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懷揣赤子之心，1928年9月從國外回到祖國。1930年到1945年，梁林夫婦共同走過了中國的15個省、200多個縣，考察測繪了2700多處古建築物，奠定了他們對古代建築研究與保護的堅實基礎。
都說“地下文物看陝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又被譽為“古建築博物館”。從1933年到1937年，營造學社一行人四次來到山西。原因有三點：1、梁思成為完成自己的著作《中國建築史》；2、他想破譯父親贈予他的“營造法式”；3、去尋找心目當中“純正的唐代木構建築”。
第一次到山西，1933年9月，梁思成一行人從北京出發直奔大同，對大同古建築——雲岡石窟、華嚴寺、善化寺、古城牆等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又從大同出發前往應縣，去考察梁先生魂牽夢繞的佛宮寺釋迦塔。那個年代，交通非常不便，天不亮他們就騎著毛驢出發，到傍晚才看到了群山環抱中的寶塔。應縣木塔始建於遼清寧二年（公元1056年），是中國現存最高、最古的唯一一座木構塔式建築。梁思成在考察測繪中，不懼生命之危，親自攀爬到幾十米高的塔頂，一手抓著繩索，一手按下快門鍵，留下了圖中塔剎的照片。他在給徽因的家書中讚歎：“塔身之大，實在驚人。每面三開間，八面完全同樣，我的第一感觸便是你不在此處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幾體投地的傾倒！”
第二次山西之行，1934年8月，梁思成與林徽因受到美國好友費正清、費慰梅夫婦邀請，到山西汾陽城外的峪道河消夏度假。利用這次度假的機會，他們完成了對太原文水一帶古建築的考察，包含廣勝寺飛虹塔在內，共發現40多處古建築。
第三次山西之行，1936年冬，營造學社一行去陝西考察途中，夾道山西，再次對晉汾地區的古建築進行實地考察。此次考察的結果未經發表，資料毀於天津銀行的水災。
第四次山西之行，1937年6月，在全面抗戰即將爆發的危急關頭，剛從西安返京的梁思成與林徽因、莫宗江、紀玉堂等一起，第四次踏上山西的土地。這一次他們直奔五臺山，去找尋心目中的唐代木構建築。
1933年第一次到山西考察時，林徽因曾感嘆：“現在唐代木構在國內還沒有找到一個！” 日本人更是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構建築，要看唐制木構建築，人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心中堅定一個信念，在中國的山野僻鄉外，定有唐構存世。於是，1937年，他們從陝西出發，直奔五臺山，在五臺之外，發現了佛光寺。花費了三天時間，終於證實了大殿建於唐大中十一年。
梁思成在《記五臺山佛光寺建築》中充分肯定了佛光寺在中國建築史上的價值。它的價值，不僅因它年代久遠，而且“除殿本身為唐代木構外，殿內尚有唐塑佛菩薩像數十尊，梁下有唐代題名墨跡，拱眼壁有唐代壁畫。此四者一已稱絕，而四藝集於一殿，誠我國第一寶也”。然而，佛光的普照也沒有阻擋戰爭的腳步，抗日戰爭爆發在即，他們立即停止了腳步，返回北平。
梁思成的個人成就，是中國建築界的成就，也是國家的成就。他的一生都獻給了古建築研究與城市保護規劃，他更是近代建築教育事業的奠基者之一。從美國學成歸來，梁林夫婦1928年進入東北大學擔任建築系教師。1946年，梁思成赴美國講學，受聘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並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建築師。同年，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了營建系。
1950年，梁思成帶領清華大學營建系師生設計了共和國國徽。他與林徽因親自繪圖，用他們的全部智慧，設計出具有中國傳統特色和民族藝術風格的、莊嚴富麗的國徽，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通過，梁思成與林徽因作為特邀代表列席了這次會議。
1952年，梁思成擔任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和建築設計組組長，他在病中提出了自己的紀念碑方案，經修改完善，成為現在的紀念碑形式。林徽因也參加了紀念碑的設計工作，在她生命最後時刻親自設計了整個碑身的全套紋飾。
他們在祖國的山河以忘我的治學精神和人格魅力建立起一座豐碑。
文字、配音：谷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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