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枣庄，一座名不见经转的中国四线小城。人们在一座百年老楼里（枣庄煤矿原办公大楼，又称“飞机楼”建于1923年，由德国设计师设计，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东西走向的两层建筑，层高4米，总建筑面积2813平方米，当时投资144万元），偶然发现了一个密室。在一个锈迹斑斑的保险柜内，掩藏已久的奇观令世人惊叹不已：这里竟然存放着100年前发行的股票。股票的大股东不仅有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还有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徐世昌，以及国务总理朱启钤，大军阀张勋、倪嗣冲等人。为什么张学良的股票会出现在这里？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军界要人，他怎么会持有工商业股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企业？为什么风云人物在此聚集？尘封已久的密室，还藏有怎样的惊天秘密？
中兴煤矿公司原办公大楼，“枣庄煤矿”2004年7月，枣庄矿业集团新中兴公司在筹办中兴文化展室时，再次打开了老中兴公司的档案，在保留至今的一百多张旧股票中，意外的发现了股东张汉卿的股票。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字汉卿，那么这个张汉卿到底是不是张学良，众人猜测纷纭。如果是张学良，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军界要人怎么会持有工商业股票，这张股票又为何会存放在新中兴公司的密室内？根据现存档案资料显示，第一次入股时间是在1916年，入股股金6万两白银，按照时间推算，张学良出生在1901年，到1916年年仅15岁，年纪轻轻拿出巨额资金入股工商业，的确匪夷所思。而在此后的档案查阅工作中，人们又吃惊地发现，在中兴煤矿公司竟然出现了两个张学良。
张学良股票
中兴煤矿公司，1878年在山东峄县创办，因为峄县煤矿资源丰富，矿质优良，加上国内正掀起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大批爱国志士、官僚政客加入到兴办民族工业的行列中来，以实业救国,在地主、官僚、富商合股集资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国人自办的民族矿业——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中兴公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历经几十年艰难发展，实力逐渐雄厚，成为中国近代三大煤矿之一，同时它发行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一百多年后，这些原始股票被成捆存放在地下密室中，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2004年，一个意外发现，也就是股东张汉卿股票的出现，使这些股票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兴公司股票账册显示，在1916年，其中有一股资金以张学良名义入股，股票本金6万两白银。1916年，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正就读于私塾，怎么会成为千里之外的一家企业的股东呢？在这些保存一百多年的历史档案中，又能否揭开股票持有者的身份之谜？
光绪四十三年文件
一张至今保存完好的请假条，署名张学良，正是这张请假条，成为确定股票持有者身份之谜的关键。在请假条的最上方，红色字迹清晰可见，“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用牋”。1928年，张学良将军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编入东北边防军，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这张既有张学良署名、又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字样的请假条，足以确定，张学良入股中兴公司，而且张汉卿的股票就是少帅张学良本人持有的股票，直到2004年，张学良与中兴公司这段尘封的历史才得以昭告社会。然而依旧令人感到不解的是，1916年还是毛头小伙的张学良怎么会拿出巨额资金入股？又为何会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兴公司结缘呢？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全国仍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企业的生存发展尤为艰难，在战乱之下，企业若想取得长足发展，必须寻求军阀的庇护，一是利用军阀的势力，维护企业的安全，二是从军阀那里筹集资金，扩大公司规模。在这一形势下，中兴公司也开始拉拢军阀。1916年，中兴煤矿公司生产的煤炭已经达到30万吨，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支持，而在军阀混战的环境下，能源是各派军阀争相抢夺的一个重点，而且能源企业丰厚的利润也吸引了大批军阀纷纷入股。时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赵尔巽又与张作霖颇有交情，在赵尔巽的介绍以及中兴公司的邀请下，张作霖决定拿出6万两白银，入股中兴公司。然而张作霖一心想要独霸东北，做“东北王”，忙于军务要事，无暇顾及经营，再者，张作霖文化水平不高，他考虑不如让有文化的儿子参与，这样张作霖就以张学良的名义入股中兴公司，年仅15岁的张学良变成了中兴公司的大股东。1920年，张学良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父亲张作霖的手下任职，并很快得到提升。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虽然在山海关组织败兵迎击直系军阀主力，阻止了直军的进攻，但最后仍以奉系战败告终。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一线的主攻任务，打败了直军主力，奉系最终取得胜利。从此，张学良一举扬名，家喻户晓。张学良虽然是声名显赫的军阀，但在张学良内心，一直心存实业救国的大志，大力发展工业，同洋人争夺利权。1925年，在中兴公司第15次股东会议上，已是奉军中将师长、东北三省空军司令的张学良，当选为董事。
张学良
在中兴公司创建初期向光绪皇帝上书并得到回信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进入军阀统治和混战时期。新旧军阀为了争地盘，扩实力，经常打仗，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枣庄地处苏鲁豫皖边界和津浦、陇海铁路的交汇地带，是军阀拉锯战的严重受害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兴公司的煤炭生产和运输遭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和损失很大。1923年之后，煤炭年产量和实际销量大幅度回落，1928年一度被迫停产。因生产不正常，煤炭运不出，每年给中兴公司造成的营业亏损都在百万元以上。不仅如此，大小军阀为了筹措军费，经常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搜刮摊派，要求中兴公司负担过往军队的给养费、招待费、开拔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枣庄驻军有时多达上万人，吃喝拉撒都要中兴公司负担。另外，“时有成群士兵，携带枪械，强取煤焦，并令抬夫抬往他处发卖，稍有劝阻，即将用武，合计所损颇巨。”好端端一家煤矿企业被军阀糟蹋得濒临破产。那年月没有讲理的地方，只能忍辱负重、忍气吞声、自尝苦果。
原矿井大门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为继续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新旧军阀争夺统治权，急需大量军费，为此，国民党财政部发行了所谓的“二五库券”（以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为担保。如果出卖，只能收回票面额的70%）。当年7月，蒋介石的军队进驻枣庄。当时中兴公司连年积累的债务已达500多万元。为了企业生存，中兴公司明知上当，也不得已向兴业、交通、中南等银行以公司资产作抵押，认购了“二五库券”100万元。并向蒋介石秉陈历年兵匪骚扰之苦，请求给予保护。蒋介石在中兴公司的报告上亲笔批示：“据称该公司历受军阀骚扰，濒于破产，自愿认购库券一百万元补充军需，强求保护等情，具见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分电前敌各军予以保护，并分函财、交两部查照办理，以维实业。”
不久，蒋介石撤军南下，枣庄又落入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1928年4月，蒋介石的军队再次占领了枣庄，要求中兴公司再报效军饷500万元。中兴公司借贷无门，只好硬抗。蒋介石立即下令委派国民党大员俞飞鹏带领人马组成“整理中兴煤矿委员会”，进矿强行接管营业管理权。一方面不准中兴公司自行销售煤炭；一方面在上海登报招标出售中兴公司的存煤30万吨（约售价300万元）。妄图以高压手段胁迫中兴公司交出500万元军费。5月上旬，中兴公司派代表与俞飞鹏谈判交涉，而俞飞鹏限5月底交清100万元以充军饷。当时中兴公司确实无钱可交，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认为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竟敢“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下令没收中兴公司全部资产，“如敢违抗，定予严办不贷。”
蒋介石和张学良
面对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口，中兴公司在天津召开股东会议研究对策，并联系主要债权人——江浙财团的五大银行、华北财团的四大银行共同出面交涉。因为这时中兴公司已欠各银行债务达500多万元。如果蒋介石没收中兴公司，这些银行欠款将无法偿还。为此各大银行联名委托律师登报声明：“银行财团拥有中兴公司存煤的抵押物品权，坚决反对有损债权人权益的任何交易。”要求留煤抵债，并恢复煤炭生产。同时致电“整委会”，要求接管中兴矿权后，履行银行和中兴公司的契约，偿还中兴公司所欠各银行500多万元的贷款。中兴公司还利用新闻媒体展开宣传攻势，《大公报》发表了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致蒋介石的电文，要求蒋介石认真履行国民政府对内五项宣言中保护实业的承诺。当时的上海银行公会、总商会、全国矿业联合会纷纷公开致电蒋介石，一致认为，没收中兴公司财产没有法律依据，将失去整个实业界、金融界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和合作。此外，中兴公司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与蒋介石私交甚好的国民政府财政次长钱新之、曾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国民党高官宋子文等要员直接向蒋介石疏通讲情。
蒋介石和宋子文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命令俞飞鹏暂缓没收中兴公司。后经过艰难的谈判，中兴公司被迫上交“整委会”100万元；没收安徽军阀倪嗣冲和湖北军阀张敬尧在中兴公司的所谓“逆股”26万元，这才平息了“没收中兴公司”的风波。接受这次事件的教训，中兴公司更加注重借助银行财团的经济实力，利用国民党的上层关系。在1928年改选公司董事会时，将兴业银行总经理叶揆初推举为董事会长；将一直居间斡旋的蒋介石的财政顾问钱新之聘为中兴公司的总经理，使公司的生产经营逐步走向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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