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這個頭銜在很多人看來是無比光鮮的，在科舉時代，中狀元被認為是祖上積德，光耀門楣的盛事。可是在宋代中期以前，狀元的含金量並不高，也沒有後來那樣受人們重視，尤其是五代時期，狀元和普通進士幾乎沒有差別。
五代中原五朝、南唐、南漢、前蜀、後蜀、吳等加在一起共有進士考試121次，應有狀元121人，而實際上能留下姓名的狀元僅有32人，可見，五代的狀元大部分都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這也說明，當時人們對狀元並不看重，並不津津樂道其事蹟。
狀元在五代不受重視，是有其歷史原因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五代狀元多半官職不高。在已知的32位狀元中，有11人均未見仕途經歷，還有一人奪魁後不久便死了。剩下的20位，有的人分別為拾遺、推官、正字等，幾乎都是最低級別的官員。官職低了，自然也就沒有影響力，很難在史書上留下痕跡。
二是五代時中了狀元並無實惠。五代沿襲唐制，狀元與普通進士一樣，一般不是在公佈名次時直接授官，需要通過吏部的開始方能進入仕途。但即使是通過了吏部的考試，狀元的授官只能是從起點的從九品上開始。直到宋代中期以後，狀元的起點才是七品官，明清時期，狀元入仕的起點則為從六品的翰林院修撰。
五代唯一官職宰相的王溥，是奪魁後唯一受到重視的狀元，起點為秘書郎（從六品），另外還有副宰相王樸，起點為校書郎（正九品上），也比規定起點略高。
南唐的伍喬，頗有才氣，他奪魁於保大十三年（955），長期在地方當幕僚，至南唐滅亡之際的宋開寶八年（975）還是個員外郎，可見起點之低，升遷之慢。
另外一位狀元樂史奪魁後，由於齊王李景達的極力推薦，授予秘書郎，起點不低。但入宋後，他又重新考了個進士及第，又做了幾十年官，最後還是個職方員外郎，等於一輩子沒有升遷。
明清時期的普通進士一般都授職正七品或從七品，而狀元不經朝考便可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五代狀元要想達到明清狀元的起點官階，一般要熬二十多年，大部分人終生都未熬到。就五代時期的狀元而言，“狀元”的桂冠並未給他們帶來任何實惠。在待遇方面，與宋中後期的狀元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三是五代時期狀元的頭銜不響亮。五代時，“狀元”這一稱謂叫得不響。早期的記載一般只稱“甲科”、“甲第”、“高第”、“榜首”或“第一名”。如《玉堂閒話》只說狀元鄭雍是“一舉甲科”；《舊五代史》稱狀元崔周度是“舉進士甲科”。
更有甚者，不少記載根本無視科舉名次，記狀元也只是籠統地說“進士及第”，如《舊五代史·王樸傳》記載：“樸字文約，漢乾祐中擢進士第”；再如《太平廣記》談及狀元陳逖時只說，“某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
而且在許多的史料中，往往在提到某一進士科考試時，往往只提考官的名字，即知貢舉的名字，而不提狀元是誰，甚至還說“甲等無名”，即沒有分等級名次。正因為五代狀元並無實惠，官職也不高，所以人們往往不去特意強調誰是狀元。
需要說明的說，五代的進士科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叫“傳衣缽”，這也很能說明當時的狀元不受重視。何謂“傳衣缽”呢？就是主考官當年是進士第幾名，就會選擇他認為最好的學生為第幾名。
比如後唐長興四年（933），和凝以郎中、翰林學士知貢舉，因為他本人先前是以第十三名進士及第的，所以便將最得意的門生範質特地取為十三名，以便將來傳自己的“衣缽”，卻不將範質定為狀元。若是當時狀元的名聲響亮，且有實惠，這豈不是坑了範質嗎？
總之，對於狀元子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我們必須要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來進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五代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狀元和進士一樣，沒有特殊的待遇，是不被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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