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姑六婆"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

在人们的印象中，"三姑六婆"通常是指一些搬弄是非、不守妇道的妇女，有关她们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多以谴责或者厌恶的口气来描述她们，她们的形象普遍是负面的，或贪财好利，或巧舌如簧，是搬弄是非的代表同，有着一定脸谱化的特点。

但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都是掌握封建社会话语权的男性，是封建士大夫从他们所处的角度，用他们特有的眼光向人们描述出来的。他们之所以要给这些女性加上污名，是因为古代妇女通常都是靠依附男性来获得身份，而"三姑六婆"中的部分女性，脱离了父系社会的体制，摆脱了儒家纲常思想的羁绊，与儒家的核心理念相悖，封建士大夫们也不知怎样才能将她们纳入会秩序之中，所以对这个群体会产生偏见和憎恨。

"三姑六婆"的活动

"三姑六婆"是一个很广泛的群体，内部组成也是十分复杂的。她们中既有出家的尼姑和道姑，也有在红尘中混世的媒婆、牙婆；既有宗教方面人士，也有妇科的专业女性。她们中不乏一些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士，比如精通妇科的"药婆"与"稳婆"，擅长情感交流的"媒婆"，都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姑"都是出家女性，说的是佛教的尼姑、道教的道姑、专门给人占卦的卦姑。"六婆"中，牙婆是指专门贩卖人口的人口贩子，专为富贵人家买卖奴婢、妾侍；而媒婆指 专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虔婆是妓院内的老鸨母；药婆是卖药兼看病的女性；稳婆则是专门接生的接生婆。

"三姑六婆"的活动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三姑"中的尼姑和道姑，不仅诵经念佛、为人超度消灾，还有不少能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甚至可能会被贵族阶层延请，成为其家中女性的家庭教师。

传统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女性的一些疾病难以在男性面前启齿，有些女性患者因此拒绝男医生的治疗。这时从事医疗的药婆、师婆以及稳婆，就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明代许多著作如《金瓶梅》、《牡丹亭》、《娇红记》中，都有女性医者为女性治病的描写，说明她们在明代并不遭人排斥，她们的活动与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体现了女性自身的创造力。

谈允贤就是明代一位女名医，与晋代的鲍姑、西汉的义妁、宋代的张小娘子、并称古代四大女医。她出生医学世家，其祖父谈复、祖母茹氏俱为当时名医，从小得以攻读各种医学典籍、著有《女医杂言》一书传于世。她与医治的女性对象建立在亲密接触上的平等对话，是对她们情感和生活的仔细观察，是来自于女性对女性身体的同情，她也因此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景仰。

女医

"稳婆"是专为女性生育服务的一类人，是古代的"助产士"，在女性生育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她们一般在自家门口悬有招牌，上书"祖传某奶收生在此"的字样。明代孕妇生产时，家中置办好桶盆等器具，预备参药、红糖、生姜、草纸等物。稳婆以粗纸铺床，以枕安于腿中，直到孕妇羊水涌潮，腰腹齐痛时，对孕妇施以援手，让婴儿顺利诞生。若遇难产，稳婆多也临危不乱，让孕妇仰卧，将胎儿身体理顺，使胎儿头对产门，然后以汤药催之，即可顺生。稳婆凭着长期的经验和一双手，应对生产中的各种突发情况，非精良妙手、菩萨心肠，难以承此重任。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婚必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唐朝开始，政府便规定合法婚姻必须要有媒人的参与。明清时期的媒人分"官媒"和"私媒"两类，官媒不再具体负责民间百姓的嫁娶，只负责官府人家的婚事，以及管理犯罪女性。平民之家的婚姻，一般都是通过私谋说合而完成的。"私媒"平时也会卖些女性用品，通过卖这些用品，她们可以更好的走家串户，了解各家情况，哪家想嫁女娶媳的她们都了如指掌。《醒世恒言》中的王婆，就是这种媒婆的代表。她会接生，会做针线，又卖花粉，这些技能都能帮助她更好的作媒。

王婆

也有一些媒婆利用身份之便，从事人口贩卖勾当，与"牙婆"一样令人厌恶。她们在帮人做媒的同时，也为人口买卖做中介，身兼二职，《水浒传》中的王婆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三姑六婆"自身的局限性

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姑六婆"的活动也不可避免的带上营利性的目的。这是她们被封建士大夫文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在封建士大夫的眼中，尼姑、道姑等出家人应当远离红尘，不爱钱财，否则就是六根不净，难以成正果。但是明清之际的许多尼姑和道姑的行为，带着很明显的"求财"目的。她们或帮女施主家做法事念经，或以多种借口求取布施，令传统的士大夫们十分反感。

"三姑六婆"中的媒婆、药婆、牙婆等等，也都大多抱着营利的目的。她们的收入主要是各种"喜钱"、"赏钱"，可以是金银铜钱等货币，也可以是各种实物。很多稳婆在为人接生时，将胎儿的胎盘盗出贩卖，号为"紫河车"，说能益气养血，价格十分昂贵。也有些"三姑六婆"在与妇女的交往中，用假金银首饰骗取女性钱财，这都为这个群体被污名奠定了基础。

传统社会中，女性活动的空间很小，基本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特别是明清时代，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女性被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防止她们招惹是非。但是"三姑六婆"这个群体的活动空间相对就很开放，她们的社会交往流动性也很强。她们可以出入他人的家庭，甚至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域，对男权主导的社会规则造成了挑战。

更有甚者，一些"三姑六婆"在服务权门之时，有机会利用这种服务去提升自己的阶层。明朝的皇宫经常会在社会上挑选一些有特长的女性为自己服务，"三姑六婆"们一旦被选中，不仅可以出入皇宫，也会让自己身价百倍。她们的收入远超其他女性，甚至能与一般男性相比也不逊色。这种经济上的强势地位，使得她们在家庭中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在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她们的家庭也一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女性成为家中的支柱。比如明朝熹宗朱由检的乳母客氏发达后，三亲六戚都跟着飞上枝头当凤凰，并受到朝廷的加封，一跃而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这些都对封建社会传统的伦理构成了挑战，自然会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批判。

三、封建文人眼中的"三姑六婆"

在封建文人编著的《金瓶梅》中，"三姑六婆"出现得最多，有王婆、薛嫂、文嫂、冯妈妈、刘婆子、王姑子、薛姑子、蔡老娘等十余人。这部书的作者以整齐划一的笔调，赋予她们的共同品质是:"巧为词说、搬弄是非、贪财好利、盗骗财物"、惑乱人心、媒介奸淫"等等各项罪状，就是封建儒家知识分子对这个群体的认知。

《金瓶梅》中的"三姑六婆"最大的罪状是挑唆良家妇女逾越妇道、奸淫冶荡。让人意外的是，小说对真正的恶棍西门庆的批判，比那些"三姑六婆"少得多。这种带着有色眼镜的批判，显露的是保守的男性中心观: 在极端的男权意识下，女性异化为男性的财产和工具；而男性对女性的占有规模，成为其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的显著标志。作者对"三姑六婆"高调表达憎恶鄙夷，是为了故意显示封建知识分子的清高立场，证明世上 "诲淫诲盗"的事都是"三姑六婆"做出来的。

薛嫂身兼卖婆、媒婆、牙婆，常年为女眷们提供脂粉花翠，并兼说媒联姻、买卖婢女；冯妈妈在西门家承揽些家务粗活，也兼营丫环买卖。从物质到精神，"三姑六婆"实际上满足了西门家众女眷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需求。

由于"三姑六婆"职业的特殊性，为她们与女眷的交往带来了便利，她们几乎包揽了西门家女眷的所有外交事务。她们以强大的应酬交际能力，参与促成了西门庆家里的重大变故，起着穿针引线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对“三姑六婆”的限制及失败原因

从《金瓶梅》中，我们可以普遍看到明清知识分子对"三姑六婆"鄙夷的态度，这也是他们与"三姑六婆"矛盾的根源。因此在他们笔下，"三姑六婆"这个群体形象越来越负面，她们是不遵守封建社会"幽闲贞一"妇德的一群女人，是不符合传统儒家思想的一群女人，所以要对她们进行限制和管理，避免社会秩序受到破坏。

明清时期，官方对"三姑六婆"制定了种种约束。在《大明律》中，尼姑、道姑如果犯罪，要"加二等"处罚，并枷首一月。嘉靖六年时，又以"尼僧道姑有伤风化"为由，将天下女尼和道姑全部发回家嫁人，将她们的庵观全部官卖。

除了利用官府对"三姑六婆"进行打击和限制之外，儒家知识分子也喜欢在自己的笔记和小说等作品中劝谕民众，不要同"三姑六婆"多来往，尤其是女性更要与"三姑六婆"划清界线。明代大才子徐祯卿说"三姑六婆"是"闺中之贼"，杨慎说"三姑六婆"是"廉耻尽绝"，她们小则骗人钱财，大则诱奸、拐卖妇女，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清代大儒陈确将杜绝"三姑六婆"进入家门视为"闺门第一要义"，将其视为洪水猛兽。

明清时代的医者对女医和稳婆的态度也很不友好。在传统社会，医生的地位较高，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医者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是读书人的专利，很多医者都是身兼"儒"、"医"的双重身份。他们对女医和稳婆普遍充满敌意，不断告诫世人，不要把家人的性命付于医婆之手，耽误治疗。很多医生在著作中都提到女医误诊的病例，希望通过这些医案来减少人们对女医的信任。这种敌视虽然有一定的竞争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医生身上儒家背景的影响造成的。

但是无论男性如何努力，"三姑六婆"这一群体还是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都取得到较快的发展，女性对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加大，使得"三姑六婆"有了不可取代性。

"三姑六婆"是个庞大的群体，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品低下者，但绝大多数还是靠技术和手艺吃饭的正当女性，对她们的禁绝并不符合社会现实。"三姑六婆"这一群体的出现体现了一群勇敢冲破儒家思想的教化的女性，也体现了妇女 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所以儒家知识分子无能通过何种途径，并不能根本上制止民间妇女与"三姑六婆"的来往，也无法对"三姑六婆"产生根本性的约束，因为她们是社会上一群不可替代的成员，体现的是一部分妇女自身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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