迫人的大将气概，相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李广的看起来谨慎温厚，像个乡下人的模样，也完全不善于言辞。
但并不突出的外在形象，反而强化了李广的人格魅力。
李广简直就是最理想的部门领导的化身。他廉洁，得到皇帝的赏赐就分给属下，做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四十余年，家里没有多余的财富，也不谈论家产积累的事。对下属的管理则非常的宽松，各种规章条例，能简化就尽量简化，绝不做那些形式主义的把戏。
各种军事技能的训练，是郎官生活的日常。练到兴奋处，青年郎官看见李广在校场边微笑看着自己，忍不住会没大没小招呼，李将军，给我们露一手呗。李广就摘弓搭箭，真给大家露一手。于是所有人就一片惊叹，青年战士有了奋斗的目标，又有一种自己终身努力，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的遗憾。
资深的郎官会告诉司马迁，李广在边境上与匈奴作战的时候，作风也是这样。边地生活艰苦，后勤补给经常跟不上，那时候，不是每个士兵都喝到水了，李广不喝水，不是每个士兵都吃上饭了，李广不吃饭。即使在边境上，李广仍然不推崇严苛的军纪，他只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远斥候”，远远派出侦察兵，观察匈奴的动向。
在文帝、景帝的时代，汉朝对匈奴防御战争为主，这种策略当然是对的。匈奴骑兵飘忽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但如果全军上下都时刻保持警惕，那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能维持多久？一两个月没有问题，经年累月，恐怕难免要自行崩溃。
所以不如让大部队适度放松，只要侦察兵能及时发现敌情，给主力留出反应时间就可以了。
郎官系统上上下下，很多人都会对李广有特别的亲近之感。李广是陇西成纪人，汉文帝时“以良家子从军击胡”，是典型的六郡良家子；李广立下军功后，获得的第一个官职是中郎（秩比六百石），后来又转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都是郎中令的属官。
也就是说，李广的家族出身和仕途起点，和许多郎官是一样的。于是很自然的，他们很多人从李广身上，看见了理想中的自己；又从李广的命运里，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未来。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李广过得不快乐。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心结所在，他一直没有能够封侯。
大汉开国的时候，太祖高皇帝刘邦和功臣们立下了著名的“白马之盟”，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可以封侯。
在多数人想来，这个封侯标准，简直为李广量身定做，还有谁比神勇无双的飞将军，更容易立下军功呢？
然而这个目标李广一直都没有实现。
当初孝文皇帝的时候，天下晏然无事。孝文皇帝看着李广说：“可惜，你没有遇到适合你的时代。如果生在高皇帝的时候，万户侯岂足道哉！”
那时候李广还很年轻，他并不急，他可以等。
孝景皇帝的时候，爆发了吴楚齐国之乱。李广有了用武之地，立功夺旗。只不过他没太弄明白汉景帝和弟弟梁孝王刘武之间的复杂关系。梁王赐给李广一颗将军印，李广也就收了，——梁王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皇帝曾说要把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梁王还是面对吴楚叛军时，指挥杀敌数量与汉军相等的勇士。他赐印，李广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然而就因为这件事，李广没有得到封赏。也不知道这事之后，李广到底有没有弄明白皇帝和梁王之间复杂的关系，但李广还是可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自己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李广不知道，这可能反而是他这辈子，距离封侯最近的一次。
这之后，李广捍卫着大汉的边疆。他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匈奴就很少敢去那里掳掠。所以李广“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他的防区，总是在不断改换，实际上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但是，按照大汉的律法，除非战死追封，防御战争表现再出色，也是不可能达到封侯的标准的。
终于今皇帝即位，汉对匈奴的战略，由防守转为反击，汉家男儿不断北上征伐。然而这个时代，再翻检李广的疆场战绩，却像在看一个笑话。
李广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部队，远征途中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就遇到兵力远超自己的匈奴骑兵，不管战场表现多么精彩纷呈或艰苦卓绝，总之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李广不但没有能够封侯，反而按照军法当斩，还得靠花钱赎为庶人，买一条活命。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卫青和霍去病，仿佛两颗飞速上升的将星，闪耀在北方草原的天空。他们战功赫赫，战果累累，哪怕追随他们的将校，也有人获得了侯爵。
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败绩否认李广的才华，至少皇帝绝没有这么认为。皇帝很快又重新启用李广，甚至任命他做了自己的郎中令，把他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才可以坐镇的岗位上。
正因如此，李广何以命运多舛，就产生了各种解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李广“数奇”，即命数不好。李广自己更愿意接受一种说法，自己当年做陇西太守时，杀死了八百名投降的羌人，这个道德污点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但李广还是有一份不甘心。终于，时间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春，有星孛于东北。夏，有长星出于西北。”
星孛、长星都是对彗星的称谓。天上为什么会出现彗星，根据时代需要不同，会有不同的解释。显然这个时候，人们仰望彗星的时候，都会想起它还有一个名字：“蚩尤旗”——这是大规模战争的征兆。
这是大汉男儿无不热血沸腾的一年。汉朝集结了十万骑兵，加上运送物资的马匹四万，数十万步兵追随其后，即使对大汉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帝国来说，这也差不多是所能动员的全部兵力。
太祖高皇帝白登求和以来八十年的屈辱，要在这一年洗刷；文景时代以来五十年韬光养晦积蓄的能量要在这一年爆发；今皇帝元光二年（133年）反击匈奴以来，十四年多的激战，要在这一年做一个了断。
司马迁极可能这一年已经做了郎中，那他就会和其他郎官一起，看见这些日子里，老郎中令激动、紧张、期待得像个孩子。他汉文帝时代出仕，到今天，做二千石以上的官职，也有了四十余年，他已经很老了，如果要想封侯，这是他一生最后的机会了。
这些日子里司马迁会看见这样的景象：好几次，李广去恳求皇帝让自己参加出征，但总是看见他满脸失望的回来，突然有一天，司马迁看见老郎中令回到官署的时候，笑得脸上的皱纹如绽放的菊花，颔下的白须仿佛都飘洒着快乐。
皇帝同意了，上天毕竟会给老郎中令一个公平吧。
李广追随大将军卫青的部队，离开了长安。司马迁和无数人一起，焦急的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捷报不断传来。大将军卫青遇到匈奴单于的主力，两军在狂风大作砂砾击面的形势下力战。最后，单于心理崩溃，像个女人一样坐着六匹骡子拉的车逃走。骠骑将军霍去病的战绩还要辉煌，他斩获无数，还登上了匈奴的圣山狼居胥山（在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东），举行了祭天仪式，这辉煌的一刻，不但当时激动人心，还照亮了千年之后许多中国人的梦境。
当然，这次大会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十四万军马出塞，回来还不到三万匹，数万将士殁于疆场，还有更多的人为了支援前线而家破人亡。只不过，这一切属于父母妻子们的伤心，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显得琐屑而微不足道。
司马迁是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人，从他为卫青、霍去病所写的传记里，你可以感受到这场胜利带给他的自豪和喜悦。但他也有个人的小小悲欢，他关注着李广的消息。
老将军终于可以封侯了吗？
司马迁等来的，是李广的死讯。
更糟糕的是，李广不是像两千多年后的一部电视剧里表现的那样，与匈奴力战而死的。如果是那样，一切会让人好接受得多。
出塞之后，大将军卫青从俘虏口中，获悉了匈奴单于的准确方位。大将军想把立功的机会留给自己的老部下，于是把李广从前将军的位置上调开。李广当然不愿意，就和大将军发生了争执。最后，卫青动用大将军的威势，不通过李广，直接命令李广的属下并入右军。因此李广没有向卫青辞行，愤然回到了自己的军中，踏上了迂回迢远，而且沿途缺乏水源和草地的东道。
这是临时被强行摊派的任务，李广军中当然不会有东道的向导，更糟糕的是原来就走东道的右将军赵食其军中，竟然也没有。
所以李广的军队迷了路，没有能够穿越大漠和卫青会合。卫青击败了匈奴单于，从漠北回到漠南，开始追究李广部没有及时和自己会合的责任。办法，仍然是甩开李广，让李广麾下的校尉到自己的幕府来对口供。于是李广说：
“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校尉们是没有罪的，迷路的是我，录口供这事，我自己去。”
于是李广到了大将军的幕府，他突然停下脚步，对随行的部下说：“我刚一成年，就与匈奴交手，至今大小七十余战。今天有幸追随大将军出征，接战单于的军队。大将军却让我走一条迂远的道路，于是就迷了路，这是天意吧？李广已经六十多岁，终究不能再面对刀笔之吏。”
一直以来，那些精于玩弄法条“刀笔之吏”，简直是汉军将士的噩梦。开国名将周勃曾经说过，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可是哪里想过，狱吏竟是如此的尊贵呢？蹉跎一声的冯唐，曾向汉文帝控诉，战士们终日力战，可是汇报战功的时候，一句话没表达准确，就会被文法吏厉声呵斥，所有的功绩全部被归为虚报，彻底抹平。
何况，李广是个完全不善言辞的人呢？
于是李广横刀自杀，老将军只能用这种方式，保全最后一点尊严。
把李广自杀的情形告诉司马迁的人，一定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放声大哭。司马迁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愤之情。他这样写道：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当然，对李广的敬爱与同情，不可避免也会影响到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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