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曾饱受瘟疫肆虐。在科学落后、医疗局限的时代，瘟疫常常无法得到有效遏制，造成十室九死，甚至亡国灭种。
19世纪，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等微生物学家解开了瘟疫——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真面目，使病毒、细菌逐一暴露出来。医生也在长期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慢慢准确认识这些疾病，慢慢发展出战疫法则。
西医东渐，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作为中国政府教育部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学校，自开办之日起，就把“减少人民痛苦”作为办学宗旨。代代北医人薪火相传，以“除人类之疾痛”为誓言，坚守、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他们是创立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鼠疫斗士”伍连德；是参与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创建、发展全程的北医卫生系荣誉系主任金宝善；是为“消灭梅毒”鞠躬尽瘁，死后捐献遗体的北医老校长胡传揆；是一生对抗脊髓灰质炎的“糖丸爷爷”、北医1950届毕业生顾方舟；是“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治疗疟疾药物，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诺贝尔奖得主、北医1955届毕业生屠呦呦；是亲历每一霍乱疫情治理现场的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是“以身试药”，研制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的北大人民医院医生陶其敏；是敢讲真话，敢涉险滩，敢啃硬骨的北医1960届毕业生钟南山……更是每一位奋战在非典、埃博拉病毒、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第一线的北医人！
追寻北医人百年战“疫”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医者仁心，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是他们科学求索，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坚守；更是他们心怀家国，使命在肩的历史自觉。
卫生救国
金宝善
金宝善（1893—1984）
防疫先驱
中国防疫机构的建设始于鼠疫的防治。1911年，伍连德平息东北鼠疫后，东北防疫处成立。1919年，北洋政府利用绥远鼠疫的防疫余款，在北京天坛建成了中央防疫处。
这一年，金宝善从日本学成归来，在中央防疫处担任技师一职，制造各种血清抗毒素。
自幼家贫，金宝善15岁入绍兴中学堂读书。因为成绩突出，金宝善受到当时的学监鲁迅先生的注意。金宝善亦深受鲁迅救国思想影响，参与了早期的革命活动，并在其鼓励下考取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学医。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金宝善专攻的是传染病与生物制品的制造技术。他利用从日本带回的菌种，制成鼠疫疫苗、免疫血清、抗毒素及牛痘苗等多种生物制品。
自中央防疫处始，中国有了自办的生物制品事业。1928年，金宝善代表南京政府接管了北洋政府的中央防疫处，并将其迁往南京，以制造生物制品为主。
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为儿童接种疫苗
中央防疫处在成立初期，还负责传染病研究、防疫工作。在此期间，金宝善奔赴了多个疫情现场。1920年东北地区鼠疫再次流行，受北京政府派遣，金宝善等人赴东北，与伍连德一同开展防疫工作。半年之后，鼠疫平息。
东北抗击鼠疫归来后，金宝善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现北大医学部）教授传染病学，培训中国早期的卫生防疫人才。协和医学院教授兰安生也被北医聘为卫生学教授，教授公共卫生课程。
1925年，北平公共卫生事务所设立，这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卫生工作之开始。事务所由警察厅、中央防疫处和协和医学院合办，兰安生是主要幕后推动人。金宝善兼任事务所的保健科科长，在这里他与协和兰安生、刘瑞恒的关系更为紧密。
1926年，金宝善受兰安生推荐，赴美国进修，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留美归国后，1927年夏，金宝善再次应兰安生之邀，回国组建杭州市卫生局并任局长，由此开始了他20年的卫生行政生涯。
金宝善历任杭州市卫生局局长，南京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卫生部保健司司长，中央卫生实验处副处长，卫生署副署长、署长，卫生部政务次长等职。
“卫生行政的目的是在于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以促进民族素质的优化和民生幸福的增进。”在金宝善的卫生行政观中，公共卫生始终占据重要地位，预防为主的理念非常鲜明。他主张：“公共卫生者乃防病延寿，并促进公民之健康与能率之谓也，欲达到此目的，须实行左列各事：第一，促进社会，共同改良环境卫生。第二，管理传染病症。第三，组织医事及看护机关，施行一切疾病之早期诊断，及预防治疗。第四，引导社会服务机关，使人人咸能达到适当生活标准，足以维持健康。”
灾后防疫
1931年，长江水灾
1931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牵连全国16省受灾，武汉水淹达百日之久。这次水灾被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灾区之广、灾情之深，实属罕见。
大灾之后必伴大疫。国民政府认识到这次水灾之严重，成立救灾委员会，并下设卫生防疫组，金宝善任防疫组副组长。金宝善说：“此项工作亦属初举，既往未有经验可资参考。”
武汉三镇灾情最严重，集中了超过20万的灾民，成为工作之中心。“武汉商旅云集，人口繁众，交通便利，传染疫病，忧虑迅易。”金宝善率领医疗队，驻守武汉，主持卫生防疫和医疗救助工作。
由于武汉各医院被淹，金宝善领导防疫组先后成立8所临时医院，一月之内，收治病人一千余人；并在武昌设立细菌检验室，以确认疾病种类；又在灾民收容所，设置临时诊所及巡回治疗队，以治疗轻症、检送重症和传染病人；更联合慈善团体，散发食品，重视保婴工作。
鉴于当时糟糕的卫生状况，防疫组特别重视环境卫生的改善，以求减少灾民疾病的发生。湖北民政厅调派了60名警员，又雇佣了六七百名工人，来进行饮用水清洁消毒、清除垃圾废物、建造厕所、掩埋尸体等工作。
防疫工作另一重点就是疫苗接种和交通工具的检疫。为了预防霍乱，防疫组免费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覆盖全体难民，为儿童接种天花疫苗。金宝善特别提醒：“灾民常识缺乏，施行注射接种时，不免阻滞，故借重宣传之外，尤随时随地加以劝导。”
由于金宝善带领卫生防疫组的精密统筹，武汉地区的防疫工作高效、严密的进展开来，使得感染得到控制，生命得以救治。而赴湖北其他灾区的卫生工作人员，也都先到武汉参加培训工作，积累经验后，再派赴各地。
长江水灾后的防疫工作被认为是国民政府时期卫生署最为显著的成就之一。在武汉防疫期间，金宝善乘坐飞机视察灾区时，飞机失控坠江，幸遇渔民搭救，免遭危难。
1936年，金宝善题词“弘扬仁术”
战时防疫
1938年，武汉失守。武汉会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中国军队以伤亡40万人的代价，换来日军有生力量的严重损耗，粉碎其速战速决的企图，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这一年，卫生署副署长金宝善在《新运导报》发表文章《长期抗战与防疫》中说：“民族生死关头，必须长期抵抗，前方和后方要同样的努力进行，对于士兵和民众的健康问题，必须加以密切的注意。”
金宝善的忧虑在于，“根据以往世界各大战役的经验，疫病的防止，较之救治受伤尤为重要。中国卫生设施尚未普及各处，平时已常有疫病流行，抗战时期，军民迁徙频繁，生活条件恶劣，更将加剧疫病流行。”
八年抗战期间，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卫生署，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并没有停滞不前。尽管举步维艰，金宝善仍领导着同仁，积极开展防疫工作，在农村进行卫生宣传和预防性保健工作。
1946-1947年，金宝善在南京
对于防疫，金宝善强调“防疫教育”、“预防接种”、“环境卫生”和“截断疫源”四个方面，他说：“疫病的蔓延是没有地域界限的，所以防疫工作不能局限在一两个大城市，必须各地同时并进。”
金宝善奔走于湖南、贵州、广西、四川各省，照料沿途的公路卫生站，并帮助林可胜组织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迁移、安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占据沿海港口，中国海运交通被切断。此时，物资供应问题显得异常严峻，云南西部的国际交通路线急需打通。
滇缅公路，被誉为“抗战生命线”。20万劳工胼手砥足，以3000条生命的代价，在崇山峻岭间开辟出这条千里公路。修建过程中，最为可怕的是疟疾。滇缅路沿线环境恶劣，瘴疟为患，恶性疟疾能在几小时内夺人性命。为此，金宝善亲赴昆明领导云南抗疫事宜，组建抗疟委员会，在疟疾严重地区成立抗疟所，并组织巡回队及工程队分赴沿途各县，进行抗疟工程勘测实验调查和医疗事宜。
1941年，金宝善接替严福庆就任卫生署长，他将卫生署战时的主要工作定义为：通过防疫工作、公路卫生保障以及包括难民儿童保健和受伤群众医护在内的医疗救助工作来“保全人力”。
他在主要的交通线上设立了70多处流动医疗队和卫生站，以控制流行病的传播。卫生署的35支活动防疫队走遍了16个省的65个乡镇，为群众进行预防性接种，修建除虱洗浴站，为水井和饮用水消毒，并提供门诊治疗。
尽管金宝善积极奔走，推动防疫工作，但公共卫生在战乱的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下依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卫生署预算有限，地位卑微，金宝善甚至没有机会与蒋介石面谈陈述问题。政府各级官员对公共卫生的意义缺乏共识。
抗战期间，列入统计的传染病有霍乱、鼠疫、赤痢、伤寒、天花、疟疾等12种之多。疫情遍布全国，更因日本侵略者发动的细菌战等因素，死于瘟疫的人数远多于直接死于战乱的人数。
学者官员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卫生行政系统的设置常常是出于内部派系斗争、安置人员的需要，时而设署，时而设部，或升格归行政院，或降格归内政部。
金宝善一直在中央卫生行政组织工作，直至1948年倍感失望后辞职。这期间，金宝善担任卫生署署长达7年之久（1940年至1947年），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署长。
有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政治倾向不明显。医学史专家程之范认为：“我国自西医传入后，有了英美派和日德派之分，而金宝山先留学于日本，后又留学于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调和两派的人物。”另一方面，则主要因为金宝善作为一位专家型的行政领导，办事得力、治理有方。
据金宝善夫人回忆：“金先生任卫生署署长期间，大批医务人员从敌占区来到大后方找他，金先生都一视同仁，量才录用。他利用这批力量，组建了各种医务队伍，既安置了有用之才，也适应了抗战的需要。”这其中就有军医王伯骏，在他的回忆中：“金宝善为人谦和、毫无官气，一副学者风度。”
金宝善所著《旧中国的卫生事业》手稿
在学术研究方面，金宝善颇有建树。他善总结、研究，在诸多报刊、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卫生防疫、卫生事业管理、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文章、论文，产生很大影响。1934年，金宝善被举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并连任两届。
金宝善多次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卫生会议，在国际上为中国卫生事业发声。1947年，金宝善赴美访问，考察战后各国的卫生事业。当时在日内瓦酝酿成立世界卫生组织，金宝善代表中国，成为发起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新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合法席位被恢复后，1973年，新中国首次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时，中国代表团团长，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正是北医1938届毕业生。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通过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妇幼卫生局长杨崇瑞欢迎金宝善回国。金宝善闻讯便辞去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的职务，携眷回国。1954年，他出任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卫生学系主任兼保健组织学教研室主任，被定为一级教授。北大公卫学院老教授陈育德曾与金宝善同在一个教研室，据他回忆：“金宝善先生精通多门语言，日文、英文、德文，对于文献工作非常认真，即便在古稀、耄耋之年，依然每天在图书馆工作至少六个小时。当时没有复印机，先生便用复写纸来复印，自己留一份，给我们教研室留一份，支持我们的科研工作。”
1984年，金宝善逝于北京，享年92岁。金宝善一生致力于“通过公共卫生解除民众苦难”，他立志科学救国、卫生救国，为此兢兢业业，于天灾、战乱中奔波努力，毫米推进，几遇险境，但从不轻言放弃。
金宝善亲身经历了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卫生行政变迁的全过程，从头参与了旧中国卫生防疫机构的组建，以及各项卫生方针、政策的制订和组织实施；他参与收回海港检疫权，负责中央卫生实验处工作，主持筹建了蒙绥防疫处、西北防疫处等西部卫生医疗组织机构，并为建立地方、乡村、边疆卫生机构做了最大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义无反顾选择了祖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时期，被关牛棚，但他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不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宝善得到彻底的平反，他虽已80高龄，仍编书立著，为祖国毫无保留地贡献余年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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