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衣若蘭著，中西書局2019年6月出版，162頁，56.00元
從精英到下層的明代女性研究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歐美學界的性別史史家就開始不斷探索中國女性在歷史中留下的隻言片語。曼素恩（Susan Mann）的《綴珍錄》《張門才女》、高彥頤（Dorothy Ko）的《閨塾師》等著作，均以明清時期上層精英階層家庭為核心，探索閨秀女詩人是如何通過詩作在生命歷程中表達自我。
衣若蘭教授於2003年獲得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明清性別史、明清社會文化史與明清史學史。她於2011年出版的《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集中探討了男性史家建構明代女性的個人傳記並將其列入明清史學史的脈絡的過程。《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是衣教授碩士時期的研究成果，在2002年由臺灣稻鄉出版社出版，時隔十七年，該書的簡體字版由中西書局發行。
和以往聚焦於上層精英階層女性的研究不同，本書另闢蹊徑，聚焦於明代的底層女性群體“三姑六婆”。通過研究男性士人文本中所記載的“三姑六婆”，作者向我們展示了明代社會豐富、複雜、流動性的一面，同時充實了我們對明代女性的理解。細細讀來，這本以社會性別視角切入、研究明代女性社會生活的著作仍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中國古代女性史長期以來處於被五四話語宰制的狀態，陳東原在他的專著《中國婦女生活史》吶喊疾呼, 認為“女子生來即被歧視，既嫁之後又有一朝被棄或失歡之懼”（13頁）。他的著作給讀者加深了一種扁平化的形象，即認為中國古代女性在封建禮教的枷鎖下緘默不語，閨閣以外的人無法聽到她們的聲音，深居家中的她們也無法揚聲於外。然而，女性在歷史中的切實處境比單一扁平的受害者形象更為複雜，也無法以一言以蔽之。
衣若蘭教授在本書中從明代社會下層女性入手，指出除了我們所熟悉的賢媛烈女以外，在明代還有“一小撮”女性，她們走街串巷、出入閨閫，在經濟、醫療、宗教等諸多層面扮演重要角色，時人以“三姑六婆”一詞指代這群女性。在男性士人的筆下，“三姑六婆”往往呈現出粗俗不堪的負面形象，她們敗壞道德，貪財巧舌，搬弄是非，然而，這些女性在實際生活中卻也突破了內外之防，使明代女性生活的圖景變得更為豐富多彩。誠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言：“本書透過‘三姑六婆’的活動，探索明代婦女的其他樣貌及其生活實況，以彌補明代婦女生活史研究之不足。”
誰是“三姑六婆”？
這本姍姍來遲的小書共分為六章，主要探討了“三姑六婆”這一集體名詞的歷史源起、該名詞所指向的“女性職業”“三姑六婆”這一女性群體與明代性別關係的聯繫、以及晚明世風變遷過程中三姑六婆的種種活動。本書是有關重構明代底層女性生活史的一次嘗試，明代底層婦女大多不識字，和她們相關的文字記錄更是十分零散和稀少，學者無法從她們本身所遺留下來的文字記錄挖掘其自我意識，這使得重構底層女性生活史的嘗試變得尤為困難。集中研究上層精英階層女性的文學家們可以探索大批閨秀作家的詩詞，而關注底層女性形象與聲音的史家們則需要從大批零散的材料中去找尋她們的蹤影。衣若蘭教授仔細爬梳方誌、文集、筆記、小說、家訓等多種男性士人書寫的材料，從文人的角度展示了男性精英士人筆下對三姑六婆的不同層次的聲音和看法，本書富有創見性的一點即在於揭示看似統一的男性文人對“三姑六婆”的詮釋差異，以及他們自相矛盾的心態。
“三姑六婆”這一詞彙從何而來，她們具體指代社會中的哪些女性？在本書中作者指出，“三姑六婆”一詞並不是明代的發明，作者追溯了“三姑六婆”這一名詞的歷史淵源，發現最早在元初士人趙素在他的《為政九要》中首先提出這一名詞（25頁），經由陶宗儀在《輟耕錄》中進一步闡發，由此“三姑”指代“尼姑、道姑、卦姑”，“六婆”則指代“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4頁）。這一類婦人由於突破內外之防，在宋代就已引得文人評論，到了明清，更是引發大批文人的討論。在文人筆下，這些婦人搬弄是非、貪財好利、禍亂人心。然而，“三姑六婆”真如文人筆下所寫如此不登大雅之堂嗎？社會現實和文人書寫到底存在哪些差異性？
“三姑六婆”與職業女性
儘管“三姑六婆”在文人筆下之形象不堪入目，但是她們與明代的社會生活卻密不可分。本書第三章展現了三姑六婆這一“職業女性”群體在宗教、醫療、商業等諸多層面積極扮演著各類角色，作者認為“三姑六婆”一詞反映出明代女性職業的類型，但她並沒有將現代語境下的職業與明代女性的職業混為一談。衣教授指出，明代的“女性職業”是指“女性利用本身技能換取經濟報酬的營生之計”（作者按）。這不免使人想到中國傳統社會對“婦工”的態度和定義，“婦工”往往與紡織品的生產聯繫在一起。在白馥蘭（Francesca Bray）有關女工的精彩論述中，在中國晚期帝國時期（從宋到清）的歷史變遷中，傳統的“男耕女織”式的性別分工變得逐漸模糊，女性作為生產者在紡織業中的作用被大大弱化，男性成為家庭紡織、紡織作坊中的主要生產者，另一方面，中華帝制晚期的男性士人精英們不遺餘力地在他們的文本中企圖重塑女性在家庭經濟生產中的重要地位，並且將女工和公義私德聯繫在一起（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7, 175-272.）。衣教授的論證為我們充實了明代女性經濟活動的畫面，擴展了我們對女工的理解。她指出，在明代，女性操持的營生豐富多樣，例如，佛、道二教中的尼姑和道姑，誦經唸佛、為人消災，她們甚至還擔任宗教領袖，為宗教起事；卦姑為人卜卦算命，師婆占卜吉凶；媒婆為人牽線、促成姻緣。這些底層婦女操持營生，折射出明代女性在閨門以外從事職業的多元化和可能性（130頁）。
衣教授將三姑六婆所反映的明代女性職業歸為“宗教”“醫療”“買賣”三個層面，然而她也指出，三姑六婆所擔任的社會功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重疊。例如師婆、卦姑行降神治病與醫婆行醫問診，都有治病消災的作用，甚而有尼姑、道姑也會受託為媒，可見“三姑六婆”群體內部的界限也相當模糊。
當我們嘗試去理解三姑六婆在明代社會的出現，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一女性群體的出現和明代的社會發展趨勢無法分開。在其所著《縱樂的困惑》裡，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明代後期的發展與明初朱元璋所設想的封閉理想的農耕社會不同，明後期的社會形成了密集發達的商業網絡，使得商品經濟得到充分發展，明代女性作為小商販活躍在街頭巷尾（卜正民《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三聯書店2004年出版，230-231頁）。衣若蘭教授充實了其論證，她向我們指出，在日益嚴苛的性別隔離條件下，明代社會交織的商業網絡中的縫隙和孔洞使這些“職業”女性穿門入戶成為可能。
同時，對醫婆／產婆的闡釋，費俠莉教授和衣若蘭教授都承認她們在有明一代的醫療實踐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她有關性別與醫療的著作《繁盛之陰》中，費俠莉教授引入階級的概念，在分析男性士人和男醫對女性醫療從業者看法的文本後，她指出女醫與醫婆之間存在階級的界限：女醫是繼承家庭醫學傳統，出身儒醫世家的女性，而醫婆則是來自底層社會，相對獨立和靈活。衣若蘭教授則平衡了她的論證，指出“女醫”和“醫婆”的內涵並非涇渭分明。在宗教領域的女性也有可能受人所託，替人治病，因此有明一代的社會中頻頻可見行醫的女性（88-89頁）。
“三姑六婆”為何屢遭偏見？
三姑六婆為何在明代屢遭偏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她們的出現和活動與明代男性士人構想的理想性別關係相背離。“男主外女主內”是中國古代社會理想性別關係的基本格局，它貫穿於明代對女性道德的規訓。男女分屬於不同的生活空間，為防名譽貞節受到侵害，閨閣婦人不宜離家外出。但是事實上，內外之防的物理邊界靈活而鬆動，也常常伴隨著女性身體的活動而向外擴展。當下學者的豐富著述已經揭示，明末清初上層士人家庭的女性有著出遊旅行的機會，在旅途行跡中她們留下了自己的聲音（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衣教授對明代底層女性的探索支持了這一論述。她指出，“三姑六婆”這一女性群體不屬於“家內”系統，因此她們並不受到“內外之防”條規的限制。同時，這些姑婆混跡於市井之中，穿門踏戶，誘導良家婦女外出活動，也使得傳統的性別秩序受到衝撞。例如尼姑便多與閨中女性往來，誘使她們出入尼庵，行苟且之事。《金瓶梅》第十二回也提到“看觀聽說：但凡大小人家，師尼僧道，乳母牙婆，切記休招惹他，背地什麼事不幹出來？古人有四句格言說得好：堂前切莫走三婆，後門常鎖莫通和。院內有井防小口，便是禍少福星多。”可見三姑六婆實在是打破內外藩籬的始作俑者。
衣教授同時也指出，三姑六婆極大拓寬了明代女性的生活空間（168頁）。她們外出進行商業活動，或為女性診病，參與到經濟、宗教等社會活動中，大大拓寬了自身的活動範圍。對大家閨秀而言，這些三姑六婆也是她們瞭解外部世界的渠道。例如，販賣胭脂水粉的牙婆、賣婆常常為閨閣中的女性帶來街頭巷尾的消息；而醫婆、穩婆等人又是女性罹患病痛、分娩生育時不可或缺的幫手；尼姑、道姑也常常去往閨閣婦女家中宣講經卷。衣教授的研究表明，三姑六婆立足於內外之間，成為閨閣婦女溝通外界的媒介。
以往學者對明代女性的研究更集中於明代社會貞節觀念的盛行，無論是忠於未婚夫而選擇終身不嫁或未婚殉死的貞女，還是丈夫死後以寡婦身份終其一生的節婦，她們在明代的方誌記載裡都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在有關明代貞女的研究中，盧葦菁教授指出，明代的貞女甚至選擇自裁來實踐捍衛“一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觀念（Weijing Lu,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衣教授筆下的“三姑六婆”則是無法歸馴於理想道德框架的一群人，她們在整個儒家社會體系下處於邊緣位置，其出門入戶的行為活動不符合儒家傳統的道德體系，因此士人往往對這一類女性指摘批評。在本書中衣教授介紹了一個有趣的案例：清代福建人陳怡山在回顧明代節烈婦女的旌表時就指出，閩縣節婦程姐其實是女巫，儘管她被列入旌表之列，但是陳怡山對其節烈德行仍然表示懷疑（158-159頁）。在士人眼中，這類遊離於儒家道德體系之外的婦人本質上便與良家婦女不同，因此多受懷疑。或許我們可以說，明代的“三姑六婆”與社會主流所頌揚的貞女節婦正是社會文化中女性形象的兩極。
士人對三姑六婆的看法，亦有個人詮釋上的差異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拿從事醫療的醫婆來說，男性醫家對其不以為然，認為她們不懂醫理，但是又不得不承認她們在婦女生產分娩過程中的重要位置。再如說合婚姻的媒婆，儘管文人總是指摘她們巧言令色，貪財好利，卻也不得不承認媒婆是婚姻中的必需角色。這些自相矛盾的看法和觀點反映了男性士人對日漸鬆動的性別秩序所感到的焦慮不安（203頁）。
明代女性的新印象
可能由於是作者的碩士研究成果，本書的一些論證仍有可再斟酌的地方。例如，作者提到明代婚戀觀念的遞嬗，漸由“理”走向“情”，在小說中牽線說合的媒婆、牙婆等並不是傳統婚姻的維護者，而是促成自由婚戀的紅娘 ，她們為私情的“合禮化”提供助力（178-180頁）。這一論證使讀者不免會思考這一類小說的作者身份和意圖。以才子佳人為範式的小說，它們確實有顛覆傳統道德框架的傾向，“媒婆”或“紅娘”也是為人錦上添花的喜劇角色，但是小說家對“私情”的疾呼吶喊，與他們在現實中下落的社會位置有密切關係，對“情”的宣揚和對“理”的反叛，其實反映了他們無法鞏固其社會地位的焦慮不安，然而這些小說中“才子佳人”由媒人促成的良好姻緣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實現，卻依然是一個疑問。
總的來說，衣若蘭教授的著作使我們對明代女性的印象進一步擴展。明代女性並非只是傳統道德藩籬下的受害者，“三姑六婆”在文人小說筆記下零落嘈雜的聲響反映了她們野蠻生長的活力。衣教授通過觀察三姑六婆在明代社會中的身影，展現了明代社會有趣而豐富的畫面。在晚明日益嚴明的性別隔離條件下，女性仍然享有遊走於內外的可能性和靈活性。這本書提醒我們，女性是如何緊密地與明代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生活聯繫在一起，又是如何重新塑造晚明以來的性別關係。
（許曼教授在本文修改過程中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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