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東盟應如何在中美之間站隊？

在選邊站的問題上，東盟必須謹慎，因為每一個決策都會產生蝴蝶效應。

作者：西蒙·泰成志（Simon Tay）：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董事長（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法學系副教授，其研究領域為國際法。傑西卡·沃（Jessica Wau）：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所長。

中美貿易戰也是戰略、安全、文化等多個領域的較量。在此大背景下，東盟在科技領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華為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制造商，憑藉著其先進的技術和較低的生產成本，成為許多東盟國家的首選。然而，美國卻以華為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為由，號召他國加入圍堵華為的陣營中。

美國對華為的公開打壓始於2018年12月華為董事長任正非之女孟晚舟被捕事件。2019年5月，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此舉實質上打響了圍堵華為行動的第一槍，一些分析人士甚至將美國對華為的制裁解讀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縮影。

眾所周知，5G是最前沿的移動通信技術，可以對一國的經濟各方面產生重大影響。從成本和效益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最關切的是如何以最具競爭力的價格來獲取5G技術。

孟晚舟的被捕在中國國內激發了民族主義情緒，大量中國消費者開始購買華為手機。隨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美國的一些傳統盟友表示禁止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

在此大趨勢下，越南的舉動卻顯得十分“例外”。2019年10月，越南在宣佈推行5G之際，選擇了愛立信。本文認為，越南之所以沒有選擇華為，可能是出於政治和商業利益的考慮。越南最大的移動運營商“越南軍用電子電信”（Viettel Group）計劃於2021年完成其5G網絡的開發，目前已進軍緬甸電信市場。

新加坡三大電信企業，即“星河”（Starhub）、“新電信”（Singtel）、“M1”（Mobile One），計劃與包括華為在內的多家外資電信企業就5G網絡開發進行合作。本文認為，此舉可以大大降低新加坡電信業被壟斷的風險。2019年8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指出，“儘管當今世界正處於一個四分五裂的狀態，但是我們（新加坡）仍希望與世界溝通”。

顯然，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對全球科技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國際標準制定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本文認為，商業“黑名單”及差別化關稅政策的啟用，不僅可能會引發全球貿易體系的混亂，而且可能會導致經濟脫鉤，降低貿易效率，增加跨境業務的時間和物流成本。

此外，東盟還必須在美國的“印太”戰略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之間選擇立場。

美國的“印太”戰略具有極為濃厚的政治和軍事色彩，以及強烈的排他性。

“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建設。雖然它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但是也受到了不少質疑。一些批評聲音認為“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即誘騙其他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在其他國家無力償還債務的情況下取消其抵押品贖回權。但是，這並未影響到東盟國家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中國國有企業之間的合作。對於東盟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建設牽動著一國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對於經濟增長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認為，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並非最佳選項，東盟應當與二者保持接觸，並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來決定自身的立場，例如從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

然而，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增加了東盟選邊站的壓力。本文認為，在選邊站的問題上，東盟必須謹慎，因為每一個決策都會產生蝴蝶效應。東盟應當優先考慮科技政策的可操作性。雖然基礎設施建設、網絡技術發展、公民保護等看起來都不涉及政治立場，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事態的轉變通常是由大大小小無數個決策不斷累積而導致的，而每一個決策都決定著事態的走向。現在討論東盟選邊站的問題仍為時尚早；東盟成員國應當根據問題選擇立場，尤其在做重大決策之前，進行更密切的對話與合作，確定各種決策的潛在影響，以便在中美博弈中爭取更大的戰略迴旋空間。

譯著：曾輝，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由華南理工大學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資創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係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諮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願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

國家高端智庫

中國情懷 國際視野

閱讀更多 IPP評論 的文章

關鍵字: 新加坡 東盟 華為Mate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