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崛起：春秋视野窥山西
回顾山西高台，以一个像样的国家兀立于世，大概就是晋国，晋侯即法人，都于翼城、新旧绛。之前，晋国偏侯一枚，仅是为人作嫁衣裳，或者充作打酱油的。晋由“方百里”唐国发端，延续生命，在春秋岁月里渐渐长大，晋献公作为“灭霸”专家，把高台上的周边小国扫荡一空，使晋国坐大，历史称之“奠霸”。自周平王东迁，晋国小步成长，迄于晋献公当国（前677年），春秋已去93年。之前仅是山西高台上的塑造期，对于华夏列国，却是无声无息，印象不深。
以今人思维臆测，在海拔仅有30-50米的中原平原，自古就有一种地域优越感，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居民说词中，凡来自太行山巅或者半腰的，都是“山上的”，包括河内，而将自己列为“山下的”。言外之意，晋人留给中原印象就是古朴少语的“山老抖”。问题是山老抖一旦下山，其势不可挡。
这一日即将来临。
晋人在中原第一次闪亮登场，大概就是公元前636年的“勤王”，即晋文公元年。盘踞洛邑的周王室出了内乱。王弟叔带因乱搞男女关系，与周襄王闹僵，从而引发叛乱。襄王出奔郑国，王弟叔带则占据洛邑及阳樊之地。62岁的晋文公获信后，将师出征。作为周王分封的姬姓诸侯之一，王室有难，理应救助，情同父子。这是诸侯的责任与义务。晋师走轵关陉道，下到河内，灭掉王子带，迎周襄王归于洛邑，仅用一月，勤王大功告成。史称“晋文公勤王定天子”。
勤王之举，举世震惊。让晋国树立起至高的“道德卫士形象”，加上其展示出的快速反应能力，俨然忠勇救主的周室之“宪兵”。其形如二战之后美国与国际关系的肇建与维护。
此后，晋国获得了在中原百国中振臂一呼之地位。名号已响，但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仍需检验。除了勤王，晋国还需通过一场战争来树威立霸。回顾中原，齐国称霸刚刚偃旗息鼓，宋国又跃跃欲试，但都不是江湖大拿，而真正的实力派在郑宋二国之南面，这就是领土数第一的楚国，晋国疆域仅是其三四分之一。其余小国，如繁星过百，其实多是吃瓜群众，只有睁眼观察的份。楚国蛮夷之地，自古霸蛮，面对这黄土高台上的山老抖，岂能服气！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一遛，一遛不就明白了。
公元前633年，晋楚刀戈并举，较量开启。导火索是楚攻宋，晋不能不管。双方一北一南迎面而来，双方还有跟班，今称为仆从国。双方对垒于城濮，在中原偏东北之山东鄄城西南，属于卫国。面对楚国蛮兵，兵力不足的晋文公竟有些胆怯，也有噩梦附体。想那楚国蛮师，久居丛林烟瘴之中，其生猛不是随口一句盖的。多亏了谋臣狐偃做心理咨询，提及“表里山河，必无害也[1]”，晋文公方才安定。等翌日一战，晋北师竟然大获全胜，楚帅子玉羞愤不已，拔剑自刎，楚国铩羽南归。
“城濮胜而天下诸侯翕然从晋”[2]，山老抖从此变成晋老虎。不久，迎来践土之盟约。今春秋争霸，与欧式规则不同，欧洲列强一旦战争结束，战争双方会签订合约，论定割地赔款，惩办战犯。而春秋列国是举行会盟，推举“霸主”，从形式上起到“立威”“称霸”作用而已。经晋国倡导，晋、齐、鲁、宋、蔡、郑等国盟于践土，连周襄王也应招屈尊而至，给足晋国大礼。在与会诸侯拥戴之下，晋文公半推半就担任“诸侯长”，而后将王室扶尊，以第二代霸主主盟。此为有名的践土之盟。
于此，晋国升格为带头大哥。晋文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虽然位序在齐桓公之后，但论及实力和影响，春秋无出其右。诚如钱穆所言，“霸政创始于齐，赞助于宋，完成于晋。”[3]如金庸所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4]倚天，剑名。晋国堪为春秋之剑，在历史的天空行侠仗义。
此后，晋国形成一套潜规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女主演绎为“垂帘听政”，此为国粹，大概始于此。总而述之，晋文公霸业出现，此后断断续续维持百余年，论及时间之久，春秋无二。
晋国下山之后，打出“尊王攘夷”旗号，一半维护周礼制秩序，一半寻求本国发展，在天下列国在中异常活跃，状如横空出世。它们醉心于大国行动，有“战争”“会盟”“朝觐”“聘问”“联姻”之事，大抵是“美女加大棒”“外交加动粗”，一手软一手硬。从旁窥测出周室“共主衰微，王命不行”，[5]导致天下大乱的现状。“霸权”呼之欲出，有现世其存在价值，成为列国之梦想。在当时的国家梦，其实就是霸主梦。除了五霸，还有小霸、奠霸、续霸、复霸之君，如郑庄公、齐僖公、晋襄公、晋悼公、楚成王等。可谓“天子式微，霸主登台”[6]。而真正的霸主国家，则是晋楚。
有关春秋以后的“霸政”，笔者曾经存在极度恶感，视之为逆潮流而动。但逐渐明白，春秋开始，并不应将之简单理解为“依强凌弱”，而是有其合理性背景。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华夏民族面临夷狄极严重挑战，杨伯峻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7]。面对周室无能，霸主应运而生，旨在“在天子权威崩塌后维系华夏世界礼乐文化与文明秩序的关键。[8]”“尊王攘夷”的社会目标产生。霸主一面要尊从周王室，维持其秩序尊严，一面要带领诸国支援受到夷狄民族侵害之国。因而，春秋称霸，与战国称霸有所不同，前者按一定的道义来维系秩序，后者则是倚强凌弱，肆意吞没。对此孔子表示理解，谓“诸侯之无伯，小国之害也”[9]。“伯”者，规矩、秩序之意。
晋国，这个久居高台之上的大国，渐趋雄壮，晋侯也乐于把大量精力用之于列国事务之中。其规则是屏护周室，扶持弱小，主盟诸侯。前两者依靠武力、战争，后者依靠权威、和合。盟会曾设计为“三岁而聘，五岁而朝”，但仅是理想，仅凭“诚信”自愿。战争逐渐成为家常便饭。有资料统计，春秋举凡242年，共发生战争590 余次，晋国参与150 多次，胜多负少。晋国的霸主地位是在这些战争中维持确立。撇开内战，晋国这些战争，主要有晋楚之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三驾之战；有晋齐战争，如鞍之战、平阴之战、太行之战；有晋秦复仇战争，如崤之战、令狐之战、麻隧之战、迁延之役；晋与戎狄战争，如晋与白狄之战、晋与赤狄之战、晋与鲜虞之战，还有多国混战，晋师俨如铁臂阿童木。
晋师的勇武在春秋一世爆得大名，虽非碾压性的，但也足以让列国颤栗，唯有中后期楚国可敌。晋国在春秋大部时段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与今日视野对比，以区区山西而敌数十省域，简直不可想象。究其因，首先是山地地理带来的巨大优势。有关山西的地理论述，笔者发现除了顾祖舆那段经典言语，下来就是清人顾栋高的此段概括最为精要：
自灭虢，据崤、函之固，启南阳扼孟门、太行之险，南据虎牢，北据邯郸，擅河内之殷墟，连肥、鼓之劲敌，西入秦域，东轶齐境，天下扼塞巩固之区，无不为晋有。然后以守则固，以攻则胜，拥卫天子，鞭笞列国，周室藉以绵延者二百年。是犹倒持太阿之柄以与人，而复假之以自卫也。”[10]
晋国除了地理，还有诸多有利之处：一是晋卒众而骁勇，二是晋帅多而才能卓著，文韬武略；三是装备齐全而先进，如甲胄和盾，由牛甲、犀甲、兕甲等皮革制成，形如装甲和防弹衣。而车乘，如春秋时代的机械化部队，移动迅速，适合平川、丘陵作战。这些晋军勇猛如虎，或驾车，或乘马或徒步，驰骋于中原各地。
而晋国军队，无论规模和质量上均在以举国之力扩军备战，与其超强地位相匹配。晋武公时，仅有一军，根据当时规定，一军约12500人，与民国时期的一师接近；晋献公时期扩为二军，晋文公发展成三军，车七百乘。称霸后，晋国大规模扩军，晋景公时晋军有六军，参见鞍之战，仅出动一半兵力，有 车乘达800 乘；晋平公时期，晋国的已有5000乘左右，按每乘30人左右，兵力总数超过15万人。这是国军，除此还有邑兵和私兵，属于卿、大夫，数量也是可观。
打仗是打后勤，打技术。晋军能够长期称霸，与其后期保障和制造能力有关系。随着晋国开疆拓土，疆域面积愈来愈大，最盛时几乎包括山西全境，兼有秦冀鲁豫一部，估计在18万km²左右。境内物产丰富，河东中条山有丰富矿产，利用价值大的有铜铁，盛产池盐，晋西晋北有良马，这些均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另外晋国境内的中条、太岳、太行诸山森林广布，木材可以作为各类车乘的建材。另外晋国的农业、手工业非常发达，《考工记》里所列30余个手工业部门，晋国几乎都有。[11]大宗包括冶炼、制造、建筑等，洛邑成周城墙曾有晋国戍兵、工匠的营造，耗时仅一月，监造人为魏舒、韩不信[12]。晋国有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业，青铜器驰名天下，其中有新田古都遗址可以证明。
如果说晋军在春秋早期称霸合乎礼义，尊重王室、恪守规矩的话，中后期就愈来愈不讲究，而将霸政演变为相互间霸权的角逐，不惜破坏华夏秩序、牺牲列国平民为代价，这对中原列国的伤害是巨大的。尤其处在中原腹心的小国，纷纷被卷进晋楚争霸的旋涡。于是由宋国倡导弭兵之会，盟约谓“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其中隐藏的国家、个体之痛，字字诛心。
仅以郑国为例，郑正好处在晋楚两国中间，虽然郑国曾经小霸，但那是“小耍耍”，面对两个春秋大国，渐渐的就没了脾气，开始受起了“夹板气”。仅公元前608年—前596年，郑国就遭至晋国5次、楚国7次攻伐，受尽欺辱和摧残，早已没有了汪洋恣肆的诸侯气象，只能“骑墙”逢迎，在夹缝中求生存。“楚来伐就与楚平，晋来讨就同晋和”[13]，形如1940年代日军扶持的维持会长，无气节可言。郑国子良曾经控诉道，“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14]”。伤心欲绝之下，郑国大夫子驷甚至想出用财宝来贿赂二国求平安的屈辱之计，谓“牺牲玉帛，待于二竞，以待强者而庇民焉”[15]。郑国与宋、陈同处于天下之中，历来是被晋楚争霸、拉打结合的关键所在。此类二三流小国，数量不在少，其中所受的伤害至深至烈！
仅从主导列国大势、表达大国意志等方面观察，晋国做得比较成功，“自文公初霸，襄公继业，终春秋之世，盟主的位子差不多始终在他们的手里。……并且称霸时间长达百年之久，影响着整个春秋时代的社会进程”。[16]它的角色感存在感很强，做到了淋漓尽致，军事、外交手段灵活老辣，长袖善舞，可以说无处不晋。春秋社会犹如民国四川，群雄竟起，军阀混战不休，晋国犹如带头大哥，在污泥浊水中主导着江湖恩怨，浑身熏染如黑炭，不知是染黑还是原黑。
晋公室确实为晋国谋得了春秋大国地位和形象。但是，放到更大视野中思考，依靠这种霸政，终究有问题，你不过是中原失序后的应急反应，终究是一种极端行为。作为霸主，你的所作所为，很难做到合礼、信义，更谈不上公正平等。面对生灵涂炭，晋悼公也为之所动，曾在亳之盟（(公元前562年)）祭出一誓：
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17]
笔者在浩瀚之春秋文献中发现，这段古文虽然费解，但极具人文价值，里面充斥着大爱、责任和大义，至今品之，弥足珍贵。现翻译如下：凡是我们同盟国家，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垄断利益，不要庇护罪人，不要收留坏人。救济灾荒，安定祸患，统一好恶，辅助王室。
但查考一下周室、小国的内心世界，及平民求告无门的眼泪，一切皆知。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随着世风日下，晋国只能裹挟而下，充当洪水猛兽，其形象红黑兼具，亦善亦恶，如民国袍哥社团组织，也是义字当头，急公好义。但它们究竟为苍生做了什么？扪心自问，苍天可知。
笔者小结：晋国崛起，曾经带给晋人以辉煌，让山西人平添几分历史自信。每当回溯山西源头，无不为2600年前的晋国生出几丝自豪。但锥心而问，这种大国崛起带来的霸政，并非完全出于民意，而是诸侯、卿之间的权力游戏。晋人的骄傲，小国的哀嚎！直到春秋后期，争霸仍在继续，造成春秋社会的严重生态灾难；而且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延至战国时期，华夏民族几呈万劫不复！笔者臆测，其可见的原因有二：一是缺乏一套有效的社会秩序及修复机制，周室本来是秩序的建立主导者，后来却无声无息，渐渐沦为旁观者——自保者；二是中原列国之间缺乏安全感，缺乏应有的民本意识，官权独大，民意力量极为薄弱，譬如晋国社会，仅有君侯、卿强大，其他阶层力量很弱，对于广大底层平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春秋历史中，几乎看不见其主张、言语、心理活动，而驱赶着成为血腥杀戮中的沙粒。孟子曰：“春秋无义战”[17]，由此细思，极恐，至今再思，极恐。
[1]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3][5]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54-60 页。
[4]参见金庸：《倚天屠龙记》。
[6][8][13][14][15]蒋建安：《论春秋时期的霸主》，第2页，第2页，第1页，第43页，第44页，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74 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1376页,第44页。
[10][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18 页。
[11][12]山西通史编委会：《山西通史》，2001年版，第341页，第363页。
[16]贾飞飞：《表秋时期晋国对外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摘要部分。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989页。
[18]出自《孟子》的《尽心章句下》。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作者：冯潞 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人文学者，山西战略咨询专家。著有《山西密码》《晋东南密码》《高台上的中国》《皇城报告：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北方村落调查》等10部。策划出镜有央视、山西卫视等的纪录片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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