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將潘美一生南征北戰，立下了不少功績，卻在死後被民間故事描繪成一個大奸臣，可謂冤到家了。為什麼別的名將死後被後人景仰，而潘美卻揹負很多罵聲呢？潘美被誣名的背後，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呢？
潘美（925—991），字仲詢，生於亂世，少懷大志。他曾說過："大丈夫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公元 950 年，後漢大將郭威篡漢建立後周，潘美與趙匡胤都是後周的臣子。周世宗繼位後，潘美任供奉官，並隨周世宗徵北漢大獲全勝。戰後潘美被提撥為西上閣門副使，後又升任陝州監軍，深得周世宗器重。 公元 959年，周世宗病逝，大將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建立了宋朝。當時的宋朝北有契丹遼國和原的北漢，南有南唐、吳越、後蜀、南漢等國，960 年郭威的外甥李重進又打著"驅逐趙賊，回覆周室"的旗號，發動叛亂。趙匡胤以石守信為招討使，潘美為行營都監，平定了這次叛亂。
開寶三年，宋太祖命潘美征討南漢。潘美的連續攻佔了賀、昭、桂、連等州，直逼南漢門戶韶州城下。 當時的韶州有南漢十萬人馬，潘美一戰斬殺數萬南漢軍，成功攻佔了韶州，兵鋒直指廣州。潘美定下以火攻取廣州之計，派遣數千人夜間手持火炬，火攻廣州。南漢軍驚慌失措之下，被潘美打得大敗，南漢國只得向宋投降。
開寶七年九月，宋太祖又令潘美、曹彬率十萬大軍征伐南唐。潘美身先士卒，搶渡秦淮河，大軍兵臨金陵城下。南唐後主李煜連夜派數千人偷襲潘美部，潘美與南唐短兵相接，大敗南唐軍，並順勢一舉攻克金陵，潘美也因功被封為宣徽北院使。
宋太祖病死後，契丹遼國不斷侵擾宋朝邊境，宋太宗命潘美為知幽州行府事，抵禦遼國。潘美率軍扼守住遼中的咽喉固軍，擊敗遼國數次來犯的騎兵。 宋太宗以潘美之公，封其為忠武軍節度使、韓國公。
雍熙三年，宋太祖命潘美、曹彬、崔彥率軍北伐，以楊業為潘美副將。 宋朝北伐初期勢如破竹，主帥曹彬產生了輕敵心理，率主力孤軍深入，結果被遼軍殺得大敗，宋太宗忙令宋軍撤退。 楊業建議潘美派兵，吸引住遼兵主力，然後派精兵埋伏在撤退的路上，掩護軍民撤退。但是監軍王詵反對這個計劃，要楊業從雁門大路出擊。宋朝監軍權力很大，潘美只得同 意王詵的意見。楊業臨別時，要求潘美在陳家峪口埋伏步兵和弓弩手，等楊業部撤退到此地時，帶兵接應，與楊業兩面夾擊，可以反敗為勝。
潘美按照楊業的計劃在陳家峪設伏準備接應，但王詵怕楊業搶功，不斷催促潘美撤退。等楊把遼軍引向陳家峪時，一個宋軍的影子也沒有。楊業終因寡不敵眾，兵敗被俘，壯烈殉國。 宋太宗事後將王詵革職查辦，將潘美連降三級，潘美此後被閒置起來。淳化二年，潘美去世了，享年67歲。宋太宗追贈其為中書令，諡"武惠"。
陳家谷一戰是潘美一生的轉折點，元代脫脫編撰的《宋史·楊業傳》中說："（楊業）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望以步兵夾擊救之；美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正是這段記載拉開了潘美被黑的大幕。
楊業兵敗陣亡與潘美的確有關，但潘美對楊業的死責任有多大？雍熙北伐失敗，主要責任不在潘美；宋軍撤退時，主要任務是要將百姓內遷轉移，所以暫避敵鋒是最為穩妥的。但監軍王詵出於嫉妒心理，怕楊業立功，反對這個計劃，逼楊業出戰與遼軍硬剛，使得楊業最終兵敗身亡。主帥潘美的責任，是置楊業於不顧，並沒有按照事先的，在陳家峪埋伏，而是自顧自的撤退，所以王詵後潘美對楊業之死是該負有責任的。
楊業的兵敗最大的原因在於監軍王詵否定了楊業原來的計劃，逼其正面出戰；而潘美作為主帥，不能堅持正確的意見，事事以王詵馬首是瞻，事後被"削秩三等"也並不冤枉。但是總體來說，王詵要負主要責任，潘美負將要責任。
從北宋開始，"楊家將"的故事便在民間開始流傳，楊業英勇善戰、忠君愛國、捨生取義的高貴品質深入人心。但是在北宋時，潘美在楊家將故事中，也並不是徹頭徹尾的壞人，與楊家也沒有什麼恩怨，並沒有被老百姓視作奸臣。
潘美形象的第一次轉變，來自北宋大文豪蘇轍的一首詩。蘇轍在《過楊無敵廟》中寫道："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碧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馳驅本為中原役，嘗享能令異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肜聊足慰忠魂。"這首詩寫出了楊業的忠勇報國，但最後兩句用晉代周處的典故，將楊業之死的責任歸於潘美身上，蘇轍是個影響力很大的文人，他的這首七律將潘美推上了風口浪尖，使潘美的形象開始發生轉變，並影響到了後世文人的創作。
楊業
民間潘美的奸臣形象主要來自元代雜劇《楊家將》。這出雜劇借楊業與楊七郎之口說道："只恨那潘仁美這個奸賊，逼的俺父子並喪番地"，還把杜撰出來的人物楊七郎，說成是向潘美求救時，被潘美灌醉後綁在樹上亂箭射死。劇中的八王趙德芳將潘美與楊家結仇的原因解釋為潘美在徵後漢時，被楊業射了一箭，所以楊業降宋朝後，潘美常記一箭之仇，一心想要謀害楊家父子。但是這出雜劇中，還沒有出現楊七郎打擂，打死潘美兒子，兩家結仇的劇情。
有蘇轍的詩在先，又有元代雜劇在後，潘美的形象也逐漸被刻畫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奸臣。在民間文學的傳播過程中，潘美的演義形象被橫向滲透到正史領域，從功臣轉化成罪臣。
歷史題材的文學創作，通常都是在真實的歷史基礎上，增添一些情節加以擴充，使之形成一個新的完整文本。明代熊大木版《楊家將演義》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楊家將演義》從頭到尾都不忘對潘美進行醜化，潘美在這部作品中，是一個對名位、權利極為迷戀的人，也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為隨後的潘楊恩怨做好了鋪墊。
與正史相比，作為主帥的潘美挾私報怨，昏庸無能，故意用錯誤的軍事部署讓楊業戰死，將突圍求救的楊七郎射殺，將楊家將的悲劇推向了高潮。《楊家將演義》中的潘美已經徹底成為心胸狹隘、殘忍狡詐、貪圖名利的奸臣形象。
"楊家將"故事是一個積累流變的過程，潘美歷史形象與文學形象的錯位也有著深層的原因。 宋代周邊強敵環伺，民族矛盾尖銳，接下來的元代更是設立了"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的四個人種等級制度，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達到了高潮。民間普遍希望能出現一位英雄去改變這樣的社會氛圍，這也是民間感情的趨向的。楊家將忠勇報國的氣節符合人們對良將的期望，但是還需要一個禍國殃民之人去反襯楊家將的忠勇，與楊業之死有關的潘美正是反面人物的最佳選擇。《楊家將演義》中的忠奸鬥爭，暗含對於誤國奸臣的批判和對忠義之臣的褒揚。楊業抵禦外寇、保衛邊疆是一條主線，忠奸鬥爭是為了推進劇情而設的副線，目的是烘托出人們對忠臣義士的期盼，用忠奸之間的對立和鬥爭，拔高楊家將忠君愛國形象。
潘美形象的變遷，剛好能夠服務創作者的需求，無論在民族矛盾還是忠奸之辨，都需要有一個"潘美"的形象存。封建時期文人無法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時，只能藉助手中之筆以 舒其憤，在"崇楊貶潘"創作理念的背後，是他們對君明臣賢、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渴望。
回到歷史本身，潘美有沒有害楊業之心呢？我們可以拋開文學虛構去分析一下。當時的潘美身為檢校太師、忠武軍節度使、韓國公，而楊業只不過是五品雲州觀察使，讓楊業作潘美的副手隨同出征，是宋太宗對楊業的破格使用。 對一個降將如此重視，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猜忌和妒嫉。《楊業傳》寫道："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這種超常的信任，是有可能引起潘美的妒嫉的， 陳家峪之役正好給了他除掉楊業的機會。《楊業傳》記載，楊業在率軍出征前要求潘美在陳家峪埋伏接應時，是"泣謂美曰"，當他撤到陳家峪未見到援兵，又一次"大慟"，這兩次落淚，說明楊業心理上是有所準備的，他在出徵前就很可能想到了這個結局。
從明朝開始，口述歷史和戲劇已經影響到文人、史書對潘美的記載和評價。王夫之在《宋論》中說："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就是直接指出潘美是因為嫉妒楊業，而不肯救楊業的。這證明至少到在清初時，文人群體已經普遍認同口述歷史的說法。清順治年間，御史顧如華甚至上奏，廢除潘美的從祀資格，居然被順治皇帝批准。
口述歷史與史書不同，史書在編修時，對歷史真相可能出於某種目的進行部分遮蔽。孔子編《春秋》時，便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後世史官在修史時，也常將這種"春秋筆法"，去刪減、過濾、捨棄一些事實。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史書，有一部分只是寫史者筆下的"歷史"，是支離破碎的"歷史"。但是越是遮掩防範，越能激發起人們的好奇心。從某一蛛絲馬跡出發的各種秘聞、街談巷議，便應運而生，產生了口述歷史。口述歷史是對正史的修正與補充，使歷史更豐富具體、更生動細膩。司馬遷的《史記》中，歷史被他寫得有血有肉，感情充沛。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以及許多罕為人知的生活細節、私話秘事都被寫進《史記》。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便是採用了大量的口述歷史，廣泛蒐集民間的口頭傳說，將歷史寫得豐滿、 圓潤，成為"無韻之《離騷》"。
古代在史官之外，還設有專門採集民間傳說的稗官。稗官"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千萬言。東方朔三山之求，諸葛亮九曲之勢，於史籍無其事，彼則肆為出入"。歷史在民間的傳播最忌平淡，和史書相比，口述歷史忠奸對立，善惡分明，美醜映襯，滿足了人們的心理期待。潘美形象在史書中寫得比較曖昧，但在民間口述歷史中長期流傳，並走樣變形，影響到人們對潘美的歷史評價，這都是由口述歷史存在著異化、蛻變為文學的可能性決定的。
史書的侷限決定了口述歷史的長期存在。 口述者有選擇的自由，遺忘、編造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史書需要反覆審定材料、力求真實再現人物原貌，而戲曲、小說等民間俗文學則可以廣泛吸取傳說、佚事等並展開想象、主觀評判，由此產生的人物形象必然會出現失真。所以潘美形象的變遷，是在史書、歷史、社會、民間文學等多種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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