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文化人在如今很多地区存在着贬低意味，也不知是何时开始传起来的总有些人把那些谈吐文雅、出口成章的人看做是装样子、博眼球，不断的挑毛病贬低对方很难说一句对方的“美”。

同时又去捧那些品行不端、卖弄风骚的个性人士，把他们说的那些毫无营养的话视作经典，这又是普遍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愚昧的人始终愚昧。

相比古时的士族文人这其中的差距绝不是一星半点，更不会像如今那些靠外貌引领潮流的人一样，在古代魏晋时期的士族可是真正做到了言可醒世人，行可撼国家。

一、士族诞生与发展主要依赖的是谁？

1、士族前身——士大夫。

士族的诞生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它的发源与形成中需要参考先秦时代的“士”阶级，也就是在如今中小学课本中描写的“士大夫”。

在春秋战国时期对士的看法有很多，比如：著书的学士、懂阴阳变化之道的方士、勇武非凡的勇士、也有进策觐言的策士，关于士的记载有很多其《礼记·曲礼》便描述到“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

但是先秦时代士阶级是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属于

在春秋时处于士阶级的人有的是作为卿大夫的家臣，也有一些以俸禄为生，也同样存在着种田为生的士人，这种情况一直到战国以后才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也是指哪些脱离生产劳动的“读书人”。

而士的内涵发生变化是在秦汉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士阶级的人们才逐步有了一定的权利。在士被称为士大夫时主要指的是那些军队中的将士，也指在朝廷和郡县任职的官吏，而被称为士人时则又统称他们是有较高的学识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

这种变化中便可看出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士阶级的发展，而这种明显的变化也为后来的士族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后到了魏晋时期士人又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凡是被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才、家族而给予不同品位然后授予各种官职。也正是这样的方式让士人从原有的无权无势逐渐的向特权阶级进行了跨越。以至于士人中出现了凭借祖辈官爵入仕并累世居官的家族，而这便是“士族”的由来。

2、士族的兴盛时期——三国

士族的发展阶段是在西汉的中后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地之间的兼并十分严重，以至于逐步形成了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

而东汉政权便是在他们这些势力支持下建立的。因此在东汉时期这些势力便享受了经济上的特权，间接造成了他们这些势力在政治上把持着中央和地方一些政权，同时在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逐渐的形成了割据成为名门大族，因此在这一时期才是士族发展的重要阶段。

如果读过三国演义就晓得为何袁绍会统一河北，担任盟主主要是他的家族在当时非常有名望。而曹操为什么会在急短的时间中拉起一支队伍，也是因为他是士族出身有很大的家产。

正是因为东汉政权的对士族的放纵与妥协，才导致国家权利被地方分散被少数人把持。而这也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直到曹魏时期为了维持士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实行了九品中正制，这就进一步的为士族提供了发展的便利。而九品中正制也就成了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积累财富与攀登权贵积累下的名望

1、政权上逐渐把持的皇权

在魏晋时期士族被大多数的统治者当做可笼络的对象。原因在于士族有很大的财力可以支持自己的事业，就如历史上东汉王朝的建立

历代统治者为了拉拢他们均为其提供了很大的权利及经济上赋予的特权，更甚的是统治者的皇权都需要靠他们来维持。

就如西晋时期发生八王之乱后导致国家政权面临崩溃时司马家族的继承者司马睿不得不南下求存而史料上称

事后王导联合自己的族兄青州刺史王敦，排演了一场专门让士族欣赏的节目，用意便是提高司马睿的威望。也就是在公元308年永嘉二年的三月三日上巳节，进行了一场出游由皇帝在前，北方士族在后让江东士族意识到了皇帝已经得到北方士族的支持。

而这个架势让江东士族也大为惊恐，以至于纪瞻、顾荣等人引领江东士族向皇帝进行参拜，表露对司马睿的恭敬。

这件事在《晋书·王导传》上记载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由此可见当时的士族权利之大甚至可以轻视皇权，可惜在不久以后士族却还是成为了历史上的产物，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2、明目张胆的搜刮钱财

士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拥有很多钱的暴发户。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大量非法部曲和佃客的廉价劳动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则是把剩余的物资进行商业贸易，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这两种便是当时士族经济的主要来源。

早在魏晋时就有法律制度规定士族们可以根据自己品位的高低占有土地和佃客的特权，但是一些士族却置法令于摆设非法私养佃客和食客，而他们便用这种方法逃避赋税徭役，从中获取巨额的非法收入。根据《世说新语》记载

虽然当时士族的品行难以让人恭维，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体现了统治者的放纵与宽恕，其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统治需要靠这些士族来支持与维护。

可想在这样的畸形关系下当时统治者的政治权柄有多么分散，同时也就造成了士族势力在地方上的极大威望，甚至有时皇帝的命令还没有地方士族管用。

三、名士品性对士族的重要性

1、靠着人品逐渐带来的威望

士族阶级原本便是以明经修行的儒家仪轨起家，其祖辈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而往往多数人被士族表面的现象所影响，认为只要是士族必然都是家财万贯，奢侈成风，但是却并非如此.

在士族内部各个家族的经济实力并不平衡，财富也不都是衡量家族实力的方式，而划定士族的唯一标准便是权势、政治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士族更为看重代表士人的独立精神境界“清流”取向，而非是那种家财万贯和肉林酒池的污浊之气。在面对那些口不离礼法，行动上却又大肆挥霍礼教和财富追求者，对金钱称兄道弟的污浊风气。阮籍就曾指责“彼勾勾者自以为贵夫世矣，而恶知世之贱乎兹哉！”。

可见士族的威望并非来自那些财富与权利，而是因为阮籍这类名士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影响所赋予了士族那些威望。

正是这些品性清淡、利民利国的名士才造就了士族在地方上的威望与权势。也正是如此，在那个混乱不堪、礼法败坏的时期，士族的品性坚守成为了当时少有的一股清流。因此在地方上受到了很多庶民百姓的爱戴，甚至在有时士族比皇权更有威慑力。

2、个性独居的名士为士族赋予的话语权

魏晋时期士族很多而其中的名士也不在少数，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在士族都看重财富与权势时，他却独守清净。不受世俗金钱的影响，以犊鼻裈与象征北阮富贵的纱罗锦绮相抗衡，又表现出了以清贫为荣，以奢侈为耻的心胸观念，可见他的心境境界。

在《竹林七贤论》中就有此类描述“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灿然锦绮。”可见在自我修养中魏晋的名士代表着一种远离俗尘高人雅士的形象，而其所属的士族受其影响便获得了地方民众的信任与崇拜。

正是名士在当时的影响力，间接的也自己的士族获得了地方民众的信任与拜服。也就导致在皇权管不住的地方，地方士族便成为了当地土皇帝享受着民众的爱戴。但这种情况在士族中却是少数的，因为很少有士族可以不被金钱所洗脑。

像这样能坚持自我不被尘俗渲染的名士在魏晋时期是多不胜数。就如我们如今现代人之间少部分人喜好隐逸而隐逸之风的盛行便是在魏晋时期。

所以为什么名士或士族有如此大的威望主要还是那样坚守家风、自我清净的名士望族让那些处于动荡地方的庶民百姓被其品性所影响，因而有了主心骨，所以在地方上名士会有很大的地位与名望。而这便是他们品性带来的。

因原本儒家仪轨起家，可一旦他们腰缠万贯、地位稳固时，便被权财冲昏了头脑，成为了典型的暴发户。如《夏侯玄传》中所记载“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饰镂之物，自是以下，杂采之服，通于贱人。”

可知在士族一旦尝到了权财的甜味，家风便开始了从俭到奢的转变。

四、结论：

士族的诞生要归咎于国家政权的分散与统治者皇权的丧失。从士族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明确的看出这是国家权利分散下的产物，而士族能有崇高的威望除了名士在庶民阶级的影响力在其主要原因便是历代统治者对士族阶级的放纵与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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