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光濤、到閻崇年，到金庸到李亞平還有一些網文的撰寫者，都言之鑿鑿，聲稱袁崇煥有先見之明，早就料到後金要繞道蒙古地區進攻入關，提醒過崇禎，只是崇禎帝不加重視而已。
比如李光濤說“此一行動，關外之袁崇煥早已慮及”
李亞平說“袁崇煥曾經專門就此地的防務嚴重警告過崇禎”
金庸說“清兵果然大舉從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煥料中”
一些網文的作者說“就在一個月前，袁崇煥預料到了後金的這種行動可能”。
閻崇年甚至說：“皇太極採取繞道蒙古突襲北京的做法，可以說是新招，也可以說是險招，他居然敢從瀋陽繞道蒙古來打北京，這在過去從未有過，除了袁崇煥，誰都沒有想到，當然是新招”。[1]
事實真相如何呢？
閻崇年所謂的“除了袁崇煥，誰都沒有想到”，從我們上文摘錄的毛文龍的十四次提醒，就已經可以看出是違背事實的。
這些論者，要麼就是有意識的歪曲事實，故意誤導別人；要麼就是連基本的史料都未認真看過，只是抄襲和照搬其他人的說法。
只要稍微核對考察一下一些最基本史料（比如《東江塘報》，《熹宗實錄》，《明熹宗寶訓》，《明清史料》），就會發現事實不是袁崇煥提醒別人，而是明帝從天啟到崇禎，還有一些官員將領（尤其是毛文龍）都反覆向袁崇煥提醒過後金要繞道進攻的可能，不能把希望寄託在沿邊蒙古部落上。
而袁崇煥置若罔聞，他所有相關的奏疏都在反覆強調一點，對沿邊蒙古部落是可以信任的，因此不必太過擔心後金繞道進攻。
1、閻崇年的移花接木
所有這些人中，以閻崇年列舉論據最多，閻崇年在《明亡清興六十年》中有這麼一段話：
“其實，早在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就疏陳戰守佈置大局：強調應防禦後金軍從寧、錦以西虛怯之處南犯。兩個月後，袁崇煥再疏：‘慮其席捲西虜，遂越遼而攻山海、喜峰諸處。’到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煥再疏奏喜峰、古北關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處於我邊外，經道慣熟，若仍誘入犯，則東至寧前，西自喜峰、古北，處處可虞，其為紂更烈’。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師又上疏：‘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諫議——‘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一面具疏——‘濟其市粟餬口，免其導誘入犯。’”[2]
我們這裡不妨一條一條的來辨析！
（1）、所謂袁崇煥先見之明的第一條論據
閻崇年說“早在天啟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遼東巡撫袁崇煥就上疏：應防禦後金軍從寧、錦以西虛怯之處南犯。”
而在上文中，我們已經知道，早在天啟四年的時候，三屯營的王威也好，毛文龍也好，天啟帝也好，都已經反覆向孫承宗、袁崇煥等人提醒要注意後金繞道進攻的問題。
毛文龍的提醒幾乎年年不斷，就在天啟六年三月，還明確提醒朝廷“竊海外無糧絕食，因武、袁二撫臺貪忌所誤。賊四五月持火器棄寧遠攻關”。
而袁崇煥的上級閻鳴泰同樣在四月壬辰提醒朝廷說後金“多算而行，其計必詭。或佯攻寧遠，而陰薄關門”，“或明攻關外而陰襲關內。皆勢之所必至，而防之不可不周者也”。
僅僅兩天後，閻鳴泰再次上疏說提醒說後金有可能繞開寧遠，而從薊鎮入關：“設謀定計，絆結西虜，又不知欲如何出我不意，而冀一釋憾之為快者。況榆關一區，芳餌從積，
則一轉而薊門為前茅，亦不可知，此職之大懼也。”[3]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在閻鳴泰第一次提醒的六天之後，才有袁崇煥這份奏疏。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認，後金繞過寧錦防線，攻擊關城的可能性確實存在，“惟有從寧錦之後溢出以西，此為我之虛怯”，另一方面他說用不著擔心，因為有蒙古人幫忙：“然臣早已慮及此，故約西虜虎酋遣其領兵臺吉桑昂寨將十萬，於四月初一啟行”。[4]
對待邊疆防守大事，袁崇煥把希望完全寄託在蒙古人身上，已糊塗無比，而尤其糊塗的是他自己也知道這不是什麼有把握的事情，“故石門路、喜峰口一帶，或可無恐。數年謂用西虜，其或效於今日乎？”[5]用了一個“或”字，就是“也許”可以安全。在他看來“或可無恐”就可以萬事大吉了。
袁崇煥的這份奏疏，不是什麼他來提醒別人，而恰恰是在天啟和其他官員將領不斷提醒他的時候，他做了一個回答！
而僅僅兩個月之後，他就說的更清楚，面對別人的反覆提醒，他的態度是後金不會做這種冒險的事情。而這份奏疏恰恰就是閻崇年拿來斷章取義當成是袁崇煥先見之明第二條論據的奏疏。
（2）、所謂袁崇煥先見之明的第二條論據
閻崇年說“兩個月後，袁崇煥再疏：‘其席捲西虜，遂越遼而攻山海、喜峰諸處。’”
說句實話，當我看到這條史料完整原文的時候，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斷章取義的情況，也見過不少了。但斷章取義到如此和原意截然相反的程度，這還真的是大開眼界了，原來歷史是可以這麼來研究的！
這條史料的原始出處是《熹宗實錄》卷七十二，天啟六年六月十七日，遼東巡撫袁崇煥疏言：“而說者俱慮其席捲西虜，遂越遼而攻山海、喜峰諸處。人慮臣初亦慮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萬全不舉。彼豈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險道也。奴酋寧得而不守，無守而復失，此酋之穩處下著，臣最苦之。然料其斷不越關外而他攻” [6]
也就是袁崇煥在奏疏中說：有些人擔心後金席捲西虜，繞過遼東而去進攻山海、喜峰諸處。別人考慮到這點，我一開始也擔心。但後來一想，後金起兵到現在，都是穩妥無比，不會冒險。所以我料定後金絕對不會繞道進攻的（“料其斷不越關外而他攻”）。
大家看見了沒有，閻崇年引用的“其席捲西虜，遂越遼而攻山海、喜峰諸處”在什麼地方？是在“說者俱慮”下面！
也就是別人提醒袁崇煥有這種可能，而袁崇煥下面則是反駁這種提醒，他認為不必擔心，因為後金不會做這種冒險的事情！這就是袁崇煥的真面目！
面對史籍中白紙黑字，彰明昭著的記載，有些人居然硬可以來個乾坤大挪移，割裂文義，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本是明帝和官員在提醒袁崇煥，這種可能性你要提防，袁崇煥回答用不著擔心，我料定他們不會這麼幹。結果到了歷史專家的乾坤大挪移之下，居然變成了袁崇煥去提醒明帝了！
如果是因為無知也就罷了，可明明這些史料本身都是這些人一清二楚的，可是他們還要去篡改，去歪曲，然後就是一大幫群眾的喝彩讚美。對事實的篡改成了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而如果有人去澄清真相，反而會成為人民群眾厭惡的對象，成了為翻案而翻案的譁眾取寵！
（3）、所謂袁崇煥先見之明的第三條論據
閻崇年說“崇禎元年即天聰二年（1628年）十月，袁崇煥再疏奏喜峰、古北關隘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處於我邊外，經道慣熟，若仍誘入犯，則東至寧前，西自喜峰、古北，處處可虞，其為紂更烈’”。
這條奏疏的出處是（王楫本）《崇禎長編》的崇禎元年十月壬辰督師袁崇煥言這一條的內容。
如果不是斷章取義，而是完整的看這一段袁崇煥的發言，就很清楚袁崇煥這裡非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仍舊是試圖說服崇禎，蒙古人是必須籠絡的，而且可以籠絡！
後金一旦和蒙古人勾結，就有可能借道攻入關內，這是毛文龍和明帝反覆提醒過袁崇煥的事情，而袁崇煥的態度一直就是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這在我們前面引用過的天啟年間袁崇煥相關奏疏裡就看得很清楚了。
而在這裡，他似乎總算稍微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仍舊把希望寄託在蒙古人身上。就在袁崇煥這份奏疏的前一個月，也就是崇禎元年九月初五日，毛文龍就在塘報裡明確指出蒙古人和後金勾結已是即成事實了，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
“又據來鄉張大頭等稟稱：聽得西夷兩大營，一營名克爾趁，在喜峰口一帶討賞，一營名入哈嘛，在宣府，大同討賞。今克爾趁等帶領部落韃子五百餘名，到奴酋地方做買賣，與憨攢刀起誓，情願齊心共攻南朝。於八月十一日，引領奴賊從瀋陽往西，相度那處關口地利好進兵。職一面挑選精兵相機截殺外，一面飛報。”[7]
而袁崇煥呢？在毛文龍如此明確的情報警告之下，在他還在做邊防寄託於蒙古部落的美夢。在他看來，如果這些蒙古部落和後金勾結，確實會造成嚴重後果，所以要設法籠絡，就在這份奏疏裡，他交代得很清楚，自己打的如意算盤是“倘其歸我，即厚為費不妨；若不可致，則相機剿逐，無令逼處” [8]
也即如果蒙古人站在我們這一邊，多給一點錢和物資也不算什麼。如果不行的話，再尋找機會剿殺驅逐，不讓他們逼處邊境。從袁崇煥後續的奏疏來看，他最後的決策就是選擇了前者“倘其歸我，即厚為費不妨”。
而實際上，據毛文龍塘報，也根據我們能看到的蒙古檔案和清方記載，當時沿邊蒙古諸部和後金勾結已是鐵定事實！根本不是明朝送點錢，送點物資就能改變的。袁崇煥沉浸在自己的一廂情願之中，甚至用自己的一廂情願去說服明帝。這不但不是提醒，恰恰相反在麻痺明方的警惕。
（4）、所謂袁崇煥先見之明的第四條論據
崇禎二年即天聰三年（1629年）三月，袁督師又上疏：“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
這一條又是在斷章取義，和事實真相完全相反！
我們不妨把崇禎二年三月的這個《兵部行稿》前前後後相關內容都介紹一下。
這件檔案一開頭就是崇禎嚴厲警告袁崇煥，提醒他蒙古部落已經分明和後金勾結在一起。（“據報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9]
而袁崇煥是怎麼回答的，他的意思是這些蒙古部落沒有勾結後金，對他們是隻能收買，萬萬不能得罪的，否則的話就是薊門靠近京城，兵力又不夠，一旦蒙古人作嚮導，勾結後金入犯，就有大麻煩了（“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為嚮導，通奴入犯，禍有不可知者。”）[10]
所以他要把這些蒙古人招來，允許他們在關外的高臺堡上交易，但只許用布匹糧食交換柴薪之類，違禁物品都是嚴禁的，而且責令他們不要和後金交易。但那些蒙古人都說，實在窮的一乾二淨了，不轉賣一些布匹給東面的金人，拿什麼來餬口呢？然後袁崇煥大發同情心，說我親自勸告他們，但看見他們確實窮困交加，如果斷絕了他們活命的路子，就馬上要死了，所以只能通融通融，讓他們和後金做買賣。
崇禎對此的回答是，你這個奏疏裡說各蒙古部落賣布匹給後金，這分明就是接應，拿什麼來遏制封鎖金人？你必須馬上嚴行禁止（“奏內各夷市賣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制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至於你招來的蒙古人，如果確實飢餓貧困，那可以查明部落人口多少，按照人口數量來換糧食，不能把布匹和違禁物品賣給他們。再有疏忽違背就以通夷論罪。（“如有疏違，以通夷論罪。”）[11]
從這份檔案來看，是崇禎提醒袁崇煥沿邊蒙古諸部已經和後金勾結在一起了，要袁崇煥意識到嚴重後果，要嚴加提防。而袁崇煥不以為然，認為“今諸夷指天說誓，必不忘中國”，是可以相信的，甚至認為“市買一二布帛於東”都是可以通融的。還要崇禎告誡他只能“查明部落多寡，計口量許換米”。
袁崇煥一邊在充滿愛心地接濟蒙古人，而就在同一個月，袁崇煥禁登萊商舶入海，切斷毛文龍東江部隊的經濟來源，導致島上餓死無數人。可以說袁崇煥是對自己人（毛文龍）如冬天一樣殘酷，對敵人和敵人的同盟者如春天一般溫暖。
2、袁崇煥裁軍省錢籠絡蒙古部落的昏聵行徑
不少人至今仍有一種荒謬觀點。在他們看來，袁崇煥供給沿邊蒙古部落糧食等物資，甚至允許他們和後金交易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袁崇煥的政策執行到底，就會讓他們忠於大明。因為崇禎嚴禁的政策，才導致這些部落勾結後金攻入關內。
這樣的觀點，真是洋溢著幼兒園小朋友的天真和溫情，幾乎要令人感動的涕淚橫流了。但現實是冷酷的！當時的情況鐵定，明朝不接濟這些蒙古部落，他們要倒向後金；明朝接濟這些部落，他們更要倒向後金。
遊牧狩獵部族的統治階級一向信奉的就是弱肉強食，他不來打你，不是因為你送給他的東西多，而只能是覺得你實力比他強。他如果來打你，只能是因為你實力無法抵禦，而不是因為你對他不夠好。這正如熊廷弼說的：“我若兵馬壯實，虜自為用，不然虜反借我以用我，此‘人衰鬼弄人’之說也。”[12]
而包括袁崇煥在內的許多人有這樣一種愚蠢的邏輯，送的東西多了，你就對我感恩戴德，就不來打了；送的東西少了，你就不滿意，就要來打我。
按此邏輯，實際上連後金叛亂這件事情都不會發生。明中央政府對東北女真人的救濟幫助幾乎貫穿於整個明朝，從永樂一直到萬曆，甚至一直到萬曆四十五年還用浩大物資賑濟努兒哈赤統治下受災的女真地區，還把他們當自己人，也真可謂仁至義盡。而僅僅到第二年，也即萬曆四十六年，奴爾哈赤就公開起兵反明。
當時形勢擺在那裡了！在關外，實力最大的是後金，那些部落要麼和後金合作，要麼和後金敵對。既無力和後金敵對，唯一選擇只能是倒向後金。明朝送給這些部落的物資越多，就越是說明缺乏對抗外侵的武力，就越堅定這些部落投靠後金的決心，鐵板釘釘。至於什麼對天盟誓忠於明朝之類不過就是一種騙，把袁崇煥當作傻瓜來騙，能騙多少就是多少！
熊廷弼曾經說過：“攢刀說誓，此濫套語。遼中何虜不攢刀？何日不犯誓？禽獸無恥，不足恃也。”
又說：“總之，中國之體自尊，中國之力自全。偶一衄挫，卑辭厚幣餌狡黠不可知之虜，以求其助，無論中奴之誘與否，而其取笑四夷，遺譏萬世，亦已多矣，視喪師辱國者間能以寸乎哉？” [13]
後來幾次事變，全為熊廷弼此論所中。
袁崇煥昏聵到什麼程度？當時情況是明方連自己士兵都養不活，就在袁崇煥上任前，寧遠剛發生缺餉所致兵變，逼得巡撫畢自肅上吊自殺。就是袁崇煥自己在崇禎二年的奏疏裡也說九邊兵餉無處不缺，缺的不是一兩個月，當兵的常常連吃一頓飽飯都做不到。[14]就在這一年的己巳之變，外地來京勤王之軍，因為缺餉，士兵搶掠民間，帶兵官將被下獄定罪論死。軍隊潰散，成為流寇大規模崛起之源頭。就這種情況，袁崇煥還不顧崇禎警告，拿錢來資助蒙古部落，拼命裁兵裁餉。
傅國在《遼廣實錄》說：“是何等時，而我猶以養兵不足者養夷，是割我兵我民之臂以喂鷹也。割人之臂以喂鷹，即能仁當此，亦當不如是其偏忍，況臂之割者有限，鷹之來者無窮，執不能遍，機或相激，恐一飽未必懷恩，偶飢輒至肆攫，是剜心而反藉之口，施惠而反階之禍，暫認賊以為子，旋從室而操戈。總之，瓶無升粟而開孟嘗之門，家有翳桑而布給孤之地，且開孟嘗之門，未能進雞狗而徒以進虎狼，布給孤之地，未能齋迦葉而反以齋羅剎，前誰任費？後誰任責？”[15]
傅國指責的是袁應泰，何嘗不適用於袁崇煥？遼事先壞於袁應泰，再壞於袁崇煥，愚蠢顢頇如出一轍。袁崇煥成天害怕不接濟蒙古人，蒙古人就會幫後金。他唯獨不害怕不接濟毛文龍，會逼反東江將士！或許在他看來，如果能逼反東江將士，他能更名正言順去殺毛文龍。如此同室操戈的心理，讓人還有何話可說？
袁崇煥上任沒多久就竭力鼓吹汰兵減餉。也就是裁減關內外的兵馬。《崇禎長編》裡有這樣的記載：
萬曆四十七年遼東戰事起來的時候，讓各處招募士兵，河南磁州、山東袞州、真定恆山等各處都募有兵員而未調集，到這時袁崇煥提議削減軍餉，堅決請求把這三個地方招募的兵員裁汰掉回去務農，把軍餉保留解送到部裡去，而各處的兵則慢慢裁汰，每個月裁掉多少，減餉多少，都聽從了他的意見。（“至是袁崇煥議減餉，固請以三處募兵汰之歸農，存餉解部，而各兵則以漸行汰，月汰幾何，減餉幾何，悉從之”）[16]
他把各地已經招募的軍隊都給解散回去務農了！本來若認為明軍戰鬥力不如後金，就至少應保證明軍數量佔壓倒性優勢。袁崇煥偏偏反其道行之，不但不增兵，還要裁兵，還自以為得計。
在崇禎元年十一月時，他奏疏裡呈報的關內外兵馬數量是：“關內兵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員名，關外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員名”[17]；而到了崇禎元年十二月，他就一下裁掉了兩萬多名士兵，見他的奏疏“督師袁崇煥奏：核定關外官兵七萬一千餘員名，關內官兵四萬二百餘員名”。[18]
也就是關內裁掉了一萬五千多名，關外裁掉了七千餘名。他的意思是軍隊數量能少則少，可以省錢。錢寧可花在關外的修城上，花在用來接濟蒙古部落，讓他們幫助守邊，多划算的買賣啊！省錢辦大事，真是英明無比！
明末清初史淳在《慟餘雜記》裡痛斥袁崇煥之惡：
“袁自如，斗筲小人，一味誇涎。於召對時敢為大言，自任五載滅奴，先帝傾心委用。其在關外，唯請撤喜峰諸口守軍數百名，謂是冒濫，節省幾何？卒以無備，奴騎長驅，震驚宗廟，實始於此。猶敢大膽要挾，幾欲為城下之盟，此其目中視先帝為何如主？致先帝震怒，立逮下獄”[19]
在關內兵只有四萬多的情況，要守住薊鎮到山海關的長城，自然捉襟見肘，這也是為什麼袁崇煥要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蒙古人的身上。而到事後，袁崇煥的黨羽程本直兩張嘴皮子一翻，就把責任推到明帝頭上去了。
袁崇煥見識比起天啟年間先任薊遼總督後任薊遼督師的所謂閹黨王之臣都遠不如。天啟五年，當戶部提議要裁減薊門等地軍隊時，王之臣表示堅決反對，說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僅僅從節省錢糧來考慮，而不是為邊疆防守考慮。薊鎮的軍隊士兵這些年來耗損在援助遼東，缺餉缺糧而逃亡的就為數不少，精銳幾乎已經喪失殆盡了。幸好現在招募的新兵裡還有許多蒙古族和漢族的壯士，還能勉強壯大聲援之勢，為萬一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作準備。現在東西兩邊和後金，和蒙古部落之間都有矛盾，在薊門東邊、中路、西邊各關口都是要害，每處地方都要做好防備。
在王之臣看來，薊門的兵力應不少於當年遼陽重鎮，不增加也就算了，怎麼能再削減呢？（“竊謂薊門兵力當厚，不在遼陽之下，即不議增，豈得議減？新兵之不當汰，無俟臣言之矣。”）[20]
而袁崇煥看來就完全相反了，他覺得最重要的的就是省錢給關外修城，省下錢來籠絡收買蒙古部落。薊鎮等地的防守，有蒙古部落在就可高枕無憂了。而早在天啟六年八月的時候，就有明朝官員根據邊鎮情報指出，蒙古部落和後金勾結，用金錢收買是靠不住的。
南京御史蔣守藩的奏疏裡說：
皇上每天都在唸著要消滅後金，朝中和地方的眾多官員也都每天說著要聯合蒙古部落來遏制後金。本來許多蒙古部落似乎確實和我們關係不錯，而和後金有仇。但曾幾何時，情形已變。督師的奏疏裡提到朵顏的蒙古諸部，表明上順從，背地裡已經悖逆了。總兵左輔的塘報裡也提到努爾哈赤和西邊一些蒙古部落建立了姻親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收買聯合蒙古人的策略還能長久依靠嗎？[21]
對袁崇煥昏聵舉措，明末史家談遷曾經評論道：蒙古諸部畢竟和明朝政府不是同心同德，狡計叵測，而我方把糧食辛苦運到邊塞，本就極其艱難。換回來的貂皮，人參又不能當飯吃，袁崇煥把民脂民膏去餵養敵方，被金人玩弄於股掌之上。貽誤國事到這樣的地步，就算吃了袁崇煥的肉能解恨麼（“罄民脂以餌之，為建虜玩弄於鼓掌之上。誤國如此，督師之肉，其足食乎？”）？[22]
縱觀袁崇煥的所作所為，他的心態就是對敵人和敵人的同盟者，往最好的方向去想；而對自己人，他可以用最壞的心理去猜忌。對敵人，籠絡唯恐不及；對自己人，殺戮唯恐不及。這就是袁崇煥其人的行徑。
[1]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中華書局，2008：341.
[2]閻崇年.明亡清興六十年.381，亦可見於閻崇年編.袁崇煥研究論集.文史哲出版社，1994：229-230
[3]明熹宗實錄.3387頁，卷七十，天啟六年四月乙未
[4]明熹宗實錄.3394-3398頁，卷七十，天啟六年四月己亥
[5]明熹宗實錄.3394-3398頁，卷七十，天啟六年四月己亥
[6]明熹宗實錄.3499頁，卷七二，天啟六年六月戊子
[7]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外二種）.121，崇禎元年九月初五日塘報
[8]史語所影印.崇禎長編(王楫本).769，卷十四.崇禎元年十月壬辰，督師袁崇煥言.
[9]兵部行督師袁崇煥題稿.//(民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編第8冊.707
[10]明清史料甲編第8冊.707
[11]明清史料甲編第8冊.707-708
[12]熊廷弼.前經略書牘第一.與元靜初章.//熊廷弼集.831
[13]熊廷弼.前經略書牘第一. 答周毓陽中丞約酋討奴之非己未六月十三十日（萬曆四十七年）//熊廷弼集.824.
[14]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明清史料甲編第1冊.56
[15]傅國.遼廣實錄//清入關前史料選輯.第1輯.153
[16]史語所影印.崇禎長編（王楫本）.889，卷十六，崇禎元年十二月壬辰
[17]史語所影印.崇禎長編（王楫本）.835頁，卷十五，崇禎元年十一月壬戌
[18]史語所影印.崇禎長編（王楫本）.892頁，卷十六，崇禎元年十二月癸己
[19]史惇.慟餘雜記//甲申紀事（外三種）.中華書局，1959：76.
[20]明熹宗實錄.3140-3141，天啟五年十二月壬辰
[21]明熹宗實錄.3659-3660，天啟六年八月己巳
[22]談遷.國榷.卷九十.崇禎二年三月.中華書局，1958：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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