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曾飽受瘟疫肆虐。在科學落後、醫療侷限的時代，瘟疫常常無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國滅種。
19世紀，路易斯·巴斯德和羅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學家解開了瘟疫——這種傳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細菌逐一暴露出來。醫生也在長期與瘟疫鬥爭的過程中，慢慢準確認識這些疾病，慢慢發展出戰疫法則。
西醫東漸，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大學醫學部前身），作為中國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開辦的第一所專門傳授西方醫學的學校，自開辦之日起，就把“減少人民痛苦”作為辦學宗旨。代代北醫人薪火相傳，以“除人類之疾痛”為誓言，堅守、奮戰在疫情第一線。
他們是創立北京中央醫院（現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鼠疫鬥士”伍連德；是參與近代中國衛生防疫事業創建、發展全程的北醫衛生系榮譽系主任金寶善；是為“消滅梅毒”鞠躬盡瘁，死後捐獻遺體的北醫老校長鬍傳揆；是一生對抗脊髓灰質炎的“糖丸爺爺”、北醫1950屆畢業生顧方舟；是“發現青蒿素”，創制新型治療瘧疾藥物，拯救數百萬人生命的諾貝爾獎得主、北醫1955屆畢業生屠呦呦；是親歷每一霍亂疫情治理現場的流行病學家魏承毓；是“以身試藥”，研製中國第一支乙肝疫苗的北大人民醫院醫生陶其敏；是敢講真話，敢涉險灘，敢啃硬骨的北醫1960屆畢業生鍾南山……更是每一位奮戰在非典、埃博拉病毒、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第一線的北醫人！
追尋北醫人百年戰“疫”故事，我們看到的是他們醫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氣與擔當；是他們科學求索，不畏艱難的執著與堅守；更是他們心懷家國，使命在肩的歷史自覺。
衛生救國
金寶善
金寶善（1893—1984）
防疫先驅
中國防疫機構的建設始於鼠疫的防治。1911年，伍連德平息東北鼠疫後，東北防疫處成立。1919年，北洋政府利用綏遠鼠疫的防疫餘款，在北京天壇建成了中央防疫處。
這一年，金寶善從日本學成歸來，在中央防疫處擔任技師一職，製造各種血清抗毒素。
自幼家貧，金寶善15歲入紹興中學堂讀書。因為成績突出，金寶善受到當時的學監魯迅先生的注意。金寶善亦深受魯迅救國思想影響，參與了早期的革命活動，並在其鼓勵下考取官費留學，東渡日本學醫。
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金寶善專攻的是傳染病與生物製品的製造技術。他利用從日本帶回的菌種，製成鼠疫疫苗、免疫血清、抗毒素及牛痘苗等多種生物製品。
自中央防疫處始，中國有了自辦的生物製品事業。1928年，金寶善代表南京政府接管了北洋政府的中央防疫處，並將其遷往南京，以製造生物製品為主。
中央防疫處在天壇神樂署為兒童接種疫苗
中央防疫處在成立初期，還負責傳染病研究、防疫工作。在此期間，金寶善奔赴了多個疫情現場。1920年東北地區鼠疫再次流行，受北京政府派遣，金寶善等人赴東北，與伍連德一同開展防疫工作。半年之後，鼠疫平息。
東北抗擊鼠疫歸來後，金寶善在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現北大醫學部）教授傳染病學，培訓中國早期的衛生防疫人才。協和醫學院教授蘭安生也被北醫聘為衛生學教授，教授公共衛生課程。
1925年，北平公共衛生事務所設立，這是中國現代化城市衛生工作之開始。事務所由警察廳、中央防疫處和協和醫學院合辦，蘭安生是主要幕後推動人。金寶善兼任事務所的保健科科長，在這裡他與協和蘭安生、劉瑞恆的關係更為緊密。
1926年，金寶善受蘭安生推薦，赴美國進修，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獲得碩士學位。留美歸國後，1927年夏，金寶善再次應蘭安生之邀，回國組建杭州市衛生局並任局長，由此開始了他20年的衛生行政生涯。
金寶善歷任杭州市衛生局局長，南京政府中央防疫處處長，衛生部保健司司長，中央衛生實驗處副處長，衛生署副署長、署長，衛生部政務次長等職。
“衛生行政的目的是在於提高國民健康水平，以促進民族素質的優化和民生幸福的增進。”在金寶善的衛生行政觀中，公共衛生始終佔據重要地位，預防為主的理念非常鮮明。他主張：“公共衛生者乃防病延壽，並促進公民之健康與能率之謂也，欲達到此目的，須實行左列各事：第一，促進社會，共同改良環境衛生。第二，管理傳染病症。第三，組織醫事及看護機關，施行一切疾病之早期診斷，及預防治療。第四，引導社會服務機關，使人人鹹能達到適當生活標準，足以維持健康。”
災後防疫
1931年，長江水災
1931年夏，長江流域發生特大水災，牽連全國16省受災，武漢水淹達百日之久。這次水災被認為是有記錄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自然災害，災區之廣、災情之深，實屬罕見。
大災之後必伴大疫。國民政府認識到這次水災之嚴重，成立救災委員會，並下設衛生防疫組，金寶善任防疫組副組長。金寶善說：“此項工作亦屬初舉，既往未有經驗可資參考。”
武漢三鎮災情最嚴重，集中了超過20萬的災民，成為工作之中心。“武漢商旅雲集，人口繁眾，交通便利，傳染疫病，憂慮迅易。”金寶善率領醫療隊，駐守武漢，主持衛生防疫和醫療救助工作。
由於武漢各醫院被淹，金寶善領導防疫組先後成立8所臨時醫院，一月之內，收治病人一千餘人；並在武昌設立細菌檢驗室，以確認疾病種類；又在災民收容所，設置臨時診所及巡迴治療隊，以治療輕症、檢送重症和傳染病人；更聯合慈善團體，散發食品，重視保嬰工作。
鑑於當時糟糕的衛生狀況，防疫組特別重視環境衛生的改善，以求減少災民疾病的發生。湖北民政廳調派了60名警員，又僱傭了六七百名工人，來進行飲用水清潔消毒、清除垃圾廢物、建造廁所、掩埋屍體等工作。
防疫工作另一重點就是疫苗接種和交通工具的檢疫。為了預防霍亂，防疫組免費注射霍亂傷寒混合疫苗，覆蓋全體難民，為兒童接種天花疫苗。金寶善特別提醒：“災民常識缺乏，施行注射接種時，不免阻滯，故借重宣傳之外，尤隨時隨地加以勸導。”
由於金寶善帶領衛生防疫組的精密統籌，武漢地區的防疫工作高效、嚴密的進展開來，使得感染得到控制，生命得以救治。而赴湖北其他災區的衛生工作人員，也都先到武漢參加培訓工作，積累經驗後，再派赴各地。
長江水災後的防疫工作被認為是國民政府時期衛生署最為顯著的成就之一。在武漢防疫期間，金寶善乘坐飛機視察災區時，飛機失控墜江，幸遇漁民搭救，免遭危難。
1936年，金寶善題詞“弘揚仁術”
戰時防疫
1938年，武漢失守。武漢會戰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中國軍隊以傷亡40萬人的代價，換來日軍有生力量的嚴重損耗，粉碎其速戰速決的企圖，抗戰進入相持階段。
這一年，衛生署副署長金寶善在《新運導報》發表文章《長期抗戰與防疫》中說：“民族生死關頭，必須長期抵抗，前方和後方要同樣的努力進行，對於士兵和民眾的健康問題，必須加以密切的注意。”
金寶善的憂慮在於，“根據以往世界各大戰役的經驗，疫病的防止，較之救治受傷尤為重要。中國衛生設施尚未普及各處，平時已常有疫病流行，抗戰時期，軍民遷徙頻繁，生活條件惡劣，更將加劇疫病流行。”
八年抗戰期間，退守西南的國民政府衛生署，在公共衛生工作方面並沒有停滯不前。儘管舉步維艱，金寶善仍領導著同仁，積極開展防疫工作，在農村進行衛生宣傳和預防性保健工作。
1946-1947年，金寶善在南京
對於防疫，金寶善強調“防疫教育”、“預防接種”、“環境衛生”和“截斷疫源”四個方面，他說：“疫病的蔓延是沒有地域界限的，所以防疫工作不能侷限在一兩個大城市，必須各地同時並進。”
金寶善奔走於湖南、貴州、廣西、四川各省，照料沿途的公路衛生站，並幫助林可勝組織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遷移、安頓。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佔據沿海港口，中國海運交通被切斷。此時，物資供應問題顯得異常嚴峻，雲南西部的國際交通路線急需打通。
滇緬公路，被譽為“抗戰生命線”。20萬勞工胼手砥足，以3000條生命的代價，在崇山峻嶺間開闢出這條千里公路。修建過程中，最為可怕的是瘧疾。滇緬路沿線環境惡劣，瘴瘧為患，惡性瘧疾能在幾小時內奪人性命。為此，金寶善親赴昆明領導雲南抗疫事宜，組建抗瘧委員會，在瘧疾嚴重地區成立抗瘧所，並組織巡迴隊及工程隊分赴沿途各縣，進行抗瘧工程勘測實驗調查和醫療事宜。
1941年，金寶善接替嚴福慶就任衛生署長，他將衛生署戰時的主要工作定義為：通過防疫工作、公路衛生保障以及包括難民兒童保健和受傷群眾醫護在內的醫療救助工作來“保全人力”。
他在主要的交通線上設立了70多處流動醫療隊和衛生站，以控制流行病的傳播。衛生署的35支活動防疫隊走遍了16個省的65個鄉鎮，為群眾進行預防性接種，修建除蝨洗浴站，為水井和飲用水消毒，並提供門診治療。
儘管金寶善積極奔走，推動防疫工作，但公共衛生在戰亂的中國，國民政府的統治下依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衛生署預算有限，地位卑微，金寶善甚至沒有機會與蔣介石面談陳述問題。政府各級官員對公共衛生的意義缺乏共識。
抗戰期間，列入統計的傳染病有霍亂、鼠疫、赤痢、傷寒、天花、瘧疾等12種之多。疫情遍佈全國，更因日本侵略者發動的細菌戰等因素，死於瘟疫的人數遠多於直接死於戰亂的人數。
學者官員
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衛生行政系統的設置常常是出於內部派系鬥爭、安置人員的需要，時而設署，時而設部，或升格歸行政院，或降格歸內政部。
金寶善一直在中央衛生行政組織工作，直至1948年倍感失望後辭職。這期間，金寶善擔任衛生署署長達7年之久（1940年至1947年），成為任職時間最長的署長。
有學者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其政治傾向不明顯。醫學史專家程之範認為：“我國自西醫傳入後，有了英美派和日德派之分，而金寶山先留學於日本，後又留學於美國，是當時唯一能夠調和兩派的人物。”另一方面，則主要因為金寶善作為一位專家型的行政領導，辦事得力、治理有方。
據金寶善夫人回憶：“金先生任衛生署署長期間，大批醫務人員從敵佔區來到大後方找他，金先生都一視同仁，量才錄用。他利用這批力量，組建了各種醫務隊伍，既安置了有用之才，也適應了抗戰的需要。”這其中就有軍醫王伯駿，在他的回憶中：“金寶善為人謙和、毫無官氣，一副學者風度。”
金寶善所著《舊中國的衛生事業》手稿
在學術研究方面，金寶善頗有建樹。他善總結、研究，在諸多報刊、學術雜誌上，發表了大量關於衛生防疫、衛生事業管理、醫學教育等方面的文章、論文，產生很大影響。1934年，金寶善被舉任中華醫學會會長，並連任兩屆。
金寶善多次代表中國出席世界衛生會議，在國際上為中國衛生事業發聲。1947年，金寶善赴美訪問，考察戰後各國的衛生事業。當時在日內瓦醞釀成立世界衛生組織，金寶善代表中國，成為發起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當新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合法席位被恢復後，1973年，新中國首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時，中國代表團團長，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樹則，正是北醫1938屆畢業生。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通過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和婦幼衛生局長楊崇瑞歡迎金寶善回國。金寶善聞訊便辭去聯合國兒童急救基金會的職務，攜眷回國。1954年，他出任北京醫學院（現北大醫學部）衛生學系主任兼保健組織學教研室主任，被定為一級教授。北大公衛學院老教授陳育德曾與金寶善同在一個教研室，據他回憶：“金寶善先生精通多門語言，日文、英文、德文，對於文獻工作非常認真，即便在古稀、耄耋之年，依然每天在圖書館工作至少六個小時。當時沒有複印機，先生便用複寫紙來複印，自己留一份，給我們教研室留一份，支持我們的科研工作。”
1984年，金寶善逝於北京，享年92歲。金寶善一生致力於“通過公共衛生解除民眾苦難”，他立志科學救國、衛生救國，為此兢兢業業，於天災、戰亂中奔波努力，毫米推進，幾遇險境，但從不輕言放棄。
金寶善親身經歷了民國時期中央和地方衛生行政變遷的全過程，從頭參與了舊中國衛生防疫機構的組建，以及各項衛生方針、政策的制訂和組織實施；他參與收回海港檢疫權，負責中央衛生實驗處工作，主持籌建了蒙綏防疫處、西北防疫處等西部衛生醫療組織機構，併為建立地方、鄉村、邊疆衛生機構做了最大努力。新中國成立後，他義無反顧選擇了祖國，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派，在文革時期，被關牛棚，但他一顆愛國的赤子之心不改。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金寶善得到徹底的平反，他雖已80高齡，仍編書立著，為祖國毫無保留地貢獻餘年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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