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怀揣赤子之心，1928年9月从国外回到祖国。1930年到1945年，梁林夫妇共同走过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00多处古建筑物，奠定了他们对古代建筑研究与保护的坚实基础。
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又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从1933年到1937年，营造学社一行人四次来到山西。原因有三点：1、梁思成为完成自己的著作《中国建筑史》；2、他想破译父亲赠予他的“营造法式”；3、去寻找心目当中“纯正的唐代木构建筑”。
第一次到山西，1933年9月，梁思成一行人从北京出发直奔大同，对大同古建筑——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古城墙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又从大同出发前往应县，去考察梁先生魂牵梦绕的佛宫寺释迦塔。那个年代，交通非常不便，天不亮他们就骑着毛驴出发，到傍晚才看到了群山环抱中的宝塔。应县木塔始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是中国现存最高、最古的唯一一座木构塔式建筑。梁思成在考察测绘中，不惧生命之危，亲自攀爬到几十米高的塔顶，一手抓着绳索，一手按下快门键，留下了图中塔刹的照片。他在给徽因的家书中赞叹：“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感触便是你不在此处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第二次山西之行，1934年8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受到美国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邀请，到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消夏度假。利用这次度假的机会，他们完成了对太原文水一带古建筑的考察，包含广胜寺飞虹塔在内，共发现40多处古建筑。
第三次山西之行，1936年冬，营造学社一行去陕西考察途中，夹道山西，再次对晋汾地区的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此次考察的结果未经发表，资料毁于天津银行的水灾。
第四次山西之行，1937年6月，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危急关头，刚从西安返京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等一起，第四次踏上山西的土地。这一次他们直奔五台山，去找寻心目中的唐代木构建筑。
1933年第一次到山西考察时，林徽因曾感叹：“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 日本人更是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心中坚定一个信念，在中国的山野僻乡外，定有唐构存世。于是，1937年，他们从陕西出发，直奔五台山，在五台之外，发现了佛光寺。花费了三天时间，终于证实了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
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充分肯定了佛光寺在中国建筑史上的价值。它的价值，不仅因它年代久远，而且“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宝也”。然而，佛光的普照也没有阻挡战争的脚步，抗日战争爆发在即，他们立即停止了脚步，返回北平。
梁思成的个人成就，是中国建筑界的成就，也是国家的成就。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古建筑研究与城市保护规划，他更是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从美国学成归来，梁林夫妇1928年进入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教师。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同年，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营建系。
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设计了共和国国徽。他与林徽因亲自绘图，用他们的全部智慧，设计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和民族艺术风格的、庄严富丽的国徽，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通过，梁思成与林徽因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这次会议。
1952年，梁思成担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和建筑设计组组长，他在病中提出了自己的纪念碑方案，经修改完善，成为现在的纪念碑形式。林徽因也参加了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在她生命最后时刻亲自设计了整个碑身的全套纹饰。
他们在祖国的山河以忘我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建立起一座丰碑。
文字、配音：谷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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