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姑六婆"一詞最早出現在明代，

在人們的印象中，"三姑六婆"通常是指一些搬弄是非、不守婦道的婦女，有關她們的一些文學作品，也多以譴責或者厭惡的口氣來描述她們，她們的形象普遍是負面的，或貪財好利，或巧舌如簧，是搬弄是非的代表同，有著一定臉譜化的特點。

但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都是掌握封建社會話語權的男性，是封建士大夫從他們所處的角度，用他們特有的眼光向人們描述出來的。他們之所以要給這些女性加上汙名，是因為古代婦女通常都是靠依附男性來獲得身份，而"三姑六婆"中的部分女性，脫離了父系社會的體制，擺脫了儒家綱常思想的羈絆，與儒家的核心理念相悖，封建士大夫們也不知怎樣才能將她們納入會秩序之中，所以對這個群體會產生偏見和憎恨。

"三姑六婆"的活動

"三姑六婆"是一個很廣泛的群體，內部組成也是十分複雜的。她們中既有出家的尼姑和道姑，也有在紅塵中混世的媒婆、牙婆；既有宗教方面人士，也有婦科的專業女性。她們中不乏一些具有一定專業水平的人士，比如精通婦科的"藥婆"與"穩婆"，擅長情感交流的"媒婆"，都為社會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三姑"都是出家女性，說的是佛教的尼姑、道教的道姑、專門給人占卦的卦姑。"六婆"中，牙婆是指專門販賣人口的人口販子，專為富貴人家買賣奴婢、妾侍；而媒婆指 專為人介紹姻親的女性；師婆是專門畫符施咒、請神問命的巫婆；虔婆是妓院內的老鴇母；藥婆是賣藥兼看病的女性；穩婆則是專門接生的接生婆。

"三姑六婆"的活動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如"三姑"中的尼姑和道姑，不僅誦經唸佛、為人超度消災，還有不少能精通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甚至可能會被貴族階層延請，成為其家中女性的家庭教師。

傳統社會男女授受不親，女性的一些疾病難以在男性面前啟齒，有些女性患者因此拒絕男醫生的治療。這時從事醫療的藥婆、師婆以及穩婆，就能發揮重要的作用。明代許多著作如《金瓶梅》、《牡丹亭》、《嬌紅記》中，都有女性醫者為女性治病的描寫，說明她們在明代並不遭人排斥，她們的活動與婦女的生活息息相關，也體現了女性自身的創造力。

談允賢就是明代一位女名醫，與晉代的鮑姑、西漢的義妁、宋代的張小娘子、並稱古代四大女醫。她出生醫學世家，其祖父談復、祖母茹氏俱為當時名醫，從小得以攻讀各種醫學典籍、著有《女醫雜言》一書傳於世。她與醫治的女性對象建立在親密接觸上的平等對話，是對她們情感和生活的仔細觀察，是來自於女性對女性身體的同情，她也因此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和景仰。

女醫

"穩婆"是專為女性生育服務的一類人，是古代的"助產士"，在女性生育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她們一般在自家門口懸有招牌，上書"祖傳某奶收生在此"的字樣。明代孕婦生產時，家中置辦好桶盆等器具，預備參藥、紅糖、生薑、草紙等物。穩婆以粗紙鋪床，以枕安於腿中，直到孕婦羊水湧潮，腰腹齊痛時，對孕婦施以援手，讓嬰兒順利誕生。若遇難產，穩婆多也臨危不亂，讓孕婦仰臥，將胎兒身體理順，使胎兒頭對產門，然後以湯藥催之，即可順生。穩婆憑著長期的經驗和一雙手，應對生產中的各種突發情況，非精良妙手、菩薩心腸，難以承此重任。

在中國傳統社會，結婚必須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從唐朝開始，政府便規定合法婚姻必須要有媒人的參與。明清時期的媒人分"官媒"和"私媒"兩類，官媒不再具體負責民間百姓的嫁娶，只負責官府人家的婚事，以及管理犯罪女性。平民之家的婚姻，一般都是通過私謀說合而完成的。"私媒"平時也會賣些女性用品，通過賣這些用品，她們可以更好的走家串戶，瞭解各家情況，哪家想嫁女娶媳的她們都瞭如指掌。《醒世恆言》中的王婆，就是這種媒婆的代表。她會接生，會做針線，又賣花粉，這些技能都能幫助她更好的作媒。

王婆

也有一些媒婆利用身份之便，從事人口販賣勾當，與"牙婆"一樣令人厭惡。她們在幫人做媒的同時，也為人口買賣做中介，身兼二職，《水滸傳》中的王婆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三姑六婆"自身的侷限性

隨著明朝社會經濟的發展，"三姑六婆"的活動也不可避免的帶上營利性的目的。這是她們被封建士大夫文人詬病的主要原因。

在封建士大夫的眼中，尼姑、道姑等出家人應當遠離紅塵，不愛錢財，否則就是六根不淨，難以成正果。但是明清之際的許多尼姑和道姑的行為，帶著很明顯的"求財"目的。她們或幫女施主家做法事唸經，或以多種藉口求取佈施，令傳統的士大夫們十分反感。

"三姑六婆"中的媒婆、藥婆、牙婆等等，也都大多抱著營利的目的。她們的收入主要是各種"喜錢"、"賞錢"，可以是金銀銅錢等貨幣，也可以是各種實物。很多穩婆在為人接生時，將胎兒的胎盤盜出販賣，號為"紫河車"，說能益氣養血，價格十分昂貴。也有些"三姑六婆"在與婦女的交往中，用假金銀首飾騙取女性錢財，這都為這個群體被汙名奠定了基礎。

傳統社會中，女性活動的空間很小，基本處於一個封閉的環境中。特別是明清時代，受到程朱理學的影響，女性被要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防止她們招惹是非。但是"三姑六婆"這個群體的活動空間相對就很開放，她們的社會交往流動性也很強。她們可以出入他人的家庭，甚至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域，對男權主導的社會規則造成了挑戰。

更有甚者，一些"三姑六婆"在服務權門之時，有機會利用這種服務去提升自己的階層。明朝的皇宮經常會在社會上挑選一些有特長的女性為自己服務，"三姑六婆"們一旦被選中，不僅可以出入皇宮，也會讓自己身價百倍。她們的收入遠超其他女性，甚至能與一般男性相比也不遜色。這種經濟上的強勢地位，使得她們在家庭中有了相當大的話語權，在家中佔據主導地位。她們的家庭也一反"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女性成為家中的支柱。比如明朝熹宗朱由檢的乳母客氏發達後，三親六戚都跟著飛上枝頭當鳳凰，並受到朝廷的加封，一躍而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員，這些都對封建社會傳統的倫理構成了挑戰，自然會受到儒家知識分子的批判。

三、封建文人眼中的"三姑六婆"

在封建文人編著的《金瓶梅》中，"三姑六婆"出現得最多，有王婆、薛嫂、文嫂、馮媽媽、劉婆子、王姑子、薛姑子、蔡老孃等十餘人。這部書的作者以整齊劃一的筆調，賦予她們的共同品質是:"巧為詞說、搬弄是非、貪財好利、盜騙財物"、惑亂人心、媒介姦淫"等等各項罪狀，就是封建儒家知識分子對這個群體的認知。

《金瓶梅》中的"三姑六婆"最大的罪狀是挑唆良家婦女逾越婦道、姦淫冶蕩。讓人意外的是，小說對真正的惡棍西門慶的批判，比那些"三姑六婆"少得多。這種帶著有色眼鏡的批判，顯露的是保守的男性中心觀: 在極端的男權意識下，女性異化為男性的財產和工具；而男性對女性的佔有規模，成為其社會地位和身份等級的顯著標志。作者對"三姑六婆"高調錶達憎惡鄙夷，是為了故意顯示封建知識分子的清高立場，證明世上 "誨淫誨盜"的事都是"三姑六婆"做出來的。

薛嫂身兼賣婆、媒婆、牙婆，常年為女眷們提供脂粉花翠，併兼說媒聯姻、買賣婢女；馮媽媽在西門家承攬些家務粗活，也兼營丫環買賣。從物質到精神，"三姑六婆"實際上滿足了西門家眾女眷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需求。

由於"三姑六婆"職業的特殊性，為她們與女眷的交往帶來了便利，她們幾乎包攬了西門家女眷的所有外交事務。她們以強大的應酬交際能力，參與促成了西門慶家裡的重大變故，起著穿針引線和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對“三姑六婆”的限制及失敗原因

從《金瓶梅》中，我們可以普遍看到明清知識分子對"三姑六婆"鄙夷的態度，這也是他們與"三姑六婆"矛盾的根源。因此在他們筆下，"三姑六婆"這個群體形象越來越負面，她們是不遵守封建社會"幽閒貞一"婦德的一群女人，是不符合傳統儒家思想的一群女人，所以要對她們進行限制和管理，避免社會秩序受到破壞。

明清時期，官方對"三姑六婆"制定了種種約束。在《大明律》中，尼姑、道姑如果犯罪，要"加二等"處罰，並枷首一月。嘉靖六年時，又以"尼僧道姑有傷風化"為由，將天下女尼和道姑全部發回家嫁人，將她們的庵觀全部官賣。

除了利用官府對"三姑六婆"進行打擊和限制之外，儒家知識分子也喜歡在自己的筆記和小說等作品中勸諭民眾，不要同"三姑六婆"多來往，尤其是女性更要與"三姑六婆"劃清界線。明代大才子徐禎卿說"三姑六婆"是"閨中之賊"，楊慎說"三姑六婆"是"廉恥盡絕"，她們小則騙人錢財，大則誘姦、拐賣婦女，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清代大儒陳確將杜絕"三姑六婆"進入家門視為"閨門第一要義"，將其視為洪水猛獸。

明清時代的醫者對女醫和穩婆的態度也很不友好。在傳統社會，醫生的地位較高，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之說。醫者要具備一定的文化和專業知識，是讀書人的專利，很多醫者都是身兼"儒"、"醫"的雙重身份。他們對女醫和穩婆普遍充滿敵意，不斷告誡世人，不要把家人的性命付於醫婆之手，耽誤治療。很多醫生在著作中都提到女醫誤診的病例，希望通過這些醫案來減少人們對女醫的信任。這種敵視雖然有一定的競爭因素，但更多的還是醫生身上儒家背景的影響造成的。

但是無論男性如何努力，"三姑六婆"這一群體還是有著旺盛的生命力。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文化都取得到較快的發展，女性對於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斷加大，使得"三姑六婆"有了不可取代性。

"三姑六婆"是個龐大的群體，雖然其中有一些人品低下者，但絕大多數還是靠技術和手藝吃飯的正當女性，對她們的禁絕並不符合社會現實。"三姑六婆"這一群體的出現體現了一群勇敢衝破儒家思想的教化的女性，也體現了婦女 生活空間的不斷擴大。所以儒家知識分子無能通過何種途徑，並不能根本上制止民間婦女與"三姑六婆"的來往，也無法對"三姑六婆"產生根本性的約束，因為她們是社會上一群不可替代的成員，體現的是一部分婦女自身的主體性與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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