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從存在主義出發,探索默爾索“荒謬”人生悲劇

《局外人》是法國作家加繆的一部成名作,也是一部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加繆用簡潔的語言,不帶感情色彩的描述,以零度寫作風格講述了一個叫默爾索的普通公司職員,在母親葬禮上冷漠麻木,與老闆、女友、鄰居朋友無厘頭式的交往,因陽光太過炙熱,槍殺一名阿拉伯人而身陷囹圄,最後被法官判處死刑的故事。

縱觀加繆其他作品,諸如《鼠疫》、《墮落》等,加繆可以說是一個存在主義文學家。正如瑞典文學院授予加繆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時所評價:“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

《局外人》中,默爾索的行為方式和思想觀念,處處透露出存在主義“荒謬”觀念的影子,揭示人類存在這個基本課題。

《局外人》:從存在主義出發,探索默爾索“荒謬”人生悲劇

什麼是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是當代西方哲學主要流派之一。這一名詞最早由法國天主教哲學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爾提出。主要包括有神論的存在主義、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三大類。

存在主義以人為中心、尊重人的個性和自由。人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礎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從而擁有意義。

存在主義作為哲學和社會思潮,是在二戰結束前後,在法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當時的法國,受戰爭影響,到處瀰漫著悲觀、失望、和彷徨思想,更多的人感到無法掌握自已的命運,他們感到世界是荒謬的,生活既無意義,又無目的。受法國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和社會心態,當時的文學家也將這一哲學思潮融入文學作品中。

加繆的《局外人》,醞釀於1938年至1939年,1940年5月完成,1942年出版並一舉成名,恰是在存在主義發展的浪潮時期。加繆崇尚存在主義的“荒謬”觀念,他認為對付荒謬,就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視一切現存的秩序和道德於不顧,自己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加繆認為,

“既然世界是荒謬的,就無須迴避它;我們自己採取‘荒謬’的態度就是了。”

加繆的存在主義“荒謬”哲學在《局外人》當中體現的淋漓盡致,通過塑造默爾索這個行為驚世駭俗,言談離經叛道的局外人形象,來揭示世界的荒謬性及人與社會的對立狀況。默爾索的種種行為,看似荒謬,不合適宜,實則是想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追求絕對的自由,淡然的對待生死,用荒謬的行為對抗荒謬而無意義的世界,以求實現自我存在的目的。

《局外人》:從存在主義出發,探索默爾索“荒謬”人生悲劇


默爾索存在主義精神分析

一、追求絕對的自由觀

人的生活包含著客觀的限制和主觀的無限願望的矛盾,這種矛盾又是不可克服的,於是我們就對生活產生厭倦,嚮往擺脫擺脫這種控制,追求絕對自由。

在母親葬禮上,他冷漠的表現,匪夷所思的舉動;對老闆安排的新工作,他“沒有多大的興趣”,仍舊我行我素;鄰居雷蒙想要利用他懲罰情婦,並提出和他交朋友,默爾索卻說“做與不做都一樣”;女友瑪麗問他,“你願意娶我嗎”,他說“無所謂,都可以”,女人再問他,“你愛我嗎”,他說“大概不愛……”。

種種行為,在我們普通人看來,如此荒唐的做作,簡直就是一個沒有親情、友情和愛情的冷血動物。可是,外在的表象有時並不是內在本質的反映,走進默爾索的內心,我們才能感知,他是在用自己獨特的行事風格來對待世間萬物,人間萬情。

他在母親葬禮上不哭泣,只是不想虛偽的表現自己的痛苦,而是把悲傷留給自己,在獨處中感受母親的摯愛。比如:“吃完飯,有些煩躁的我不斷在屋中踱步。母親在世時,這套房子面積適中;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便顯得空蕩蕩的。”直白的描寫,反映出默爾索對母親的去世,內心焦躁不安,感覺有些傷感、孤獨和對生命的無奈。

工作上的默爾索也不是一個不思進取之人,“整個下午我都在燥熱的辦公室裡悶聲不響的工作”,“整整一週,我都在賣力工作。”從一些簡單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默爾索是一個熱愛工作,積極上進的有為青年,之所以拒絕老闆的好意是因為他感覺“生活永遠不可能改變,所有的生活都相差無幾,我並不討厭阿爾及爾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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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瑪麗的愛情,看似外表很隨意,內心卻執著,“用心地去尋找枕間遺留的青絲上那海水的味道,它屬於瑪麗。”即使在被判死刑時,他夜不成寐,輾轉沉思,表現出對瑪麗眷戀和不捨。

默爾索看似荒謬的行為,古怪的行事風格,是出於他對絕對自由的追求,而不願讓任何人,任何事左右他的行為,限制他的思想,他只是用一種特立獨行的理念,來表現自己獨特的個性,“我就是我,不一樣的煙火”,以此來刷“存在感”。

然而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有正真的絕對自由;真正的絕對自由只有在脫離現實的意識中才能找到。人生活在不受現實生活束縛的意識境界裡,自我掏空,自我麻醉,在感性無意識中,為所欲為。而這種虛幻一旦碰到現實,必將出現頭破血流的局面。

在海灘上,陽光“和母親下葬之日一樣,我的臉頰在烈日的炙烤下有些發燙,汗珠凝聚於眉間,頭很疼,隱藏在皮膚下的血管也在齊齊跳動。我無法忍受這樣的灼熱,一步向前。”以陽光為意象的社會意識形態,壓制著默爾索追求自由的理念,在陽光的炙烤下,最終讓他失去了意識,開槍射殺了阿拉伯人。

槍聲把他從無意識中帶回到現實,雖然壓抑的心暫時得到了自由,但以犧牲自己的存在作為取得自由的條件,他打破了自由與現實的平衡。“陽光被我甩掉了,汗水也被我抖開,我知道我將今日的平衡打破了,將海灘異常的沉寂打破了,本來,沉浸在這份平衡與靜謐中的我是那麼自在、那麼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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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的自由觀是自我安慰、自我約束、自我控制和自我超越的自由觀。它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現實的客觀性同存在的主觀性的矛盾,是為了給個人行動的自由和主觀性披上合理的外衣,是為了緩和個人同集體和社會的矛盾。存在主義一方面要以自我的存在為中心,另一方面又意識到客觀世界的限制。所以,他們還是用自己提出的標準來約束自己,用自己控制自己的辦法,而不是通過自己適應客觀條件的途徑來解決矛盾。——《存在主義》

默爾索堅持以自我存在為中心,追求絕對的自由,卻忽略了客觀世界對自由的限制,在感性上一意孤行,必將受到理性的懲罰,最終的悲劇將成為必然。

二、視死如歸的生死觀

生活在現實的世界中的個人,由於受到非真正的存在和他們周圍環境的限制,他們的生命是有限的和暫時的。存在主義把死亡歸結為人生的歸宿,在死亡中,人生獲得了新生,獲得了絕對的自由。

《局外人》開篇就是“全天,媽媽死了。也許是在昨天,我搞不清。”默爾索接到電報,沒有表現任何的感情流露,向老闆請假時甚至還辯解,“這並不是我的過錯”,結合他在守靈期間抽菸、喝咖啡、睡覺等行為,可以反映出默爾索對死亡有一種超乎常人的看法,“既然死亡無法避免,那麼何時死,怎麼死,也便沒什麼大不了了,這個道理顯而易見。”在他的思維裡,死亡是不可預測的,人的生活就是隨時走向死亡。正如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所認為的:“死亡是隨時隨地都可能出現的,人的存在隨時隨地都可能中斷,人在什麼時候死都是合理的,應該的。”

親人死去,沒人不會哀傷,但是死亡又是一個不可避免之事,對死去的人來說,也是一種解脫,那麼又何必傷心來損害自己的身體呢?所以應該順乎自然,樂天安命,以達觀的心態來看待生死,默爾索對母親的死亡頗有些莊子味道,

當默爾索真正面臨死亡時,才切實感受到死亡的不可預測性,真正體驗到死亡的唯一性,意識到死亡將徹底剝奪他自己的存在,對死亡產生恐懼,最後以視死如歸的態度,迎接死亡的到來。

因誤殺一名阿拉伯人,默爾索身陷囹圄,本是一件簡單的案件在司法機器的運轉中,卻被加工成一個“喪失了全部人性”的“預謀殺人”案,最終以“懷著一顆殺人的心,埋葬了母親”遭到起訴,被荒誕的司法機關判了死刑。

默爾索感到驚詫,自然也感到害怕,企圖上訴,也妄想過特赦,他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產生了恐懼。每個人都害怕死亡,但是這種恐懼不同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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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爾看來,對死亡的恐懼並不表示“此在”軟弱或懦弱,顯示出人的膽小怕死,只是表達了人想要成為“強有力的存在”的願望。也就是說,要想成為強人,都要正視死亡。

神甫屢次勸說默爾索在上帝面前懺悔,祈求靈魂的救贖,而對宗教默爾索向來不大信任,甚至怒慫神甫,“至於我,我似乎什麼都沒有,但我能把握自己,把握我的所有,比他(神甫)強很多。”有尊嚴的活著,更應該有尊嚴的死去。默爾索對法庭荒誕的審判,最終也沒有提起上訴,他認為“世界上沒有不幸的人,終有一日,其他所有的人也會被處以死刑,沒有特例,包括他自己,無法逃脫。這麼說來,遭到謀殺的控訴,只因為不曾在母親下葬之日落淚就被處以極刑,也無關緊要。”

當默爾索不再留戀自己的現實生活,認識到現實生活的荒謬以後,則對死亡抱著毫不在乎的態度。

他放棄了生的希望,但並沒有絕望,他“已經做好了從頭再來的準備”,向死而生,坦然面對死亡,渴盼著行刑日的到來,他以死來對抗這個荒謬的世界,獲得一種“不受死亡約束的自由”。

三、嚮往本真的生活觀

法國當代文學家、思想家讓.保羅.薩特說:“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其宗旨就是要使每個人自己來掌握自己,同時,要把每個人的存在的全部責任直接地放在他自己的雙肩上來承擔。”

也就是說,人要自己決定自己,自己要對自己負責,自己把握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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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爾索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看似荒誕的行為下,反映出他不滿足於隨波逐流的平庸生活,不願聽任別人或社會的擺佈,他想創造自己的生活,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

默爾索一生都在追求本真的生活,他感受陽光帶來的溫暖,感受夜晚帶來的安寧,感受大海沙灘的詩意,也感受和女友一起快樂的日子。可是在荒謬的社會里,不違背自己的心願,能夠快樂的生活,談何容易,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和勇氣。

《烏合之眾》中說:群體總是無意識的,群體很清楚和理解什麼是權力和懲罰,他們樂意服從,一有指令就會接受,一接受就會執行。群體隨時會準備反叛弱者,在強權面前卑躬屈膝。

索拒絕向荒謬的世界規則妥協,公然違背群體建立起來的道德和法律制度,最終被社會情理和荒謬的司法、道德審判體系排出了“局外”,似乎是被社會給拋棄了。

但加繆卻說:“默爾索並沒有被這個社會所拋棄,而是他主動拋棄了這個社會,他以自己的方式抵抗這種遊戲規則,那便是拒絕撒謊。”

在監獄裡一份舊報紙的新聞裡,默爾索發出了“人這一輩子,永遠不應做戲,更不應造假。”人生感慨,這也是他一生寫照。當律師讓他說母親葬禮那天“很悲傷,只是努力將情緒控制住了。”以減輕罪行,他卻回答:“不可以,我不撒謊。”被判死刑後,當神甫再次讓他面對上帝懺悔時,他卻說神甫“本就是行行屍走肉”,“我似乎什麼都沒有,但我能把握我自己,把握我的所有。”“真理依舊掌控在我手中,就像我已經被真理俘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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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宗教哲學心理學家、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克爾凱郭爾在其日記裡寫道:“最根本的事情,是找到我的真理,找到我可以為之活又可以為之死的真理。”

默爾索堅信生活本真的樣子,就是真理的樣子,為了心中真理,縱使丟掉生命,也要反抗社會的荒謬,保持心中那份真誠和坦蕩,用自己的方式把握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過一生,默爾索感到“無論過去和現在,我都很幸福”,並做好了重頭再來的準備,渴盼行刑日的到來。

結束語:

加繆認為,人在自己的存在中將處處體驗到世界的荒謬性,因而也會逐漸地體驗到自己採取荒謬生活態度的必要性。在生活中遵循現存的道德是毫無意義的。生活的價值應在於敢於反叛一切。正臺《西西弗斯的神話》中所說:“反叛給生活以價值。”

《局外人》:從存在主義出發,探索默爾索“荒謬”人生悲劇

默爾索為了追求絕對自由,掌控自己生活,不惜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用荒誕的行為對抗荒謬的世界,只為真實和坦誠的活著,對默爾索本人來說,不失為一種幸福生活。

但對當下的我們來說,我們能體會到世界的荒謬性,但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存在放在客觀現實之上,不顧現實而我行我素,脫離群體。特立獨行,只能走向自我封閉。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過一種遵從內心而非外在的生活,過一種注重精神而非物質的生活,無視貧窮困苦,去追求精神自由,實現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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