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的演化史：两个标签之中，“积弱”登上历史舞台要早得多。其最早的提出者当属南宋中晚期的名臣魏了翁，他在《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五札》中提到：“国势积弱，人情久玩，而欲一旦以法绳之，急则生变。”
不过，魏了翁是没机会解决这个问题了。蒙古入侵之时他作为宰相督师江上、协调诸军作战，却不料后院起火，贾似道在京师趁机发动台谏扳倒了他。雄心壮志化为泡影，“积弱”的问题也只能有待后人研究了。
若论古人对宋史的研究，明嘉靖时期的权奸严嵩应该是水平最高的，但最出名的却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所作的《宋论》也被不少人奉为圭臬。
他在《宋论》中再一次强调了“积弱”，他认为宋仁宗时期问题已经产生了：“国既以是弱矣”、“过于弛而积弱也”。而对于“积贫”他说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历史上强盛的时期朝廷未必富裕，而宋神宗为“富国”而变法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宋神宗……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
清朝学者“重考据”，对宋史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后来，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百年屈辱史，不少国人开始“觉醒”，尤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的事实刺激到了不少文人志士，于是他们将对国家和民族满腔炽热的感情寄托到了历史上，而现状让他们想到最多的便是看起来衰弱的两宋。
1939年，钱穆写就《国史大纲》。其中，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行文中有如下小标题：“宋代积弱之对外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从此开始，“积贫”也隆重地登上历史舞台了。
1963年，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正式确定了“积贫积弱”的说法。
正所谓“剥极而复，否极则泰”，批判该标签的序幕业已拉开，越来越多的宋史学家开始对两宋财政、军事方面持有相对肯定的态度，比如近些年宋史爱好者引用较多的曾瑞龙先生。
历朝皆“积贫”，宋朝不算贫
按照钱穆的观点，“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冗兵”、“冗官”。
比如，北宋禁军数量从宋太祖开国之初的“不足十五万”（张方平语）增加到宋仁宗庆历至皇祐年间的所谓“八十万禁军”，另有四十多万厢兵，以至于“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蔡襄语）。
另外，官员、宗室数量也是翻倍，也对财政造成极大压力。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财政赤字已达1572万贯、石、匹、束、两，以至于两年后英宗的葬礼都不是十分体面。
但这说法有问题。
首先，“冗兵”之说就不太成立。除了因“内外相制”维持了十几年的“八十万禁军”外，大多数时间禁军数量都不超过60万，比如王安石变法将厢军数量裁撤至22万，并将禁军数量维持在55万左右，即使宋徽宗时期累年拓边，禁军数量最高不过59万。这与唐代大多数时间的常备军兵力（比如唐玄宗时期的57万）相当，又远逊于明朝（超过百万，“九边”加京师三大营就将近70万），而两宋的战略环境为历代最差，战争频率也是历代最高的。
在这里，厢军有必要拿出来单独说一说。绝大部分时间，厢军本质是杂役，类似于现代军队中的工程、通讯、兵工、运输、后勤等部门，不属于作战序列，远不如西汉郡国兵、唐代防秋兵像军队，且数量更少。仁宗皇祐以后，曾短暂设置过教阅厢军，属于作战序列，又被称作厢禁军。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所有教阅厢军升为禁军，厢军再次恢复杂役本质。
其次，钱穆提出“积贫说”之时，历史研究者们并不知晓皇帝的“内藏封桩库”经常借钱给国库，从强化皇权的宋神宗开始才经常要求偿还，此前大多债务都被皇帝蠲免以彰显圣德。
另外，“冗官”也不是多大问题。
真宗至徽宗时期，官员数量虽然膨胀两三倍，但增加的多数是虚职，“未出官”（从未担任实职）者只发半俸；而担任过实职之后不再出任实职的“冗官”，则不再发放官俸。比如，南宋时甚至有为官四十年而只领过两年俸禄的。
总体上，两宋出现财政危机的年份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南宋晚期。虽然南宋政府对纸钞有一定滥发，但彼时财赋重地西川已经残破，税基损失严重；铜钱外流严重又导致纸币贬值，朝廷为稳定币值接受纸币交税，承担了大部分通货膨胀，以至于入不敷出，于是印更多纸钞，陷入恶性循环。
会子存在滥发主要还是不得已
这跟朱元璋发纸币不设准备金的用心还是不同的
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和“打算法”主观上想缓解财政压力，但执行粗暴，激化了官民矛盾，增加了地方军帅的离心力，直至身死与国灭。
相比之下，其他的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出现过财政危机，但多以横征暴敛、卖官鬻爵等方式解决，以至于激起民变乃至国灭。可以说，“积贫”是封建王朝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两宋的表现即便不算最好，也不至于被当作“积贫”最具代表性的王朝。
也有人说两宋财政是靠重税压榨老百姓维持的，这个说法对也不全对。两宋税重确实是事实，但这只是断章取义，学界共识的完整表述是“赋重而役轻”。因为供养了大量禁军，老百姓不用服兵役（边境紧急情况下会组织民兵），而厢军又承担了部分劳役，百姓总体负担并不比其他朝代更重，多收的税基本可以对应花钱购买的力役和雇佣的厢军。
而且，两宋的税收照顾到了贫富差距，田赋占比并不多，盐、酒、茶专卖所得税款是其最主要来源，主要来自于富户的消费。
最后再提一下宋史专家严嵩。明代官员经常对唐宋时期的政府组织能力大为诧异，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个问题严嵩是最有发言权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宋财政能力是远强于明朝的，或许谁最适合来做“积贫积弱”最具代表性的朝代已经不言而喻了吧……
积弱只是相对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相比汉唐两大强势王朝，两宋的军事表现还是很有差距的，即使相对两晋也是有所不足的。但是，考虑到两宋特殊的外部条件，其军事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
西汉的主要对手是匈奴，因为技术、装备、战法都存在代差，以至于“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即使后来匈奴学习西汉技术，也不过“三而当一”；
东汉主要对手是西羌，也不过是武将勋贵用来刷军功的，从未对东汉造成过威胁；即使到了唐代，代差依旧存在，大唐铁骑依旧是周边民族最羡慕的存在，虽然唐军对吐蕃、契丹战绩实在是拿不出手。
但到了两宋，情况却是反过来了。契丹人、党项人不仅占据了本属于中原的“自然疆界”（燕山山脉以及横山山脉），装备上亦是不落下风，党项人甚至在炼钢方面强于宋人。
其中，被西方称作“镔铁王朝”的契丹是北宋最强大的对手，也是历代中原王朝面对过的最强大的对手。
唐末军阀割据时期契丹便开始着手于渗透卢龙、振武、魏博三镇，五代十国时期利用强大的兵力在中原予取予求，当石敬瑭在契丹扶植下上位之时，契丹已经基本掌控了卢龙、振武，大体相当于“幽云十六州”，哪怕石敬瑭不割让也是契丹囊中之物了。
北宋立国之后，契丹甚至可以稳定做到皇帝亲征发兵三十万以上，而“澶渊之盟”缔结之前，北宋在河北地区兵力最多之时也不过15万，且没有燕山山脉作为屏障，只能被迫玩高难度的“以步制骑”，用步兵大阵对抗数量更多的契丹铁骑。
而党项人在唐代中后期被保持部落形态迁移至“定难五军”之后，历经百余年经营，横山地区党项人数量已经十倍于其他民族，宋初李继迁更是趁北宋与契丹连年战争之际攻占灵州，到宋仁宗时期，李元昊甚至谋求独立，其总兵力达到了三十余万（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一说五十余万，来自《宋史·夏国传》），而北宋在西北地区的驻军最多时仅有24万（与西夏开战前期只有十余万），并被地理环境分割为难以相互救援的四部分。
辽夏是经过汉唐两轮进化的文明国家
远非一般蛮族可比
面对这样的先天不足，北宋用较少的兵力维持了战略均势已是相当不易，而在王安石变法后又通过浅攻、进筑的蚕食方略收复了横山山脉，也算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比较好的结果了。
相比之下，战略条件更好的唐代武功虽然十分出色，但对吐蕃在大非川、素罗汗山、青海湖、寅识迦河，对契丹在东硖石谷等地，也接连打出丧师十万以上的“超鬼”表现，至于长安多次被攻破、成都被南诏攻破这种事更是让人无话可说，并不比靖康之耻光荣多少。
至于南宋，最衰弱的时期蒙古也是花了五十多年才啃下来，而纵观整个战争进程，我们更应该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南宋竟然没抵挡住蒙古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明明最凶险的第二次大规模战争都撑下来了，虽然之后川东各路“军阀”火并导致刘整叛国，虽然贾似道、吕文焕因为与李曾伯、高达、曹世雄、向士璧、印应飞等人的恩怨而大肆破坏国家军政系统、坐失多次解围襄樊的机会……
当时言论的不利影响
关于“积贫积弱”这事，当时人的一些言论也起到了很不好的作用。“积贫”方面还好，哪怕是王安石为变法写就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也不算太出格，但军事方面的某些言论简直是误人子弟。
比如被很多人拿来说事的“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张方平语）这与事实相差太远，其中有张方平为了反对宋神宗变法兴事的因素。至于为何是张齐贤，暂时只能理解为都是姓张的，互相帮衬了。
只不过才疏学浅如我也知道不少北宋对契丹的胜绩，光是杀敌上万的胜绩就包括但不限于石岭关之战、满城战役、关南之战（979年）、瓦桥关之战（980年）、唐河战役（988年）、莫州之战（999年）、遂城-羊山战役（1000年）、寒光岭之战、瀛洲保卫战（1004年）等，其中不少战役光斩首就过万，其战果放诸历代也是数得着的。
宋辽战争 宋军并不太落下风
文彦博评论“镇戎三败”的“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也很有代表性，也与史实不符。且不说三川口之战西夏以十万兵力对三万宋军，西夏方面损失更大；好水川战役任福擅自更改作战计划以致一万八千人的孤军被数倍西夏军包围，最后也不过是“杀伤亦相当”；定川之战葛怀敏一意孤行带领九千四百人又被数倍西夏大军包围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倒算是西夏战绩最好的一次了。而且，西夏惨胜之后也未实现战略目标。
倒是文官张亢的兔毛川大捷打得相当不错，其战功也是最卓著的，却被湮没在以范仲淹、韩琦为首的两派人马在关于对西夏战略的累年争论中，战功并不突出的狄青反而一飞冲天，而无足轻重的“镇戎三败”也成了两派文官之间互相攻击的重要论点，反倒是发扬光大开来。
后来，这些有意图的话蒙蔽了不少后来人，比如王夫之。于是《宋论》中又有了“屡败于西而元昊张，启侮于北而岁币增”之类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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