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臣之道就是管理之道，这种管理之道不是指的体系建设或者制度流程，而是人际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上下级关系，上下之道。中西方对于管理的侧重不一样，在西方的管理学中，管理有四个要素：计划（planning）、领导（leading）、组织（organizing）、控制（controlling），因此，现代的管理学被当做一门科学来研究，应用科学的方法，强调模型和数据，而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主要体现在君臣之道，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强调的是人性，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剖析来处理管理问题，因此，中国传统的管理智慧聚焦在“任人”与“选才”上。中西方管理各有所长，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才是最好的管理科学。
在《资治通鉴·唐纪》中，陆贽在劝谏唐德宗时，提出了“二情”、“九弊”、“四盛德”，总结了君臣的相处之道，可以为当今上下级管理之道所借鉴。
陆贽首先提出了君臣之间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二情”。他提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时，说道：人臣以身许国，莫不愿忠于上，人君以身临民，莫不求至于治，其相须亦甚殷矣。然而下每苦上之不得其理，上每苦下之不尽其忠，这是何故？盖因上下之分，大相隔绝，两情不得相通故也。夫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通于下，其相遇宜甚易矣。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又是何故？盖因上下之间，各有所失，其弊有九，不能尽去故也。所以，陆贽认为上下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二情不通达，沟通的通路出现了阻隔。他认为二情不通达的原因就是“九弊”。
陆贽接着说道：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聘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愞（通“懦”），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张居正讲评到：君臣之情不通，固由于九弊之不去，然所谓九弊者，上之人有其六，下之人有其三。何谓上之六弊？一是好胜而不肯下于人；二是耻闻过而忌于直谏；三是聘辩给而折人以言；四是眩聪明而虞人以诈；五是厉威严而不能降情以接物；六是恣强愎而不能引咎以受规。这六件是君上的弊。何谓下之三弊？一是谄谀以阿君之好；二是顾望以希君之宠；三是畏愞以避君之威。这三件是臣下的弊。君有此六弊，则日尊于上而不肯顾于下。臣有此三弊，则日卑于下而不敢通于上。堂陛之间，交相疑忌，两情何由而通，天下何由而理。然则欲求治者，必通两情；欲通两情，必去九弊而后可也。以陆贽的观点看来，二情不通达，大部分是上位者的责任，只有小部分是下位者的责任。因为有九弊的存在，所以，才会导致二情不通达。
最后，陆贽提出了上位者之“四盛德”：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张居正解释到：人君纳谏不违，非以彰过，适足增美。故谏者之多，由我乐谏以来之也，岂不表我之能好；谏者之直，由我奖谏以励之也，岂不示我之能贤；谏者之不实，至于狂诬，由我能容之也，岂不明我之能恕；谏者之不密，至于漏泄，由我能用之也，岂不彰我之能从。四者有一于此，皆为盛德之事。陆贽认为，下位者的表现能反映上位者的领导之才。因此，在考察管理者的才能时，团队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指标，而且，这些指标并不见得可以从量化的业绩中看出来，还在于上下之间的日常相处模式。
陆贽的“二情”、“九弊”、“四盛德”之说，实为“上下之道”的精髓。《易》曰：上下交而志同。《书》曰：古从谏则圣。中国传统智慧真可谓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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